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古城墙史话之三——战国时期国际大都市雍城之城墙 | 杨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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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古城墙史话之三——战国时期国际大都市雍城之城墙 | 杨舟平

编者按：从去年七月起，本公众号陆续刊登文化学者、知名散文家、宝鸡市凤翔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区作协主席杨舟平先生的长篇系列散文《凤翔古城墙史话》。今天刊登第三部分《战国时期国际大都市雍城之城墙》，以飨读者。原创不易，望大家阅后留言、转发支持！

如果说宝鸡市凤翔境内的西周城墙遗址是凤翔已知最早的城墙遗址，那么秦国雍城城墙遗址则是凤翔域内现存文物中等级最高的国宝级雍城遗址的核心组成部分。

两千六百多年前，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城池，在如今宝鸡市凤翔区城南拔地而起，这是由雄心勃勃、奋发图强的秦人建起的一座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雍城。

雍城位于古老的凤翔北塬上，北倚千山（凤翔境内俗称北山）屏障，西有雍山遮挡，南临雍水河，东濒纸坊河，向东有俯冲之势，可抵西周都城丰镐地区，西通陇青，南控巴蜀，官道四通八达，土地肥沃平坦，河网密布，植被茂盛，宜于农耕，可谓成就霸业的绝佳之地。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伊始，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正式迁都咸阳为终，秦人在此建都327年【2016年“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发布《凤翔宣言》，明确提出“雍城历经20位王公，327年”】，是秦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都城，先后有德公等20位国君在雍城苦心经营，占秦国君主世系37代君王的一半还多。秦人在此东征西讨，开疆拓土，耕战图强，完善礼制，秦国的军事、农业、牧业、手工业全面发展进步，逐步确立了雍城作为秦国崛起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地位，见证了秦国由西陲方国向中原强国迈进的关键期，目睹了秦人从春秋称霸到战国崛起的全过程，为秦国后来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雍城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地面建筑现已荡然无存，当年的辉煌已成历史，如今仅存的地下遗址和地面部分遗迹，成为我们探索古雍城面貌的重要线索，为我们研究早期秦文化提供了核心要素，也是东周时期诸侯国都城遗址中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典型代表，是凤翔乃至宝鸡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1988年，雍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雍城布局合理，结构紧凑，功能完善，是一座经过精心规划的都城。整个雍城由城址区、陵园区、离宫别馆区等部分构成。仅残存的宫殿遗址区，残长186米，从南到北有五进院落，即五重曲城、五个门庭，总体呈“前朝后寝”格局，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种由五重曲城、五个门庭构成的规制，当时只有周天子才享有如此的规格。

雍城的核心部分城址区位于如今的凤翔城区南至雍水河之间，自秦决定迁都雍城以后，便在这里修筑城池、宫殿。历经三百多年的不断修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都城，总面积约10.56平方公里。城内宫殿林立，市井喧闹，人口密度、繁华程度位于诸侯国前列，是战国时期妥妥的“国际一线”大都市。这些宫殿、民居、作坊分别分布在20多个规划严谨的方格内，这种棋盘式的格局是我国城市“里坊”格局的最初形式，对秦汉乃至后代城市规划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些庄严神圣的宗庙成为都城的标志性建筑，还有形制考究的朝寝、规制严密的市井、河网密布的水系、星罗棋布的离宫等等城市景象，无不显示出雍城已经完全具备战国时期的一流列国都城，也是秦人自立国以来，不论从地理位置、建筑规模，还是功能设施、总体布局方面，都是一座最理想、最完备的正式都城、著名的“水上秦都”。秦穆公时，西戎派由余使团出使秦国，当由余看了雍城城内的宫室、积聚等规模后，感慨万分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足见雍城气势之雄伟、壮阔。

雍城如此宏大、辉煌，环绕雍城的城墙必定气象万千。在古代，“城”通常指有城墙的聚落，城墙是城的核心特征，古代文献也强调“无邑不城”，即建城必建城墙，城墙构成古代城市的基本防御体系。自周代起，城墙逐渐成为城市的标配，尤其秦汉以后，各级治所普遍建有城墙，形成“城郭”结构。虽然，个别时期或地区可能存在例外，但总体而言，城墙是古代“城”的关键标识。

从如今雍城遗址城墙遗存来看，它以夯土为骨，以雍水为脉，承载着327年的风云激荡，镌刻着20代秦君的雄心壮志，在先秦城防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史记·秦本纪》记载：“悼公二年，城雍。”从这一内容来看，秦国在雍城建都初期，以自然河流为防御屏障，但不排除局部夯土城墙的修筑。约公元前490年，即秦悼公二年才开始修筑全城性闭合城墙，其主体城墙的修筑自秦德公元年就开始了，贯穿春秋至战国早期，至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国军政指挥部迁至栎阳前，雍城城墙的整体营建与修葺基本完成。其建造过程可分为三个核心阶段，定基、夯土和加固三阶段。秦德公自平阳迁都雍城，择雍水、纸坊河之间的台地营建新都，不同于中原诸侯都城“方正对称”的规制，雍城城墙因势利导，依河流走向顺势而建，城门多集中于南北向，与城内道路体系呼应，形成“沿河设险，以水为壕”的独特格局，凸现秦人“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建城理念。考古勘探证实，雍城城墙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方向北偏西15度，东西长约3300米，南北宽约3200米，周长逾13公里，比现在的西安城墙还要长1公里多，尽显秦人的筑城智慧和气魄。

