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小学旧事(中）

闰岘轩

小学旧事(中）

(2026年1月3日）

折戟沉沙温都尔汗

三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71年年底，全国上下，各个单位都在层层传达一个机密文件。最开始在领导中传达，然后在党内传达，再后来在所有企事业单位传达，最后向所有人传达。有一天，学校领导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传达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讲的内容就是，曾经的党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是如何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文件很长，描述很细，就像讲故事一样，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传达者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听完传达后，人们低头不语，静静地离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和教室。只有低年级的学生仍然叽叽喳喳，有几个学生嘴里还学着刚才文件传达者说的一句话“摔死在温都尔汗”，大家很好奇，从来没听过“温都尔汗”这样一个地名。大家都想在教室外面多玩会儿，在老师的催促下，不情愿地回到各自教室。

1971年，作者(右）小学三年级，与母亲、弟弟合影。图片为作者收藏。

　　“九一三”事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学校不再强调《毛主席语录》要人人一本随身带了，也不用时时刻刻都准备喊“毛主席万岁”了，因为林彪当年给人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语录不离手 万岁不离口”，紧紧地跟在毛主席的身后。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早请示晚汇报了，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到商店买东西，也不用背《毛主席语录》了。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的人逐渐变少了。林彪这个“造神”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死后，一度甚嚣尘上的神化毛主席的做法，也开始渐渐偃旗息鼓。



“文革”期间，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

　　林彪的背叛，对毛主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毕竟林彪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并且破天荒地把这一点写入了党章。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信任了。报纸和《新闻简报》报道的毛主席出席活动的画面，再也没有意气风发的形象了，身边总有人搀扶着，走起路来步履蹒跚。

1972年1月10日，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我在学校宣传橱窗里看到了这些照片，其中，陈毅夫人张茜紧紧抱住毛主席手臂悲欣交集的画面印象深刻。

毛主席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紧紧抱住毛主席的手臂，悲欣交集。

　　“九一三”事件后来家喻户晓了，我家姑奶奶也知道了。她是街道居民小组的组长，尽管不识字，但政治敏感性还是很强的。她对林彪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他“当面喊哥哥 背后掏家伙”，太不仗义。

多上了一学期

1973年春，本来我应该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但是，那一年，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要延迟一学期才能升级；本该毕业的五年级学生，也要接着学一学期，推迟到夏季毕业。学校讲，这是全省统一安排，其他很多地方也这么做。于是，我四年级上了三个学期，到1973年秋季才升入五年级。

对于这件事，我当时曾很不理解，觉得好像“留级”一样，无端地耽误了半年时间。很多同时代的人跟我一样，也都不理解，甚至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工作以后，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大致弄清楚了此事的基本缘由。

1966年“文革”开始后，教育系统成了重灾区。高考停了，学制乱了，教材变得五花八门，一度甚至“停课闹革命”。小学生成了红小兵，中学生成了红卫兵，都跟着红司令毛主席“闹革命”。学生们都加入到“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把学校老师和领导当做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视为革命对象，口诛笔伐司空见惯，打骂侮辱屡见不鲜，北京曾发生打死校长的事件。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遭到抛弃和破坏，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几乎不上课不读书。

周总理在“文革”中处境很艰难。这是他和毛主席、林彪、江青、康生在一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林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组织上清算林彪及其同党的罪行，另一方面自然也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和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因为毛主席也对这些东西表示出不满。周总理领导了1972年前后的“整顿”工作，扭转经济混乱局面，恢复各领域工作秩序；在教育方面，推动恢复学校正常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这一年，陈毅等一大批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有的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邓小平也恢复了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一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一批遭到迫害的专家学者也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转机，逐步向正常轨道恢复。



这是周总理晚年最有代表性的一帧照片，由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于1973年1月9日拍摄，前一年5月已确诊罹患膀胱癌，三年后逝世。

周总理是邓小平最感激和钦佩的人，后者一直视前者为兄长。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为邓小平重新工作做了大量工作，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上述就是1973年多上一学期学的基本背景和缘由。应该说，这件事是1972年前后整顿工作的成果，是教育领域对“文革”早期破坏的局部修复。

好景不长，周总理领导的整顿工作，很快遭到“四人帮”的强烈抵制，他们把“整顿”污蔑为“右倾回潮”和“复辟”，并于1973年下半年在教育领域制造了三大政治事件，推出了三个“反潮流英雄”。

三个“反潮流英雄”

1973年7月至12月，教育领域连续发生了三大政治事件，一是“张铁生事件”，二是“马振扶事件”，三是“黄帅事件”。三大事件的主人公分别是张铁生、张玉勤、黄帅，他们三人被封为“反潮流英雄”。当时的广播、报纸把这三件事炒得沸沸扬扬，刚刚平静下来的学校又开始不平静了。

这三个事件梗概如下：

张铁生事件。张铁生，男，1950年生，辽宁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1973年7月，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在参加入学理化知识考查时，大部分题目不会答，便在试卷背面空白处写了《致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请求照顾入学。信件经时任辽宁省委书记审改后，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于《辽宁日报》，该报“编者按”称：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和张铁生的信，并加按语，说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四人帮”组织当时的报刊大做文章，说高校招生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复辟”。江青夸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还说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于是，张铁生这位交白卷的考生被塑造为“反潮流英雄”，顺利被高校录取。从此，在学校中煽起了一股“反潮流”和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辽宁日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编者按。

马振扶事件。张玉勤，女，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年级学生。1973年7月，她在期末考试时拒绝答英语考卷，并在考卷背后写下反对学外语的言论：“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在遭到校方批评后投水身亡。当地调查后认定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致，涉事校长和教师被撤职判刑。1974年1月，江青借题发挥，推动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将该事件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典型，引发全国批判教育“回潮”的浪潮，河南大批教师受牵连。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立了碑。从此，学校的正常文化课学习和考试再次受到严重冲击，老师不敢教，学校不敢考。

中共河南省委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

　　黄帅事件。黄帅，女，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老师的教育方式提出了质疑，被发现后受到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的孤立；她感到很委屈和疑惑，发出质问：“难道我们生活在毛主席教导下的新时代青年，还要讲求旧时代教育背景下‘尊师重道’的条条框框吗？”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长篇编者按语。《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此后，各地广为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在全国中小学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很多地方还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老师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

　　上述三件事，今天回头看，显然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所为，是他们为反对1972年前后周总理领导的“整顿”所制造的政治闹剧，但是，在当时，多数人是看不清楚的。这三个别有用心为大中小学塑造的“典型”，对于相应年龄的学生来说，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当年，我已经上五年级了，似乎比过去长大了许多，遇事开始过脑子了，何况这三个“典型”中还有一位同龄人。我每次在学校听完传达之后，总会向姑奶奶汇报，想听听她老人家的看法。姑奶奶认为，张铁生交白卷、寻照顾不值得学习，河南那俩娃儿（老家方言：女孩儿）受点批评就自杀也不值得学习。至于黄帅那件事，姑奶奶认为是大人在捣鬼，小娃子懂个啥？被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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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