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自己做衣服

岷舟

封面摄影/黄蜀锦

周庆平/文

1994年10月，《光明日报》的《我与品牌》专栏征文，当时周遭有不少的人喜欢夸显牌牌货，大家相互攀比；有些人甚至连衣服上的牌子都舍不得取下来，穿着到处显摆……我特别不喜欢这种现象，我认为，如果是工人，就应该比谁的技术好；如果是老师，就应该比谁的书教得好；从事文字工作的，应该比谁的文章写得好……一天到晚比穿着算什么啊，于是就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 ，文章如下：

喜欢自己做衣服

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我也喜欢打扮，但却不穿名牌，这固然与自己的经济状况有关。每月不多的工资，解决了温饱，余下的钱能买点自己喜欢的书就不错了，何必节衣缩食去追求什么名牌时装呢。再说我并不认为名牌服装能抬高一个人的身价。抗战时期，朱自清流亡昆明时，无钱购棉袍，便披一件极为低档的、马车夫才穿的坎肩御寒，上台讲课和着西装时一样神情自若，一样儒雅潇洒，未见失什么面子跌什么价。相反，若一个人要靠名牌服装的包裹才直得起腰，挺得起胸，才能找到自我，那就太可悲了。所以，当有人向我夸示自己昂贵的名牌服装而问及我的服装时，我不含酸也不自卑，而以更好的感觉告诉别人，我的服装很便宜，而且是出于自己这个业余裁缝之手。

我当裁缝的历史可谓久矣。幼儿园时就替自己的布娃娃缝衣服，用的全是妈妈给我缝衣服剩的碎布角，从小练就了一套拼接布料的手艺，因此在我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面料。今夏，外出时不慎挂坏一件长袖蜡染衬衣，弃之可惜，补疤难看。于是便将挂坏的肘部剪掉，又把衣身剪短，使之成为高腰中袖。又将袖口和腰部拉成毛边，便改成一件极有原始风味的上衣。然后，又将剪剩的布料一部分镶在白色的裙裤上，一部分撕成条儿系在凉帽上。于是，一套摩登的田园服装便产生了。穿上旅游时，人见人夸，并打听在哪里买的。我戏称这是“孤品”，由一位隐名的服装设计师专门为我设计的，蒙得别人感叹不已。

说我的服装是设计师专门替我设计的，这自然是说笑话。说是独一无二，这便是千真万确的了。

夫穿坏的一条呢裤，经过一番洗烫剪裁，穿在我身上时已是一条合体的秋裙，再配上一件合色的手工织毛衣，大方美观又实用。这种服装，没法不独一无二。

这类推陈出新的衣服，不仅装扮了自己，而且还使我不断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因此，我做衣服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每当伏案劳顿时，我便扔开纸笔，上街去买一段布料或从衣橱中寻出一件旧衣，剪剪裁裁弄出一件新“作品”来，此间的心情，和童年时边玩泥塑边哼“……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一样快活。

若干年来，我穿着自己做的衣服出入各种大雅、小雅之堂，坦然而且自豪。靠自己的双手，我不但常穿常新，而且花钱甚少。因此我不多的工资不但可以买一些较贵的书，还可以逛逛名山大川。如此鱼和熊掌得兼，真是其乐无穷。

《光明日报》一位邵姓编辑是个性情中人，很喜欢这篇文章，遂不顾合作品牌方力推品牌的的主旨，将文章登在1994年10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 ，后又特地挂电话给我，颇为相知相惜。

（这就是用挂坏的衣服改成的套装）

自己做衣服，虽然是爱好，却也是环境所致。在受布票限制的七八十年代，大多数的人家都有缝纫机，为的是缝补方便，好解决一家人的穿衣难题。所以，当时的家庭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三大件中缝纫机排在首位，因为穿衣是刚需嘛。

家里有缝纫机，就可以用最省的布料，做出最合体的衣服，也可以将细碎的布料拼接成别有韵味的服装。

同时，织毛衣也是家庭主妇和女孩们必须具备的技能，而大多数的女孩还未成为家庭主妇的时候，就已经会织毛衣了，我也亦然。

1974年，我去内蒙探望我的大姐，在呼和浩特买了一斤墨绿色的纯羊毛毛线，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物。我妈叫我把毛线寄回去让她帮我织——织毛衣 ，我妈可是高手，但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织。

于是，我用这斤毛线加上一两浅米色的毛线，织了一件毛衣。这是我自己织的第一件毛衣，我很高兴，跑到水城相馆去照了一张相寄回青神，告诉爸妈，我会织毛衣了，我在外面过得很好，请他们放心。

1975年，我回青神探亲路过成都时，排队买了一段乔琪纱，鹅黄带白点的，挺鲜亮。在成都的时候，好朋友彭淑君教我做了一条白色的花边。就是用针线把一段白布条挑成像黄鳝骨头那样排列整齐而又凹凸不平的花边，非常别致 ，只是比较费功夫。

回水城过后，我借用邻居戴妈的缝纫机，用那段乔琪纱做了一件衬衣，领子上缀的就是那条“黄鳝骨头”的花边。

七月份到贵阳出差，住延安路一家宾馆，穿着这件衣服去宾馆一楼的相馆留影。摄影师是位阿姨，她说：“妹儿，你这件衣裳的领子好好看啊！这花边是在哪里买的？”我说是我自己做的，摄影师很惊奇并夸我能干，我几分害羞几分自豪十分高兴。在摄影师超耐心的指点下，留下这张照片。

