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毛冲”里的年味

天清人安

“八毛冲”里的年味

（作者笔名： 北国草、天清人安）

题记：2026年的春节快到了，我又想起了“八毛冲”。

腊月里的风，总是带着一股子江淮之间的湿气和料峭的寒意，吹遍寿州南乡安丰塘边的土坯墙——这里地势高亢，老人常说，古时曾是汪洋一片，被称作“晒网滩”。斑驳陆离的土墙下，一丛丛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地发抖。晒网滩公社供销社和食品站的门口，早早地就聚满了人。乡亲们把竹篮子挎在胳膊肘上，把布口袋掖在棉袄里。这时，男人们几乎都袖着手，跺着脚，女人们凑着耳朵，小声地唠叨着。话题绕来绕去，总离不开一个字——“票”。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年末，一个凭票供应的年代。今天的年青人听来，就像天方夜谭，但是在那时，那几张薄薄的皱巴巴的小纸片，却是一家老小过日子的命脉，更是年关将近时，心里那份沉甸甸期盼的源头。

一、 等待的清晨

天刚蒙蒙亮，晒网滩公社供销社那扇油漆剥落的木门还没有打开，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家好像是约好了似的，兜里揣着票，带着家什，从四面八方的乡道里走出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似乎更亲近些，哪怕在寒风里站着，心里也揣着一团火，因为知道，这等待是为了过年，是为了那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

男人们大多穿着深蓝色或黑色的棉袄，很多人的棉袄破的大多露出了棉絮。他们袖着手，脚在冻硬的土地上交替地跺着，从嘴里哈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了一层层的细霜。他们的话不多，偶尔交谈几句，声音却压得很低，眼神时不时地瞟向那扇紧闭的大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采购，更像是一场关乎尊严的战役——得给家里带回点像样的年货，让一家老小在年夜饭桌上能多吃一口。

女人们凑在一起，耳朵贴着耳朵，叽叽喳喳地说着悄悄话。她们的篮子里，垫着干净的麦秸草，那是为了装鸡蛋用的。她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焦虑和期盼的神情。焦虑的是，票够不够，钱够不够，能不能抢到那几样紧俏的年货；期盼的是，过年了，孩子们能有件新衣裳，能吃上一顿饱饭，能尝尝那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肉味。

　　这时，我也挤在人堆里，个头还不到大人们的腰间。那时候，我对过年的理解，就是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能穿上家里缝制的新衣服，能跟着大人们去赶集。我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闻着空气中混杂的烟草味、汗臭味和一丝丝似有似无的肉腥气。这气息，就已经是年味的前奏了。

在人群里，我看到了我小学同学的父亲，一个大队的民兵营长。大概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总喜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身板挺得笔直，像一棵在风雪中的松树。他不像别人那般焦急地张望，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偶尔有人跟他打招呼时，他便微微地点头，脸上带着一种沉稳的笑意。他的从容，仿佛给这寒冷的清晨注入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他手里攥着的，不仅仅是票，还有那份属于军人的自信和荣誉。

　　

二、 那坛“八毛冲”

在所有关于年货的记忆里，最让我印象深刻，也最让村里的汉子们眼巴巴盼着的，就是那坛“八毛冲”。

“八毛冲”，是寿州本县酒厂出的散装白酒，名字取得实在，八毛钱一斤，因此得名。它是用稻谷脱米后的外层稻壳酿制而成，度数高，劲头大，闻起来特别冲鼻子，喝下去也非常辣嗓子，后劲足得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沾不上名酒的光环，却是寿州境内的小村子里，农人们心中最地道的“年酒”。

那时候，酒票比肉票还难弄，过年时，一户人家顶多分半斤。这半斤酒，往往是一家之主在年夜饭桌上，慰劳自己和全家一年辛劳的最高奖赏。

终于，公社供销社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售货员是个面色红润的矮墩墩的中年汉子，他熟练地从柜台下搬出那只硕大的酒坛子。坛口上蒙着的红布被一把掀开，仿佛揭开了一个神秘的宝藏。一股浓烈而辛辣的酒香，瞬间冲破了坛口的束缚，霸道地弥漫开来，直往人的鼻孔里钻。

排队的人群顿时骚动了起来，所有人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有人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砸吧砸吧嘴唇，好像那酒香已经先替他解了馋。

“八毛冲，来劲！”有人在旁边感叹道。

售货员并不答话，只是拿起那只带着长长木柄的酒舀子。“哗啦啦”一声响，酒舀子稳稳地沉入酒坛深处。再提起来时，清亮的酒液顺着舀子的边缘，拉出一道长长的、晶莹的酒线，带着诱人的光泽，顺着漏斗落入早已准备好的玻璃瓶子。酒液撞击着瓶壁，溅起一层层细碎的泡沫，那股子冲鼻子的酒味儿，瞬间又浓烈了几分。

