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恨过如今我感激她

梅傲

　　我离开工厂已经三十年了。九六年下岗，零九年退休，人生大半的褶皱，都是在社会大潮里熨平的。可人老了，总爱往回走。梦里常是车间机器的轰鸣，空气里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八百多号人的喧嚷与热气。我在那厂子里待了十五年，从青涩到沧桑，尝遍了酸甜苦辣。记忆像个执拗的筛子，有些细沙漏尽了，有些石子却硌在心里，越发清晰。最硌人的那块，是那位上派下来的厂党委书记，一位女领导。

刚进厂时被分配到车间从事重体力工作计件还三班倒。为照顾父亲向领导提出申请两个月后调到印刷车间，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的车间老主任看重我的稳重诚实一定要把他的印刷工艺、纸张裁剪技术毫无保留传交给我，就这样跟老主任学徒从车间调度员做起一年后当计划员后来专职做车间团支书，随着工作需要又去生产科当保管员，一路走来，虽平凡却也踏实。曾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文明先进个人优秀团干部。后来，一纸调令，我到了保卫科做内勤兼综合治理员。办公室虽然不大，但有四张办公桌，一个厂长兼保卫科长还有一个男干事，另外还有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女同事。风波的起点，就在这儿。书记常来，门一推开，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场。她对我那位同事，总是和颜悦色，转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便凉了三分。每次来指名让我先离开办公室她俩在屋里不知聊什么？起初是些细碎的挑剔，后来，只要她的身影在门口一晃，我便得“懂事”地起身，找个由头躲出去。走廊空荡，脚步声回响，心里那份难言的憋屈和孤独，像冰冷的铁锈，一点点蚀着自尊。那时候，“委屈”是个太轻的词，那是种被审视、被排斥、被无形的手摁在角落里的钝痛。

考验来得更猛烈些。厂里有贵重的银子设重点防范管控，出入库有专门的保管员。但出现了内外勾结、部分领导参与了盗窃案，涉案金额在当时是算很大的数目。公安介入，保卫科须全力配合。调查、取证、整理材料，熬了几个通宵，字斟句酌写成的报告，递到她面前。她扫一眼，搁在一边，不置可否。我们厂上一级主管领导都认可我写的材料，至今我还保留领导改动和签字的原稿件，我到现在都为之自豪后来这个领导被提拔到市局当局长了。紧接着，厂里开全员动员大会，她点名让我写发言稿。我搜肠刮肚交了初稿，那时可是手写啊，可想而知与现在键盘敲字多累多难哪！她看罢，不说内容，只冷声道：“篇幅不够，拿回去重写。”第二稿，她翻了翻：“重点不突出。”第三稿，她皱了眉：“力度还差得远。”直到第四稿，她才勉强点了头。接过那叠被反复揉搓、几乎散架的稿纸时，我手心里全是汗，心里却一片冰凉。那是一种全力挥拳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是热情被一盆盆冷水浇熄的刺啦声。

我曾动了念头，想调回熟悉的生产科，哪怕做个普通工人，图个清净。回到家里只跟姐姐说过，她气的想去厂里替我讨个说法被我拒绝了。这心思刚一露头，被分管保卫科的厂长看出来了。他没多说大道理，只是跟我说：“你这时候退了，不正让人说中了吗？再挺挺。”就这几句朴实的话，像在即将熄灭的炭火上轻轻吹了口气。我静下心来想，是啊，一走了之，除了证明自己是个“废物”，还能证明什么？

我留了下来，带着一股近乎悲壮的倔强。她的“考验”却没完。厂广播站每日播报，她忽然指定，通讯稿必须每天让我写一篇，还得让她先审查。记得有一年十、一要放假前她让我写一篇关于禁止工人工作时间酗酒问题写一篇评论，我说:“书记等一会儿手里活忙完再写可以吗”？她坚定让我而且得当她的面写。我坐在办公室桌前她站在我的背面，我能感到她的目光，如芒在背。笔尖干涩，思路凝滞，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一篇几百字的短讯，写得像爬一座山。渐渐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逼到笔尖，外界的压力反而模糊了。字句开始流畅，结构自己清晰起来。我忽然发现，自己并非不能写，只是从未被这样“逼”到绝境，去正视和挖掘这种能力。

就是从那时起，变化悄然发生。她挑剔的次数少了，偶尔，递过稿子时，能看见她极轻微地点一下头。我不再是那个一见她就想躲开的仓皇内勤。我主动承担了科里更多的文字工作，逻辑越来越缜密，表达也越来越准确。后来，厂里组织演讲比赛，我写稿、上台，拿了一等奖。代表厂里参加上级部门比赛，得了三等奖。知识竞赛，又夺了魁。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有些恍惚。站在台上的那个人，真的是我吗？那个曾经在书记目光下瑟瑟发抖、如今自信站在那里的是我吗？今天当我的同事或厂里认识我的人看到这篇稿件兴许不相信，我从未跟任何同事说过此事。我从小到大是能隐忍的人，有多大委屈都自己扛。

如今，三十年光阴淌过。我早已习惯了退休生活的闲散，最大的乐趣，便是读书看报，兴之所至，也提笔写写回忆、随笔。文字成了我晚年的拐杖与灯火。每当伏案时，思绪常会飘回那个充满压迫感却又无比清晰的年代，飘回那位面容严肃的女书记身边。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那是一个转型阵痛的时代，工厂效益下滑，人心浮动，管理需要铁腕，需要立威，也需要在砂砾中淘洗出真金。我，恰巧成了那块被反复捶打的铁坯。她的冷漠与苛刻，是淬火用的冰水；她的否定与刁难，是锻打用的重锤。过程痛苦不堪，几乎让我折断。但挺过来了，铁坯便成了钢，虽然只是最普通的一块，却有了形状，有了韧度，有了承重的力量。

现在，我早已不恨她了。不仅不恨，心底竟存着一份感激。这份感激，与喜欢无关，它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恩怨，是对一种严酷“锻造”的致谢。她用近乎无情的方式，凿掉了我身上的浮沫与怯懦，让我发现了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潜能。我后来人生中那一点聊以自慰的书写能力，那一点在困顿中不肯弯折的心气，追根溯源，竟都启蒙于那段充满“恨意”的岁月。有趣的事还有我原来的车间主任的丈夫是另一个车间主任。她丈夫想入党那时每月要写一份思想汇报，因文化水平低不会写，这姐姐我俩当时关系挺好找到我，帮她丈夫写了近一年的思想汇报。这也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

岁月是最公正的法官。它带走了工厂的烟囱，带走了年轻的怨气，也沉淀下了最宝贵的东西。那位我曾深深畏惧又暗自怨恨的女书记，如今在记忆的深潭里，影像依然清晰，却不再冰冷。她成了一个特殊的坐标，标记着我生命中最难熬也最关键的蜕变期。我终于懂了，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让你舒适，而是为了让你成长；有些“恨”的种子，在时光的土壤里，竟可能开出“感激”的花。这大概就是生活，最苦涩、也最真实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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