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算盘

平淡人生

文/赵仲强

我家的立柜顶上，摆着一把枣木老算盘。枣木的框子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边角处磕碰的痕迹像一道道浅浅的皱纹，藏着渭北平原的风与霜。算珠是红漆的，如今褪得有些斑驳，却依旧透着一股子亮堂。这把算盘，跟着父亲大半辈子，从生产队的煤油灯下，到集体企业的账桌前，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全是洪水村的烟火与光阴。

夜里灯下，父亲低头拨珠，算盘声清脆地敲在寂静里。那声音不急不缓，却把全村人的日子一颗珠子一颗珠子地算得清清楚楚。我小时候常蹲在炕边看他记账，那时不懂，只觉得那噼啪声是家常的背景音，如今才明白，那是人心在计量，是责任在落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这把老算盘就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那时全村人守着薄田过日子，集体劳动记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食。每天收工后，土坯房里的煤油灯昏黄如豆，父亲把算盘往炕桌上一放，指尖捻动算珠，清脆的声响便在寂静的夜里漾开，像石川河解冻时的冰裂声，清亮又踏实。

壮劳力一天十分，妇女老人五六分，谁家帮着看护集体的树苗加了两分，谁家出工半天扣了三分，父亲都要在算盘上拨得明明白白，再一笔笔记进牛皮纸包着的账本里。账本上的字迹工整，连一个涂改的墨点都没有。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乡里乡亲的，谁还计较那一分半分？”父亲就停下拨珠的手，摩挲着算盘的边框，声音沉得像青岗岭的黄土：“工分是乡亲们的口粮本，差一分一毫都不行。”

每晚，他都要和记工员对几遍账。两人对着账本，一人拨算盘，一人掐指头，算珠碰撞的脆响里，数字分毫不差才算完。腊月三十那天，村委会的土坯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父亲捧着账本，怀里揣着老算盘，用带着乡音的嗓门念着名字和分数。屋里静得能听见算珠碰撞的轻响，谁家是“高工分户”能多分十斤白面，谁家工分少得几两菜油，都在这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分得清清楚楚。

这把老算盘，不仅算着工分，还记着洪水村的希望。

农闲时，父亲和同事们领着村民平整土地、修渠引水，买拖拉机的钱、凿渠的石料款，都在算盘上一笔笔算过；后来办粉条厂、采石场，启动资金、原料成本、村民分红，父亲更是夜夜拨着算珠，算盘上的每一颗珠子，都沾着集体的汗水。有一回，为了凑钱买村里第一台拖拉机，父亲抱着算盘嘴里念叨着：“这机器一响，咱就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当拖拉机的轰鸣声第一次响彻青岗岭，父亲摸着老算盘，脸上的皱纹笑得像田埂上的野花。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石川河两岸，洪水村渐渐富了起来。后来有了计算器，摁几下按钮就能算出结果，比拨算盘快多了。有人劝父亲：“叔，换个新家伙吧，这老算盘该歇歇了。”父亲却摇摇头，依旧把老算盘摆在案头。集体企业的营收账，他先用计算器算一遍，再用老算盘复核，非要听见那熟悉的噼啪声，心里才踏实。他总说：“算盘珠子是实的，拨一下，响一声，心里有数。”

再后来，父亲退休了，却“退而不休”，牵头编写《洪水村志》。他搜集村庄的历史与故事。晚上趴在灯下整理资料，遇到需要算账的地方，还是习惯性地把老算盘拿出来，指尖轻轻一拨，算珠碰撞的声响里，仿佛又看见了当年生产队的热闹声混着黄土土地的气息，在夜里久久不散。

如今，父亲已离我而去，老算盘摆在屋里立柜顶上。偶尔，我会把算盘抱在怀里，指尖摩挲着那些红漆的算珠，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窗外，石川河的水悠悠流淌，青岗岭下的田野生机勃勃，新一代的村干部正扛着父辈的担子，在这片热土上耕耘。我仿佛又听见了算盘珠子的脆响，听见了父亲低沉的声音。

前几日，我收拾屋子，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老算盘上，枣木的框子泛着温润的光。想起父亲说：“这算盘，算的是工分，是账目，更是人心。”

我望着那把老算盘，忽然明白，它哪里是一把普通的算盘啊。那噼啪作响的算珠，不只是数字的跳动，更是良心的回响——在最朴素的年代，有人用一双手、一把算盘，把公平两个字，一颗珠子一颗珠子，拨进了黄土深处，它是父辈基层党员的初心，是洪水村的年轮，更是渭北平原一段沉甸甸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