第四十七集 百校之父田家炳 裸捐大爱泽中华 《慈善谱》小说 作者 陆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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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田家炳 七绝

散尽千金育俊林，

裸捐大爱照青岑。

一生勤俭昭天地，

炳耀中华万古吟。

我出生在粤东梅州大埔县的一个小山村，那年冬天特别冷，山间的雾气缠着围龙屋的屋檐不散。

父亲五十岁那年得我，高兴得连抽了三天水烟，还请了村里的私塾先生来起名。他给我取名“家炳”，说是要我光耀门楣，也要为家乡添一分光亮。

那时的银滩村，梯田层层叠叠，河水清得能照见人影。我家老宅青砖黑瓦，门楣上刻着“崇文重教，勤俭笃行”八个字。

父亲是乡绅，却从不摆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叫我起床，教我念《朱柏庐治家格言》。他常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理。”

八岁那年，我不肯吃苦瓜，嫌它苦。父亲没骂我，只带我去菜园，看母亲顶着太阳浇水。他蹲下来说：“一粥一饭，都是人辛苦来的。吃苦瓜，是学会知苦，才懂得惜福。”

那天之后，我不但吃了苦瓜，还渐渐爱上了它的味道——就像后来我爱上的那些艰难岁月，苦，却有回甘。

十六岁那年，父亲走了。我手里攥着他最后一封信，字迹还温着，可人已经不在了。

家里的“广泰兴”商号没人管，母亲眼圈发黑，夜里常听见她偷偷抹泪。她拉着我的手说：“家炳，田家的担子，只能你挑了。”

我放下书本，穿上布鞋，开始跑瓷土矿。白天收原料，晚上算账，常常熬到鸡叫。

我记着父亲的话：做生意，诚信比赚钱重要。从不短斤少两，也不以次充好。乡亲们都说：“玉瑚公的儿子，比大人还靠谱。”

十七岁那年，我站在银滩河边，看着水往韩江流，忽然想：大埔的瓷土这么好，为什么只卖给本地？我要走出去。

十八岁，我揣着母亲缝在衣襟里的几块银元，上了去西贡的船。江风很冷，我站在船尾，看着家乡的山一点点变小，心里发誓：一定要闯出点名堂，不辜负这身血脉。

西贡人生地不熟，我一句越南话都不会，只能挨家挨户敲门推销。我不贪便宜，货真价实，还答应“先货后款，破损包赔”。

一年下来，竟做成了越南六成的瓷土生意。我开了“茶阳瓷土公司”，生意红火。

可1939年，汕头沦陷，航道断了，我的生意一夜崩塌。我没哭，收拾东西，转去印尼。

在雅加达，我从零开始学橡胶。租个小厂房，自己睡在车间里，白天盯生产，晚上翻书。工人家里有难，我先掏钱；客商要预付货款，我拒绝：“货没出，钱不收，这是田家的规矩。”

1942年，日军来了，查封华人商铺。我的厂被占了，半生积蓄没了。朋友劝我跑，我把剩下的物资分给同乡，自己只带个包袱去了万隆。我说：“钱是身外物，人情才是根本。”

抗战胜利后，我重回雅加达，重做橡胶，又赶上了塑胶薄膜的风口，成了印尼华侨里的“实业家”。可我心里一直记着：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大埔。

1958年，印尼排华，我担心孩子忘了中文，决定搬去香港。临走时，我对妻子说：“我们带钱走，但更要带心走。”

到了屯门，那还是一片滩涂。别人劝我买地炒楼，我说：“实业才能兴邦。”我填海造厂，建田氏塑胶厂，做的人造革。台风来了，堤坝塌了，我和工人一起冒雨修；机器不会用，我去日本学，回来手把手教。

三年后，第一批人造革出厂，质优价廉，市场抢着要。我成了“香港人造革大王”，可我还是穿布鞋，坐公交，住老房子。

1978年，听说家乡湖寮大桥要塌了，我立刻捐了一百万港元。桥修好了，我站在上面，看乡亲们挑担过河，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我想起小时候读的那些兴学故事，心里突然亮了一下：修桥是救人一时，办学才是救人心一世。

1982年，我六十三岁，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我说：“我小时候没读成书，不想别人也这样。”从那以后，我的路就变了——不再只看工厂的账本，而是看哪所学校需要楼，哪个孩子需要书。

1997年，金融风暴来了，公司收入大减。可我答应捐的二十多所中学，不能停。孩子们等不起。

我想了很久，决定卖掉九龙塘的别墅。那房子我住了三十八年，院子里的紫藤是我亲手种的，客厅挂着母亲的画像。可我知道，房子是砖瓦，学校是未来。

买家听说我卖房是为了助学，多给了三百万。搬家那天，我和妻子慢慢走出院子，我没回头看，只摸了摸那棵紫藤。卡车里，只有几箱旧书、几件布衣，还有一个用了多年的矿泉水瓶——我舍不得换。

我们搬进一百三十平的公寓，每月花三千块生活费。皮鞋穿十年，西服穿三十年，袜子破了补。有人笑我“捐成了穷人”，我笑着说：“够用就行，钱花在孩子身上，才值。”

后来，我跑遍全国三十一个省市。八十多岁，还踩着泥巴山路去看校址。在湖北宜昌，我为十三中题了“敦品励学”，说：“读书先做人。”在四川师大，我捐了教学楼，却不剪彩，只悄悄走进教室，看学生读书，眼眶就湿了。

我从不要求学校挂我的名字，只提一个条件：勤俭办学，优先收寒门子弟。在甘肃临夏，我看到山区女孩背着书包走出大山，我说：“教育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也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

九十三所大学，一百六十六所中学，四十一所小学……三百多所学校，一千八百间图书室，全都有了“田家炳”的名字。人们叫我“百校之父”，我摇摇头：“我只是个想让孩子有书读的普通人。”

我坐拥亿万，却活得像个普通人。每天走路去基金会，午饭一碗叉烧饭，吃得干干净净。没有车，坐地铁；住公寓，穿布衣。有人认出我，我说：“我只是个小生意人，做了点该做的事。”

我把四座市值二十亿的大厦全捐了，自己退居荣誉主席，不拿一分钱。我说：“留财给子孙，不如积德给后代。”孩子们都懂我，勤俭踏实，没人乱花钱。

2013年，我九十四岁，受洗成了基督徒。我说：“慈善不分信仰，都是爱人。”我卧室挂着一幅字：“利人必能利己，己立才能立人。”这是我一辈子的信条。

有人问我后悔吗？我摸摸胡子，笑着说：“我吃过苦，知道读书多重要；我漂过洋，知道家国多可贵。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我做的，只是本分。”

2018年7月10日，我走了，九十八岁。

那天香江风很轻，阳光温柔。听说，好多学校降了半旗，孩子们捧着白花喊“田爷爷走好”。大埔老家，乡亲们摆上苦瓜祭我，那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我走了，可那些学校还在，孩子们还在读书。每一张笑脸，都是我种下的种子。

我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坚持了一件事：让穷孩子有书读。

百校之父，不敢当；裸捐大爱，只因心安。

山河无恙，桃李芬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