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父

夏阳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风裹着流岭山区的寒风，刮得人骨头缝里都发颤。就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父亲王化余因“投机倒把”罪名，被公社遣往石膏矿，接受“五七”劳动改造。

当年的流岭山区，信息闭塞得像一口扣死的老瓮，各个生产队的人守着自家的几亩薄田，对政府的扶持与资助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主动为集体争取利益。唯有父亲，凭着活络的脑子和四通八达的人脉，成了为生产队里争取利益的“主心骨”。他先从农业局为生产队申请到了水泵和配套水管，可试用后发现，这家伙在山区里根本派不上大用场。父亲不甘心，通过农业局将水泵和水管与其它生产小队换成了队里急需的面粉机和榨油机。转年，父亲又凭着一股韧劲儿，从农业局申请来一台拖拉机。谁料他心思更细，深知山区耕地少，化肥才是增产的关键，便又托关系将拖拉机换成了满满一车化肥。

就是这一车化肥，让我们生产小队的家家户户，那年分得的粮食都比往年多了五成还多。仓廪实了，可也引来了邻近生产队的眼红。一纸状纸递上去，父亲便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父亲被送走的第十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那些去过石膏矿的乡亲，都说从没见过父亲的身影；去公社打听的人，也说连父亲的一根头发丝都没瞧见。母亲急得夜夜垂泪，和叔父、舅舅商量了大半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旁人去探望，怕是要被牵连，唯有我这个半大孩子，身份最不惹眼，去寻找父亲最为合适。

揣着母亲塞给我的两个玉米馍，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公社石膏矿。矿场、工棚、料场，甚至连犄角旮旯，我都寻了个遍，却始终没看到父亲那熟悉的身影。我跌跌撞撞跑到公社院子，拦住文书和公社书记追问，两人的口径出奇地一致：“你大在石膏矿劳动改造。”

我心里的石头落不了地，又折回石膏矿。逢人便拉住问：“叔，姨，你见过王化余吗？就是被派来劳动改造的那个。”可不管是矿工还是干部，都摇着头说：“在石膏矿，从来没见过这人来过。

我第二次跑回公社院子。那时正是上午九点半，公社的食堂刚开饭，一个个端着大搪瓷碗的人，从灶房里出来，低头钻进各自的房间。我挨个儿上前询问，除了书记和文书依旧坚称父亲在石膏矿，其他人都只是茫然地摇头，说“不知道”。寒风从院子大门里刮进来，吹得我浑身发抖，委屈和恐惧一下子涌上来，眼泪忍不住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父亲，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吗。

无奈之下，我坐在公社院子的门槛上，眼睛死死盯着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只要有人走过，我就问：“你见过王化余吗？”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失望，可我还是不肯走，依旧坐在冰冷的门槛上，重复着那个相同的问题。期间，公社文书出来劝过我好几次，让我赶紧回家。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固执地坐在那里，任凭寒风刮过脸颊。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着，直到下午四点，公社的下午饭时间到了。文书终于不再劝我，而是把我领进了他的房间，又去食堂给我打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片。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碗还没放下，就见父亲从后门走了进来。他脸上带着笑意，丝毫没有劳动改造的疲惫与愁苦，反倒透着一股轻松自在。父亲走到我面前，一手紧紧拉住我的手，一手轻轻摸着我的头，声音温和得像春日的暖阳：“娃，回去吧。给你妈说，我好着呢，让她放心。”

父亲被送去劳动改造的第十二天晚上，家门突然被轻轻推开。父亲回来了！他悄声对母亲说：“这十二天，我一天也没去石膏矿，一天也没摸过锄头铁锨。天天被书记、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文书轮着叫去，名义上是谈话，实际上是让我给他们全家算命。还有一个副书记，深更半夜的，非要拉我去他家，给他看新庄基地的风水。”

谁能想到，父亲这场看似沉重的劳动改造，竟藏着这样一段荒唐的经历。只因为，我的父亲不只是队里的“活络人”，更是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靠着看风水、算八字的本事，在乡间小有名气——也正因这份本事，他曾在特殊的年代里，挨过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