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隆德县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

静夜思

宁夏隆德县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

杨七斤

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功能上存在密切关联，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

方志文化以一定的编纂体例，全面记录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称：“方志乃一方全史”①。方志文化具有历史性、地理性、文化性、人物性的特点。方志编修历史悠久，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志文化起源于秦汉时期，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独特的文化遗产。

书院文化指书院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念及活动成果，包括书院精神、建筑、知识力量及其产品,以及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书院是读书人围绕书籍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具有推崇“成人”理念，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倡导“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的特点。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经过宋明理学的推动，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以来的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本文以宁夏隆德县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为例，做具体分析：

一、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渊源相同

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方志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春官》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②东汉正式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志书——袁康、吴平撰写的《越绝书》。该书共二十五卷，现存十五卷，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并详细记述了吴越两国的山川、地理、物产等，因此被一些学者尊为“中国地方志之鼻祖”。自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地记、图经、地志、图志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迨至南宋，始发展成为定型方志。元代以后，志书在以志为名的主要形式下，稳定发展，明清大盛，迄民国亦未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修志传统，开展首轮、第二轮、第三轮志书编修。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焕发出勃勃生机，从内容到体例已大大创新。

宁夏隆德县方志编修，肇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赵时春编纂的《平凉府志·卷十三隆德县》，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较完整、独立的隆德史料。传世的旧方志《隆德县志》，从体例到内容都承袭了嘉靖《平凉府志·卷十三隆德县》。明神宗万历年间，即1573年至1619年间，毕如松、李若素编纂的《隆德县志》均已失佚，清常星景在《隆德县志·序》中说：“隆故有志，属前此毕、李二令君厘定。”③按康熙《隆德县志·官师·知县》载：毕如松，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迁宁夏隆德县令，到任“裁驿挫珰，除残赈饥”，吏治清明，政绩卓著，并修隆德县志。知县李若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任，改建学宫，重修县志。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 卷四》也有记载：“二志今皆不传”。④ 清黄璟在道光《隆德县续志· 序》中也说：“隆志创自有明神宗年间，历时辽远，迭遭兵燹，版籍渐归灰烬。”⑤可见二志今皆不传。清常星景修，张炜纂的《隆德县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隆德县旧志。有康熙二年（1663年）的刻本，清抄本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传抄本，1965年甘肃图书馆的油印本等。目前隆德县档案馆现存的康熙二年（1663）《隆德县志》有1970年2月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的康熙二年抄本影印合卷本和手抄油印合卷本两种版本。

清道光六年（1826年）黄璟纂辑的《隆德县续志》刻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已经不见流传，也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收藏。上个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经过努力，取得了这本志书的缩微复制品。所幸的是在2016年9月29日，笔者与远在美国的美籍华人李来余先生取得联系，李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购得的《隆德县续志》电子复印件发了过来，使大家看到了孤本《隆德县续志》的真面目。隆德县档案馆现存孤本《隆德县续志》的电子版复印件和张欣毅、张京生校注的道光《隆德县续志》。

民国时桑丹桂修，陈国栋纂的《重修隆德县志》，于民国十八年 (1929)修纂，后因故搁置，复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重新辑补修改，民国二十四年(1935)平凉石印出版四卷本，隆德县档案馆现存的《重修隆德县志》有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印行的民国二十四年石印影印合卷本和手抄油印四卷本两种版本。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隆德县第一轮地方志《隆德县志》编修继承清代和民国旧志精华，聚各方卓见，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总体要求，十次修订纲目，从社会各界抽调专人负责撰写，四易其稿，九次审议，从1986年至1996年，历时十年成稿；第二轮地方志《隆德县志》编修是第一轮的续本，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修工作的规定》和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要求，在继承第一轮修志的基础上，改变了上志格局，突出主要的，归并常设的，舍弃不变的，增加新添的，复载必要的，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使之成为综合性、概括性、权威性、记述性的地情载体，又很好的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开了私人办学之风。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明之后是书院鼎盛时期，也是中国教育文化最发达时期。书院文化包含精神内核与物质载体两大部分。从精神层面看，既涵盖“明道济世”的办学宗旨，也包括“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从物质层面看，则涉及藏书楼、讲堂等建筑群落的规划布局，以及学田经济支撑体系。这种文化形态通过《白鹿洞书院揭示》等经典学规，构建起了完整的育人体系。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人教师，开私人办学之风。