后来有家以后，我二姐从毕节帮我买了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我做衣服就方便多了。我和儿子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

丈夫的外衣，我只做过一件。

1991年冬，他去北京出差，当时人们穿的不是军大衣就是黑呢子大衣，过于沉闷，我就给他赶做了一件猎装，并且是用黑色和黄褐色呢料搭配的。没想到男生的衣服太难做了，缝纫机轧不透的地方，得戴上顶针手工缝制，搞得手上留下不少针眼。这才明白，就工艺要求而言，我这个业余裁缝的水平，完全达不到做男装的工艺要求。最后虽然勉强做成，但领口、袋口的细微之处，还是经不起细看的。不过，就是这样一件经不起“推敲”的衣服，在当时已算是比较时尚的了。

七八十年代，女士运动装和儿童运动装的款式很少，很不容易碰到喜欢的颜色和款式。好朋友彭淑君在针织厂工作，他们厂的边角料可以论斤卖，她给我寄了一些来，我就给我和儿子做了些自己喜欢的款式。

这件白色的运动衫在前片用了点心思：下边没有用黑色的罗纹，而是一白到底，只加了两道黑杠和后片黑色的罗纹对应，自己觉得这样更别致一点。

儿子的体恤衫用红白蓝拼成。上面的米老鼠，是他自己画了我给他用布料做好缝上去的，他很喜欢，和表哥照相的时候特意穿上。

儿子裤子膝盖处的补疤，让左邻右舍的小孩儿羡慕不已

提到衣装的补疤，我就会想到我的母亲。从小我母亲就对我们说：“衣冠整洁，也是自尊的表现。一个人脏兮兮的，哪怕是穿绫罗绸缎都不精神不好看。相反，一个人即使是穿补疤衣服，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弄得妥妥贴贴，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自尊自强。”所以，每天上学时，母亲总是叮咛：自已到镜子前看看，钮扣扣好没有，红领巾的结子是否端正……

即使生病了，母亲也不允许我们衣冠不整。10岁时，有一次接连几天发烧，自已觉得连抬头的劲都没有了。母亲要带我去打针，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蓬头垢面就想往外走，母亲拉住了我，坚持要我梳了头，换了衣服再出去。

关于衣着，爸爸的观点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持衣冠整洁也是君子风度。爸爸说：“‘君子死，冠不免’这不是迂腐，而是一种气质。”这一点，我们非常认同。所以我们几姊妹什么时候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常常，人们的服装也反映着时代的变化。

文革期间，人们的服装非蓝即灰，几乎抹掉了所有的个性特点。改革开放后，姹紫嫣红才出现在人们的衣着里。

1986年，我做了一套白色的西装，在当时算是有点超前的，刚开始只敢在周末穿，后来觉得大家没什么异议了才敢穿出来。我家住在市政府附近，天天晚饭后就在市政府大院散步，那时节小轿车甚少，只有市政府大院里停得有几辆。当时我站在这辆小车旁边照相时，只觉得这辆轿车颜色鲜亮，作背景挺好，做梦都想不到十几年后，小轿车会走进千家万户。

有时候，服装也承载着人们的心绪情感。

1998年5月，我回青神探亲，母亲对我说“人老了，就同油干灯草尽，说不定哪天一小丝儿风一吹，这盏灯就熄了……要是我生病住院，你可以回来看我，和我说说话，要是走了，就一定不要跑回来。急急忙忙地往家里奔，伤身体得很……”

同年8月，母亲突然离世，三姐四姐遵循母亲的遗言，处理好后事才告诉我，并且寄了一件母亲的旧毛衣给我作为念想。

捧着母亲的旧毛衣，禁不住思绪万千。母亲是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人非常落拓，对我的爱无微不至，怕我累了病了，因此才不准我奔丧……这种深入心底的爱不是每一位母亲都能做到的……思前想后，我把母亲的毛衣拆了，添了点线织成一件套头的毛衣，并且将母亲最喜欢的水仙花织在上面。穿着这件衣服，我仿佛仍然依偎在母亲怀中 ，时刻感受到母亲的温暖……

关于这件毛衣，还有一段小插曲：1999年三·八妇女节，六盘水市举办女职工手工编织大赛，我提前去展览馆拍作品，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布置展区的几位女同胞盯着我的衣服看了又看，说：“嗨呀，我们正在发愁，工矿区送来的作品不少，可市直机关的作品几乎没有，你这件毛衣不是现成的吗！漂亮不说，还实用。上面的兜可以装钥匙和零钱，下面的兜居然装了一个小本本，一支笔还有一个镜头盖……”于是，我这件衣服就被“强行征用”为展品而且获奖。我想，要是妈妈知道，肯定会夸我能干的……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买衣服也非常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自己做些衣服，聊以满足自己对手工劳动的喜好情结。

疫情期间，哪里都不能去，我就为自己织了一件厚厚的毛衣，穿起来觉得格外舒服。

去年（2025）夏天，将一条围巾改成旗袍，还向我的四姐学了枇杷扣的做法，那个满足感啊，真是没法形容，禁不住又想起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劳动的快乐说不完，劳动创造最光荣……”

写于2026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