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划分

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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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也以为，中国革命1949年的胜利，是小米加步枪熬出来的奇迹，但真象远比您听过的故事更复杂，也更震憾！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几十年里，把苏联、台湾和我党档案里千万页机密，一页页读透，拼出了一幅被尘封太久的真象版一一中国近代史。

1949年不仅是苏联帮助，也不是我党的运气好，而是大海航行的舵手毛主席，真的比别人想得更远，想得更深，想得更准。

当年美、苏冷战正酣，全世界都在选边站，但伟人没有选，他通过巴黎和会上列强因利益分配不均，产生了裂隙的种种珠絲马迹，看穿了其后世界发展的格局。他说，我们中国不要选边站，而是站在两强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虽然弱小，但可以撬动世界天秤。

毛主席独特在于，别人只看眼前强弱，他都能在废墟中找到机会，在夹缝中发现生机，他发现美、苏之间无法直接交手，所有博弈都会发生在第三方战场，那么中国就是那根决定胜负的杠杆，虽小，但若位置精准，就能撬动世界。

1946年，四平、长春相继失手，林彪几乎崩溃，但毛主席没有后退，而是重新评估国际态势，主动给斯大林发电报，我们不做你们的卫星国，中国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出路。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把苏联当靠山，而是当成博弈、周旋的对象，他不是压宝在谁身上，而是下注在自己身上。

1949年初，斯大林曾极力劝阻解放军不要渡江，建议伟人停火议和，而毛主席是怎回的？他在河北西柏坡对身边人说，苏联怕我们打南方，怕美国干涉，但我不怕，我看到的是他们的顾忌才是我们的空间，一个已经看穿大国棋局的人，才敢在关键节点选择孤注一掷，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冷静下注，真正的强者不是身处庙堂的蒋校长，而是能在山沟沟里洞察一切，看清世界的人。

当时不少人看不懂伟人的思维，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胜者，而是那种赌得起、输得起的人。他没有既得利益的包袱，而是敢破局，敢掀桌子，而历史偏偏更喜欢眷顾这种人，这也解释了另一个事实，为什么是伟人，而不是陈独秀、王明、张闻天…带领中共走到最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那个世界裂变的中轴线上，只有毛主席跳出了传统思维的围墙，看到了中间地带的战略价值，并敢于制定完全不同的对美、对苏战略。有人说了一条重磅金句：“如果没有苏联，中国革命难以成功，如果没有伟人，中国革命就绝对不可能成功，不可能走到1949年。”这是历史的双重选择，一个是地缘，一个是人心；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定数。

在人大读中共党史专业的杨奎松，毕业后在中央党校工作，可以进入别人不可能随便进入的、藏着120多万卷、上亿页资料的档案馆（放在地上能排13公里长）。从1921年到延安，到西柏坡，到1949年的全部核心资料都在里面。查阅很枯燥，还常被限制，只能看，不能抄写，曾被举报，被撵，没收笔记，后来只能白天翻阅，凭脑子记，晚上回去凭记忆整理，3~4年间坚持不懈。

后来去台湾，又查到大量的国民党的一手档案，回来后把国、共双方的档案资料摆在一张桌子上，仔细地阅览、对照、比较、分析，让历史的轮廓，完整浮现。一步一步地分析出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并追问那些刺痛认知的问题？如果邻国不是苏联？如果日本没有全面侵华？如果苏联没有消灭关东军，没有放行东北？如果听从了斯大林的建议一一不渡长江，分冮而治，中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逻辑，它不仅揭开了国共间最隐秘的历史博弃真相，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到底是谁看穿了世界，而世界最终向他低了头！



“中间地带”的理论范畴：它绝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虽然当时我们主张，联合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结成反美、反各国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但伟人并不认为，国际力量的实际格局就是二分世界。

相反，他提出了“三分”世界的方法，即美国，苏联、加上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虽然同属反美势力，但显而易见，中间地带国家就是一个直接站在反帝反美前线的，介于苏、美之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苏、美之间的对抗与争夺，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已不可避免。表现在对世界战后安排的严重分歧，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战略构想等多个方面，西方冷战专家将其描述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互相排斥，其观念已经开始反映在美国的外交辞令上。

　　

1946年8月，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势力夹缝中，各自施展拳脚，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全面内战即将展开，共产党能否击败对手、夺取全国政政并无完全胜算。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谈话时，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欧、亚、非等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

揭示了大国格局下，中间地带国家具有战略缓冲作用。明确指出，在战后美、苏之争的国际格局中，中国革命就是“中间地带”革命的典型代表。

“中间地带”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伟人因此阐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打破了从属于美、苏关系的定式，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成功之路。

从中共创立，到国共合作、北伐与“四·一二”政变；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当我们把这些史实，置于国际大背景下重新考查时，历史真相就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我党成立之初，主要由知识分子、学生组成，产业只有200多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曾改造中共领导层，使其一半成员为工人成分，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叛徒的）向忠发。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始终存在，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支持、政策指导，也始终贯穿于我党的曲折发展中。如博古、李德承担领导之责时，并不服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最后也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堂兄林育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从而确立了中央的“正统”地位；而最关键的一次组织干预，就是到延安后王明与伟人之争中，共产国际明确了毛泽东同志为首。

广州起义是最像“十月革命”的一次城市起义，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得益于国际大背景，也同时受制于国际大背景。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对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六十年代末我国的外交战略，都产生了极为重而深远的影响。

1950年，朝战爆发，伟人左思右想，“长考百日”，不顾苏联退缩，不顾美国威胁（原子弹）毅然拍扳，抗美援朝；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不顾印度与苏、美眉来眼去、过从甚秘，果断反击；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不顾苏修陈兵百万和核弹威胁，该出手时就出手，果断进行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战，东西齐进，迂回包抄，雷霆之势，攻破谅山，直逼河内，有理有节，点到为止，月內撤回；

钓鱼岛，黄岩岛争议，由单纯的隔空喊话，到巡逻艇、海警船的步步进逼到十二海浬，形成“事实上的”岛屿争议；

关税战开打，沉着冷静，不卑不亢，绝地反制，高招频出，逼美谈判；

倭寇嚣张，口出狂言，台海有事，不能不管，停航断供，大招连连，叫苦连天；

赖氏猴急，依美谋独，围岛演练，实弹射击，阻援于外，瓮中提鳖，震摄台独；

……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初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10日，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认识论，将国际战略格局“一分为三”，揭示了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内在关联，为新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战略思维和更为广阔的战略视野。

美、苏都想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想欺负实力差的发达国家；而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又在不同程度上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独立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残余，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方法论，巧妙地将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国际舞台，为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早在1946年，伟人就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6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反霸权主义的，中国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在与美苏霸权主义斗争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意可暂时联合威胁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对最嚣张的霸权主义。

　　1973年6月22日，伟人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指出：“我们都叫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习主席提出了，发展经济贸易的“丝绸之路”建设，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维护本国安全时尊重各国安全；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毛泽东同志晚年，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保证了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稳定，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提出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伟人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审时度势、战略运筹，分析全球风云的演变机理，把握各种矛盾的运行规律的一个创举，为新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里程碑式的指引，对世界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深刻调整，冷战格局呈现新的战略态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独树一帜的新生战略力量，中美关系开启正常化；美国地位有所削弱，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在发展；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增长，美苏难以再像战后初期那样掌控世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处资，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



2026年元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