雍城城墙的南墙之外是雍水，东、南城墙依河流的走向，呈“城堑河濒”状。工匠们在地面先挖一个深沟，再以“版筑夯土”工艺修建，将黄土分层铺垫，以夹板固定，用“巨杵”分层夯打，每层夯土的厚度，据史料记载，约10厘米，需夯至指按无痕、质地坚密方可；夯筑时白天役夫云集、往来运土，夜晚篝火通明、夯声不绝，遇雨雪则停工护基，逢酷暑则引水润土，以防干裂。夯击形成的夯土层质地坚硬，堪比砖石，这就是城墙基础以上的地面部分。如今残存的城墙遗址，最高处仍达5米有余，夯层清晰可辨，夯窝密集均匀，可见先秦工匠的精湛技艺。由于年代久远，城墙历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原始高度现已难以精确考证，现存残高可作为雍城城墙高度的参考。在城墙基脚垒砌雍山青石，增强稳固性；城墙外侧削为陡壁，内侧则修筑马道，方便登城；墙体增设女墙、瞭望孔等防御设施，后续数百年间，还根据防御需求持续修葺补筑。

春秋至战国早期，雍城城墙是秦国西部疆域的坚固屏障，厚达13米，秦穆公称霸西戎时，凭借雍城高厚的城墙，加上环绕都城的自然水域防御体系，抵御犬戎部落的多次袭扰，城墙和水域，充分保障了都城安稳。秦穆公以后的数代国君，还在雍城城墙外陆陆续续建有人工城壕，据《秦雍城考古报告》记载，城壕深度约5.2米，宽12.6—25米，长约1000米。东西两面以纸坊河、雍水河为天然屏障，北垣城壕史料记载不详。人工城壕为一次性挖掘，壕壁陡直，底部平坦，兼具防御、排水双重功能，延续了秦国“重防御、固腹地”的都城建设思路。城墙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秦国礼制与权力的象征。随着雍城城墙的不断修筑、完善，城墙内侧，城门布局、城墙走向与城内宗庙区形成呼应，分布着大郑宫、高寝、受寝等宫殿建筑群，宗庙祭祀区与宫殿区隔街相望，尽显都城威仪；城墙外侧，雍水、纸坊河天然河道与人工壕沟相连，实现“以水御敌”，形成“外郭为壕，内城为垣”，构成“水系—城墙—壕沟”的三重防御体系，让雍城固若金汤。

战国中期，秦国国力日盛，对外扩张步伐加快，雍城城墙的功能也悄然转变，升级换代。秦灵公迁泾阳、秦献公迁栎阳，虽以两地为临时军政驻地，但雍城宗庙礼制中心地位未变，城墙仍得到悉心修缮。那时的城墙，不再是单纯的防御壁垒，更成为守护秦国宗庙社稷的精神地标。每逢重大祭祀大典，秦君率文武百官自城门而入，登宗庙祀天地、祭祖灵，城墙内外，旌旗猎猎，礼乐喧天，尽显大国气势。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正式迁都咸阳，雍城的都城使命方宣告结束。此后，雍城城墙的修缮力度逐渐减弱。

雍城城墙是秦人“立足关内、积蓄力量”的产物，规模与防御强度适配秦国区域争霸之需求。岁月侵蚀，战火洗礼，曾经雄伟的雍城城墙渐渐褪去锋芒，最终化作黄土塬上的一道残痕。直至近代，考古工作者的洛阳铲划破尘封的土层，雍城城墙遗址才得以重见天日。如马家庄宫殿区旁的城墙残段，血池祭祀区外的夯土遗迹，无不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往昔荣光。

如果说咸阳是秦国后期的政治军事中心，那么，雍城则是秦国前期的都城与精神根基。秦人迁都咸阳后，秦国历代国君的祭祀、加冕等大典仍在雍城举行，如著名的秦始皇加冕大典就在雍城举行。雍城承载着秦人的文化认同，奠定了秦国“耕战立国”的基础，孕育了秦人的尚武精神与礼制文化；咸阳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范式，二者共同见证了秦国从区域强国到统一帝国的转型。真可谓“先雍后咸，承前启后；雍城根脉，咸阳拓疆”。

无论雍城城墙还是咸阳城墙，都以秦式夯土筑城的核心技术筑牢了秦国的生存根基与礼制内核，承载了秦国由区域强国向统一帝国转型的政治野心，工艺上的传承见证了秦人的文化延续，功能上的迭代则记录了秦国的历史跨越，都是同时期秦国展示君王威仪、呈现国力强盛的宣示。

如今，凝望雍城城墙的残存遗迹，远眺凤翔塬的千里平畴，我的耳畔似有金戈铁马之声回响。这道夯土城墙，不仅是秦国崛起的历史见证，更是华夏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黄土为墨，以岁月为笺，书写着秦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为后世留下了解读先秦都城文化的珍贵密码，见证着秦人的昔日辉煌。

但这一切，毕竟随着历史的云烟早已不复存在。有道是：“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昔日秦始皇”，更何况雍城城墙乎？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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