轮到民办营长了。他不慌不忙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红皮证件——那是他的退伍军人证，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酒票。他递钱的手很稳，眼神平静地看着售货员将酒舀子再次沉下、提起。酒液注入他的酒瓶，发出悦耳的声响。因为退伍军人有被照顾的缘故吧，他买的酒是一市斤。他接过酒瓶，凑近鼻子闻了闻，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意。

“过年，就得喝点带劲的。”他对着旁边一个眼馋的年轻汉子说，声音不大，却透出一股豪气。

我看着那玻璃瓶里清亮的液体，心里想，这酒一定好喝极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壶酒，更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过年的敬意。

三、 案板上的交响曲

食品站前的热闹，一点也不亚于供销社里的酒坛边。

那时，食品站的“屠户”们可是国家体制内的正式工作人员啊，谁能认识他们，说不定在平日里，如果家里有事的话，就能开开后门，买点一般人买不到的猪肉和猪杂碎之类的紧俏食品。有一个“屠夫”是食品站副主任，个子不高，身材略显瘦削，胳膊上的筋脉条条突起，手里掂着一把明晃晃的砍刀。那刀，在他手里就像有生命似的，上下翻飞。

按票上的斤两割肉，这是一门技术活，更是一场心理上的博弈。那时候，人们肚子里缺油水，肥肉比瘦肉金贵。一斤半的肉票，若是全割了瘦肉，回家怕是要被家里人埋怨的。

“屠户”的眼睛毒得很，他能从排队人的眼神里，猜出他们的心思。轮到谁家，总会有人凑上前，带着几分讨好的语气叮嘱：“主任，请照顾一下吧，给我多带点肥的吧！俺家孩子小，得炼点油解解馋。”

“屠户”也不恼怒，只是抿嘴一笑，手腕轻轻一抖，刀光一闪，便从那挂着的半扇猪肉上，片下一大块大白肥肉。那肉，颤巍巍地挂在刀尖上，晶莹透亮，看得人眼睛发亮。

“看看，这块照不照？”“屠夫”将片下的肉往杆秤的钩子上一钩，问道。

买主是个中年汉子，凑上前，眯着眼睛，像是鉴赏一件稀世珍宝，嘴里念叨着：“好，好，主任手艺好，一刀切得太好了！”其实，秤杆翘得高高的，未必就真多了多少，但那份被尊重、被照顾的感觉，却让人心头暖洋洋的。

中年汉子买到了肉，用一个绳子串起来拎在手里，肥肉占了一大半，又厚又白嫩，周围排队的人都露出欣喜和羡慕的表情，“哎呀，你买的肉真好啊！”

我也曾见过为了几两肉而发生的争执，或是为了肥瘦不均而要求重新割一刀的恳求。食品站的“屠夫”大多时候会应允，但偶尔也会不耐烦地挥挥手：“就这块了，爱要不要！”买主便讪讪地笑着，赶紧把肉包好，生怕这到手的“油水”飞了。

除了肉和酒，年货的清单上一般还有几毛钱的红糖，那是给孩子们打牙祭的，攥在手里都怕化了，回家路上更要小心翼翼地舔上一口，甜味便顺着舌尖流进心里。还有那几个鸡蛋，被主妇们小心翼翼地装进竹篮底铺好的麦秸草里，上面再用旧布盖好，生怕一个不小心磕碰了。要是家里光景稍好，如果有亲戚要走动，可能还会买上半斤本县食品厂自制的手指一样的“糖果子”，油纸包着，层层叠叠，咬一口酥脆，那香味能飘出好远。

算下来，一家三四口的年货，拢共花不到十块钱。这点钱，在今天看来，可能连一瓶像样的饮料都买不到，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承载着一个家庭对新年的全部憧憬与希望。那份盼头，那份沉甸甸的幸福感，是今天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因为它真正让人感到食物的珍贵和来自不易。

四、 归途与守望

冬天的中午很短，太阳渐渐偏西，将人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供销社和食品站门口的人群渐渐散去，人们揣着用票证换来的年货，各自都踏上了归家的路。

玻璃瓶里的“八毛冲”随着缓缓的脚步轻轻地晃荡，发出了细微的声响。口袋里的肉香，也顽强地穿透了层层包裹，飘散在腊月的寒风里，引得路过的狗狗都忍不住跑过来嗅来嗅去。孩子们跟在大人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田埂上的残雪，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他们的心里盘算着，过年那天能吃多少好吃的，能放多少鞭炮。

我跟在大人身后，心里也充满了期盼。我在盼，盼着年夜饭桌上那盅温热的“八毛冲”，盼着肥肉在锅里滋滋作响，炼出金黄的猪油，盼着那股浓郁的肉香，能弥漫在整个小村子里，漫进每一个充满期待的梦里。

那时候，路不好走，天黑得也早，但回家的心却是热的。揣着那点来之不易的年货，就像揣着全家人的希望，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一路上，遇到熟人，彼此打个招呼，眼神交汇的瞬间，都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喜悦———

“办年货回来了？”

“嗯，凑合着弄了点。”

这简单的对话里，包含着对彼此生活的关切，也包含着对新年的共同祝福。

五、 记忆的醇香

转眼间，五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我，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也早已离开了我永远都忘不掉的那个小村子，生活在我年青时想都不敢想要生活的城市里。