宁夏隆德县的书院文化肇始于明代，早在明洪武二年（1369）就修建儒学；到了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河南兰阳人李若素任隆德知县时，在隆德城外东北角改建学宫；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山西翼城人常星景任隆德知县，于顺治十六年（1659）带头慷慨捐资，并倡导乡绅及县衙同僚共同捐资，在县城东南角修葺文庙学宫。道光三年（1823），山西平定人黄璟任隆德知县，捐俸设义学，并捐资重修临泉书院。同治年间，社会动乱，临泉书院被毁。清光绪年间，县城杜克勤之妻李氏遵照丈夫遗愿捐家宅入书院，民国七年（1918）知县喻烈改设模范学校，后经教育局长辛世俊设建讲堂一座，修盖头门一间。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隆德县城关一小。 

光绪十五年（1889），湖南长沙人卢世堃任隆德知县，于光绪十九年（1893），在隆德县城东门外选址修建峰台书院，峰台书院修建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县衙官员和乡贤捐了一部分，二是全县二十一堡及乡绅捐了一部分，三是县城杜克勤之妻李氏遵照丈夫遗愿捐了一部分资金和数间房屋。峰台书院建成实施教学后，有三件事影响很大，一是杜克勤因为隆德自同治年之后一直没有书院，他有捐资建书院的愿望，但后来去世，恰好卢世堃要建书院，他的妻子李氏就遵照丈夫遗愿捐资捐房屋。县衙将杜克勤之妻李氏的善举上报甘肃省府，陕甘总督陶模亲笔题写“提壶赡士”匾额，褒奖杜李氏；二是知县卢世堃主政修建峰台书院功不可没，他调离隆德后，百姓自发在书院为他修建一座生祠，名为“卢公祠”，并规定凡是后来历任隆德长官，品德高尚、政绩突出，就送他“长生禄位”牌，放入卢公祠，用来纪念他们的功绩。三是当地绅士为书院送了“风高采石”匾额，挂在书院讲堂上，以激励书院学子。清宣统时改为学堂，民国继之。民国三年（1914）学校改制，民国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初等小学；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在峰台书院创办县立隆德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增设高中班，直至现在为隆德县中学。21世纪新修建的隆德书院，成为旅游景点打卡地。

二、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功能互补

方志文化具有记录功能，方志以系统记录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社会事业、人物事迹等内容为核心功能。书院作为地方教育机构、是教育、学术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方志编纂的重要对象之一。清康熙年间常星景纂修的《隆德县志》记录了明代始建儒学、文庙、学宫情况；知县王信、张序、陶光宠、毕如松重修儒学情况；知县李若素、刘正志改建学宫情况。收录了《平凉推官叶正蓁修学记》《邑令常星景重修文庙记》。道光年间黄璟纂修的《隆德县续志》记录了知县黄璟捐俸禄设立义学和临泉书院膏火。收录了训导刘震的《重修隆德学宫记》、知县黄璟的《义学记》和《捐设书院膏火记》。民国桑丹桂修陈国栋纂的《重修隆德县志》记录了文庙、文昌宫的始建年代、重修时间、存废情况等；详细记录了书院、义学的演变过程；记录了清代知县吴周贞、范履乾、吕荣重修学宫情况；详细记录了知县卢世堃修建峰台书院、富商杜李氏、当地官员、二十一堡及乡绅捐资修建书院情况。并收录了陈国栋的《隆邑第一小校记》。记录了知县程德音忙完公务，抽时间到峰台书院为学生讲课；知县卢求古在当时书院经费短缺情况下，为了节省开支，他兼职书院主讲，忙完公务，赶往书院讲学。书院没有阅览书籍，他捐银200两，为书院购置书籍的情况。知县程宗伊，在学堂增设农学、林学两门学科，这可以说是隆德职业教育的萌芽。

《隆德县志》中详细记载的有关隆德临泉书院、峰台书院的创建背景、沿革变迁、教学成果、名人讲学等信息，成为后世研究隆德书院文化的重要史料。

书院文化具有实践载体功能，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的核心场所，承担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宁夏隆德县临泉书院、峰台书院书院的主持者本身就是当地文化精英，他们不仅参与书院教育，还直接或间接参与《隆德县志》的编纂。

