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芬的美篇

叶芬

在一个陈旧的箱子里，母亲存放着从年轻到年老贵重的物件。其中有一个磨掉了漆的耳机和转业军人证明书。耳机的耳罩早己塌软，转业军人证明书的刻痕也己斑驳。当指尖轻触，那些浸着椰香与电流嘶响的夜晚，便从记忆的缝隙里缓缓浮起，漫过时光的浅滩。

母亲是从琼崖纵队走出来的战士，她说起那“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只是在为我缝衣时偶尔掠过臂上那道淡白的痕，轻轻地说，这是在母瑞山的密林里被枝条划过的。1950年海南解放， 1951年12月份母亲脱下军装，成为了原海口市邮电局的话务员。那时的机房，立着一排排厚重的塞绳机，整座城的音讯都悬在话务员指尖的插塞与那盏小小的信号灯上。

小时候的我，父亲常年随同外贸的货轮奔波，母亲值夜班时舍不得留我独自在家，就把我悄悄带进了工作岗位。深夜的机房格外寂静，只有手摇电话偶尔的“吱呀”声，和信号灯明明灭灭的红晕。母亲在机房的角落为我铺一张草席，席子有阳光晒过的暖香，和一丝来自老家的、淡淡的霉旧气。她轻声哄我睡下，便转身坐回机台前，戴上那副沉甸甸的耳机，投入一整夜的忙碌。

我常在睡意朦胧间，被塞绳插拔的“咔嗒”声和母亲柔和的嗓音唤醒。“您好，海口市话，请问您要接哪里？”她的声音裹着电流的微噪，在空旷中显得格外温润。手指在塞孔间轻盈起落，仿佛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我最记得她忙起来的模样:双手各执一绳，左右拔插，肩与耳间夹着耳机，额角渗出细密的汗，却连水也顾不上喝——那时的话务员，讲究“灯等人”，信号一亮，人即应问。

草席旁那盏信号灯，是我童年最温柔的星子。我总偷偷睁着眼睛，看那红光晕染她的侧脸，看她的发丝随动作轻轻摇曳。机房的夜风从窗隙潜入，带着淡淡的潮意，母亲会趁隙走来，为我掖好被角，她指尖微凉，沾着机油的气息，那是我最依恋的味道。

光阴在信号灯的明灭间悄然而逝。我慢慢长大，通讯的世界也开始更迭。 手摇电话成了拨号盘，接着是程控交换，报纸上登着电话号码升位通告，街巷间尽是宣传的热闹。海口的塞绳机一台台卸下，母亲从“灯等人”转成了“人等灯”，机房里电流的嗡鸣渐稀，响起的是键盘断续的轻音。

母亲从未叹息过时代的流变，她常说，当年在队伍里，电台有多么珍贵，如今人人手怀揣着手机是天大的福气。那只旧耳机，她珍惜地收进木匣，连同那枚纪念章，一道藏进衣柜深处。

前些日子，我又重回海口市话旧址，那里如今已建成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竹林广场。恍惚间，却又仿佛回到那张草席旁，听见母亲的声音穿过岁月，掺着电流的沙沙声，轻轻响起:“你好，海口市话......

风从入海口拂来，椰香依旧，宛如当年母亲为我掖被时那悄然的温柔。她这一生，一半是烽火中的坚守，一半是机房里的默守。从琼崖的红旗，到邮电局的信号灯，她始终没有掉队，将平凡的日子过成坦然的诗行。

我想，如果母亲还健在，听到海南封关的喜讯时，她一定会戴上那副旧耳机，自豪地说:“您好，我是海南自贸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