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的大侠

三单

入夏的时候，母亲从老家民勤坐班车来看我，兜里揣着皱巴巴的一千块钱，那是她卖了几袋积攒的沙地土豆换的。到了冬天，父亲也来了，他没多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揭开，里面也是一千块钱。

真好。这两千块钱，沉甸甸的，像两块热砖头，捂热了我在城市里漂泊的心。

我的父亲李顺才，和这世上大多数父亲一样，普通得像民勤滩上的一株梭梭草。在我的记忆里，他就像一口沉默的老井，起早贪黑，永远在和土地较劲。

早年吃大锅饭那阵，为了挣那几个可怜的工分，他白天在戈壁滩上挖红柳根，晚上回来还要去挑灯夜战修水利。民勤的夏天毒辣，日头能把人晒脱一层皮，他的汗衫总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上面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若是把衣服脱下来拧一拧，那汗水流得能直接洗把脸。

可即便这样拼命，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兄弟姊妹八个，加上爷娘整整十张口，就像十个无底洞。工分换来的那点粮食，煮成清汤寡水的糊糊饭，连锅底都照得见人影。偶尔吃顿白面面条，那是过年才有的待遇；至于肉，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只有大年三十晚上，锅里才会漂起几星油花。

父亲像一头只知道低头拉车的老黄牛，闷不吭声。家里的事全靠母亲那一张嘴里外张罗。我那时迷金庸，心里装着郭靖、乔峰那样的大侠，觉得父亲这副窝囊样，离“侠”字十万八千里。所以我有心事只跟母亲说，跟父亲之间，总是相对无言。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这沉闷的性子，是被苦日子浸泡出来的。他家兄弟四个，他是老幺。打仗那年，大爷跟着八路军走了，再没回来；二哥因为在沙窝里背回一个受伤的八路，被村里的汉奸告了密，让顽固军活活打死了。血海深仇和连年的饥荒，把父亲的嘴缝上了，只留下一双干活的手。

我十二三岁那年，也是个数九寒天。我和父亲推着小平车去村西的沙梁上拉红土垫圈。土装得太满，坡又陡，车辕刚抬起来，重力就拽着车往下冲。父亲没拽住，一整车土疙瘩“轰”的一声把他埋在了底下。

车子翻倒的瞬间，我吓傻了，回头看时，他躺在冰冷的沙地上，两条腿直直地伸着，嘴张得老大，喉咙里像拉风箱一样呼呼作响，好半天换不上那口气。过了许久，他才慢慢爬起来，甚至顾不上拍净身上的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声音嘶哑地挤出一句话：“别跟你妈说。”

第二天，他腰上缠着旧棉布，又一瘸一拐地下地了。放学后，看着他佝偻着背影在风里挣扎，我第一次觉得鼻子发酸，默默走过去依偎在他身旁。那一刻我懂了，这个男人不是不疼，他是不敢疼，更不敢说疼。

母亲走后，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父亲这辈子没摸过锅铲，做出来的饭不是夹生就是糊成黑炭。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在烟熏火燎中揉面、烧火，做那一锅锅“糊巴饭”。看着我笨手笨脚的样子，父亲眼里的无奈慢慢变成了湿润的红眼眶。从那以后，日子像那地里的庄稼，虽然长得慢，但终究是挺直了腰杆。

后来包产到户，咱家分到了二十亩沙地，还有一头牛、一套犁耙，甚至还分了几只羊。父亲像是枯木逢春，话突然多了起来。他教我们点种胡麻、打埂子，教怎么看天象辨风雨。他也发火，抄起鞭子抽过不听话的牛，也骂过我们种地不用心，但转过身，又会耐心地把着我们的手，教怎么扶犁。那些年，一家人的汗水都砸进了土里，日子终于有了筋骨，像民勤的胡杨一样，在风沙里扎下了根。

我成家那年，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整天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媳妇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变着花样给父亲做软和的吃食，把他接到家里住。看着父亲坐在热炕头上，端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可日子刚红火没几年，父亲就走了。

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夜，民勤的风刮得窗户哐哐响。因为倒烟，炉子里的煤烟熏进了屋里。父亲在睡梦里走的，走得很安详，连一声咳嗽都没有，就像他这辈子的性格一样，不愿惊扰任何人，甚至不愿给子女留下一句遗言。

父亲走后，日子还得继续。我也开始为了生计奔波，在这喧嚣的城市里，我不满父亲的普通，回头看看，自己其实更普通；我不满父亲的渺小，低头看看，自己其实更渺小。我种着他种过的地，走着他走过的路，甚至连皱眉的样子、沉默的习惯，都越来越像他。

直到那一刻，我背起了生活的重担，终于成了他。

所以，该怎么向你形容我的父亲李顺才呢？

他确实是个很普通的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民勤的风沙，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位大侠。他没练过降龙十八掌，他的兵器是锄头和铁锹；他没穿过锦衣华服，他的战袍是那件补了又补的旧棉袄。他用一生的沉默和忍耐，在贫瘠的土地上，为我们劈出了一条生路，护住了这个家。

他是民勤沙梁上，最沉默、也最伟大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