在超市里，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酒品应有尽有，从几十元一瓶的普通白酒，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档名酒，只要你有钱，什么都能买得到。猪肉更是想吃多少买多少，肥肉反倒成了没人要的“累赘”，人们更愿意挑选精瘦的里脊。

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课本里的一个名词，或者老一辈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年青的一代，很难理解，为什么一斤肉、半斤酒，会让一群人起早贪黑地排队，会让他们脸上露出那样满足的笑容。

我曾试图向女儿讲述“八毛冲”的故事，讲述那个供销社门口的清晨，讲述民兵营长买酒时的从容，讲述“屠夫”主任手起刀落时的利落。女儿听得一脸茫然，因为她无法想象，没有手机支付，没有琳琅满目的超市，没有随时可以叫到的外卖，那个年代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是啊，时代变了，变得太快了。

那些土坯草顶的房子，都已经被红砖碧瓦的漂亮小楼所取代；那条通往公社供销社的田埂路，早已铺上了水泥；那个曾经承载了全公社人年货期盼的食品站，也早已在城镇规划中被拆除，原地已经盖起了新的民居和街道。

一切都变了。

可是，有些东西，似乎又没有变。

每当腊月的风再次吹起，当我看到超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人们推着购物车，将各种包装精美的年货塞得满满的，我总会想起那个清晨，想起那个供销社门口，想起那坛“八毛冲”。

我想起那股冲鼻子的酒香，想起“屠夫”主任手起刀落时，那块颤巍巍的大肥白肉，想起民兵营长拿着转业证买酒时那份从容与自豪，也想起母亲将红糖小心翼翼地藏进柜子里，我们这些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的眼神。

那些记忆，像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在我的脑海里愈发清晰。

我忽然明白，我怀念的，并不仅仅是那壶八毛钱一斤的酒，也不是那限量供应的猪肉。我怀念的，是那个时代里，那份纯粹的期盼，那份简单的快乐，那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聚在一起的温暖人情。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因为有了“盼”，所以才有了“乐”。因为得到的不易，所以才会倍加珍惜。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哪怕只有一盘炒鸡蛋，一碟红糖，一小盅“八毛冲”，也能吃得有滋有味，笑得前仰后合。那份团圆的温馨，那份亲情的凝聚，是现在任何奢华的宴席都无法比拟的。

今天，物质极大丰富，我们想要的，几乎都能轻易地得到。过年再也不需要排队抢购年货，年夜饭可以订在酒店，酒水更是任自己自由地选择。可是，那份为了过年而起早贪黑的“仪式感”呢？那份得到一点东西就心满意足的“幸福感”呢？那份邻里乡亲凑在一起，为了同一个话题而兴奋讨论的“人情味”呢？

似乎，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之中，淡了。

“八毛冲”的味道，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粗糙的，是辛辣的，不够醇厚，更不够绵柔，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最真实、最热烈的生活滋味。它像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质朴、直接、充满着无穷的力量。

有时，我偶尔也会在一些怀旧的商店里，看到一些标榜着“老味道”的散装白酒，价格早已不是八毛钱一斤，而是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我买过一次，尝了一口，味道似乎有些像，又似乎完全不是那个味儿。

我知道，我缺的不是酒，而是那份心境，那个时代。

时代在进步，生活在变美好，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告别了凭票供应的窘迫，告别了物资匮乏的焦虑，但同时，我们似乎也告别了某些珍贵的东西——那份在艰苦岁月里磨砺出的坚韧，那份在简单生活中寻找到的快乐，那份在彼此守望中建立起来的深情。

一提起“八毛冲”，我就想起寿州的腊月，想起供销社和食品站门口的热闹，想起那个虽然清贫，却处处透着浓浓烟火气和人情味的年代。

那是一种回不去的时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它告诉我，年味，并不在于餐桌上的菜肴多么丰盛，而在于那份为了一点点期盼而付出的努力，那份在匮乏中寻找快乐的简单心境，以及那份在寒风中，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聚拢在一起的、朴素的人情味。

江淮大地的风依旧在吹，吹过寿州古老的城墙，吹过浩瀚的安丰塘水，也吹过我渐渐老去的心。我知道，那个“八毛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我依然感激那段记忆。它像一坛陈年的老酒，虽然封存已久，但每每打开，那醇厚而略带辛辣的滋味，依然能让我沉醉，让我在心中，一遍遍地重温那个小村子里，最真实、最温暖的年。

那个“八毛冲”，早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酒，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是连接我与故乡、与童年的一根无形的纽带。它让我明白，无论走多远，无论生活变得多么富足，心底总有一块地方，留给了那个清贫而温暖的岁月，留给了那份带着冲劲的、最纯粹的乡愁。

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那些失去的，往往在记忆的深处，闪烁着最温暖的光芒，提醒着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扎在怎样一片质朴而深情的土地里。

那个“八毛冲”，就是我记忆中，那片土地上，最醇厚的一缕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