明清及民国时期，中原发达地区和南方发达地区来隆德任职的知县，他们身先垂范，或修建书院、或到书院讲学、或捐俸禄购买书籍于书院，他们把发达地区重视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理念传授给当地百姓，让隆德人形成崇文尚教的传统美德。当时负责修建峰台书院的贡生张蔚丰、张慎修、薛拔英三人，书院建成后，张蔚丰、薛拔英两人留在书院担任主讲和管理事务长达二十余年，为峰台书院做出了很大贡献，让隆德学子受益匪浅。

书院文化的这些教育理念、学术成果、教学活动等都将融入地方志编纂过程中，从而推动方志文化体系构建，丰富方志文化内容。

三、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内涵共通

书院文化与方志文化均以儒家思想为根基，以儒学为核心价值观。书院通过讲学传播儒家伦理，培养士人，其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正心明德思想，是一种使命的自觉担当；方志则通过记载地方人物（如儒士、乡贤）、礼仪制度、忠孝节义等，强化儒家价值观在地方社会的渗透。二者具有共通性。
明清及民国时期，隆德县临泉书院和峰台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儒家思想、有使命感、勇于担当的士人，据（民国）《重修隆德县志》记载，明清及民国时期共考取进士4人，举人14人，贡生172人，拔贡12人，岁贡13人；贤达之人5人，循卓之人5人，忠节之人9人，孝义之人10人，儒林之人4人，文学之人11人，勇略之人4人，烈士12人，烈女51人，艺术之人4人。（民国）《重修隆德县志》还记载了当地风俗、婚姻丧葬习俗、社会风尚、经政、食货、交通、官职、选举、人物、艺文、金石、與地、建置、民族等，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发展记录的各个方面。
书院通过培养本土人才，形成地方文化精英群体，而方志则通过记录地方历史与文化，构建地方认同感。二者共同服务于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四、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互动融合

书院对方志编纂具有推动作用，宁夏隆德临泉书院、峰台书院，在明清时期对隆德县教育繁荣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成就对隆德县志编纂中的历史记载和文化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临泉书院、峰台书院讲学的许多县令、学者（如清代常星景、黄璟、程德音、卢世古、桑丹桂等）既是方志理论家、编纂家，又是实践者，他们遵循方志的编纂原则，提升了方志的学术地位。书院常收藏地方志，为学者研究提供文献支持，间接促进方志文化的传播。
‌ 隆德县志通过记录临泉书院、峰台书院的起源、发展、重要事件和人物，为隆德书院历史提供了详实的文字资料，确保了书院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隆德县志通过对临泉书院和峰台书院相关内容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为隆德县现代教育和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和数据支持。隆德县志通过对临泉书院和峰台书院所记录的内容的解读和传播，增强了人们对隆德书院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认识，促进文化传承和教育。隆德县志中绍了各行各业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透过历史人物，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个为人民铭记的人，一定具有高尚品格、刚正气节、宽厚气度、刚毅风骨。

五、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现代价值相同

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在地方文旅发展中相互融合，隆德县对古书院的修复利用以方志记载为依据，同时以隆德书院为载体展示隆德地方文化，形成“书院+方志”的文化旅游模式。
隆德书院修复，根据历史、地域、功能的差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凝练书院文化品牌，突出功能导向，提高辨识度与吸引力。隆德县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薄弱，书院修复注重书院的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服务功能，将书院打造为旅游+文化活动的中心。隆德书院多次开展以书院文化为主题的书法、绘画、摄影展览，依托传统节日举办书院文化活动，在满足当地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文脉传承落地生根。
总之，方志文化与书院文化的关系，本质上是“文献记录”与“文化实践”的互动。方志为书院留存历史记忆，书院为方志注入思想活力。二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文化生态，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与传承提供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①清章学诚《和州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清方苞集注 金晓东 校点《周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③清常星景《隆德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④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 卷四》，齐鲁书社出版，1987年。
⑤清黄璟《隆德县续志》，道光六年隆德县衙藏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电子复印版，18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