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王庙

董安宏

　　村西，一大院，大门朝南。

进院，自南而北一大操场、一方形戏台、一座古庙；古庙两侧，几块古碑，十几棵老楸、古柏，还有一小块农田。

这，应该就是最早的王庙。

据村上老辈讲，此院最早乃民族英雄周处隐居之地，“隐村”一名便由此而来。古庙曰娘娘庙，那朝那代又何人所建，已无稽可考，据说香火还挺旺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村里在娘娘庙两侧各增建了几排教室，供村里娃们念书，从此，王庙便改叫隐村小学了。

不过，除了客者，本村几乎无人叫其隐村小学，倒是叫“书坊”的人不少，大多还是习惯称其王庙。王庙，就一代一代这么叫着。不知从哪年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相继进城去了，并携家带口，渐渐，村里没剩下几个娃娃，隐村小学便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王庙从此闲置了很多年。应该是2024年，听说村委会挪地搬进了王庙，王庙从此应改叫村委会，但实际上没有，大家还依然称其王庙。

隐村，是一个有历史，也有故事的村子，文化资源见多。王庙、堡子、石马陵乃其三景，周围十里八乡家喻户晓。

堡子，乃明朝兵部伺郎孙红之故里。四四方方几十亩大的一个城郭，有厚厚的城墙，城墙外是一圈用来防御匪寇的城河；城内有几处祖遗旧宅，已无年代可考，从其讲究的程度，最能窥及孙红家族当年的豪贵与繁盛。

是啊，孙红家族的确不凡，明时出过三位三品，五位县太爷呢。不过，自孙红被奸臣陷害并遭皇帝斩首之后，这个家族便一路走衰，风光不再了。

石马陵，自南而北足有百亩，先是一高大石门；走进石门，左右两列石雕，石俑、各种石兽、石碑等，依次排列至陵之最北，像两列宫廷护卫似的，高大威猛，面目凝重。据说当年皇帝悔知错杀孙红，特意赐此地为其用葬。可惜，“文革”期间，这座经历了数百年并保存完好的陵景却在“破四旧”中，被孙红的子孙砸碎烧石灰用了。

此三景中，今，唯王庙依在。

尽管庙中已空空如也，一物不存，但从其梁柱间残留的一些彩绘，屋顶依然完好的飞檐、瓦兽中，还能感受到昔日的气势与雄姿。在隐村小学不存至村委会搬进之间的很多年，王庙已变得不再像是王庙了，在这个偌大的院子里，已经繁盛不再，当年那出出进进，熙熙攘攘的香客呢？戏台之上能照亮半个村子的汽油灯和粗犷的秦腔呢？教室门前的那群娃娃和朗朗读书声呢，屋檐上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的那群麻雀呢……我记忆中的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一片衰败与冷清。环顾大院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已经干枯的野草和藤蔓，庙堂前后的地面上，随处可见的是从屋顶落下被摔碎的瓦片……

几岁时，母亲经常常牵着我来到王庙大院，或开会或看秦腔戏。我经常看见时任大队长的文财叔站在舞台中间，一手叉腰，一手来回比划着在讲话，他都讲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懂。在文财叔讲话的时候，时任村支书的“大炮”叔就坐在一侧，面前一本一笔，好像在记着什么。这二人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隐村的第一届村干部，也是隐村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届村干部。

我读二年级时，即1965年，“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开始，这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场中国式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要“四清”什么，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我只知其打击面特别大，镇上、各个村子的很多干部一夜之间都被打倒被说成是“四不清”了，文财叔也未能幸免。在王庙大院，我屡屡看见文财叔被五花大绑，揪到戏台中间规规矩矩站着，接受“积极分子”们的揭发批斗。

唉，生活经常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昨天还是一个好人，就站在这个戏台上，讲春耕生产，讲邻里和睦，可今天还是站在这个戏台上，怎么就被绑上了，怎么就变成一个坏人了呢？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人的错乱，还是一种社会的错乱？要不就是我年幼无知，缺乏识别呢？

“社教”好像还没有完全落幕，轰轰烈烈的“文革”又开始了。“文革”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具破坏性的一场运动，最激烈时，两派都荷枪实弹地干起来了，像是一场内战。“工联”与“红联指”在崇凝镇打的那一天，我就站在村口，枪声一阵一阵传来，我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害怕。我们村的王连长就死于那一仗，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经历过的一场真实的战争。

这场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年，两派也斗了整整十年，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革命”吗？“革命”是要革谁的命呢？后来历史给出的结论是“一场动乱”，“一场浩劫”。这十年中有一半我在王庙读小学，在那段岁月里，王庙像是学校，又不像是学校，倒像是上演“阶级斗争”的一个话剧舞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刑事法庭。村里隔三叉五在此开批斗大会，那些被定义为“五类分子”的大叔大伯们，经常被捆绑起来，揪到戏台之上，规规矩矩站着，接受“积极分子”的批斗。

“积极分子”，是那个时代的“红人”，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获益者。他们也许不学无术，什么都做不了，但他们却凭着是“积极分子”而拥有当兵、招工，甚至被推荐上大学的诸多优先权。在那个年代里，王庙大院经常上演表面上看是在“闹革命”，实际上是在想方设法捞个人好处的闹剧。当时， 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每每遇到这种事情，就被迫停课，得参加批斗大会，那些造反派头头经常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安慰我们说：

“宁愿做社会主义的草，绝不做资本主义的苗。”

后来读初中、高中，我离开王庙有四年。1974年末高中毕业，因为当上了大队团支书，也因为经常要开团支部会，我又一次走进了王庙。

此时的“文革”已近尾声。我当大队团支书两年，就是在这个大院里，我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干部是怎样拍着胸脯讲假话、大话的；又是怎样通过假话、大话获益的。

1976年，就是在王庙大院，通过广播我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四人帮”垮台的新闻、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和恢复高考的喜讯……

我考上大学了。

和这个变换莫测的时代一样，我的人生也充满了戏剧性，几乎一下子从最低谷走到了最高峰，进城，成为一个公家人，吃上了商品粮……这一切都从过去的“怎么可能”，顷刻间变成了一种现实。我不是荒唐年代的获益者，但我却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的幸运儿；这一天虽然来的晚了一点，但毕竟还是“赶上了”。

从离开隐村的那一天起，我也就离开了王庙。这么多年，说心里话，我对王庙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与惦念，不知有多少次，我都想走进王庙看看，那个曾经伴我人生最初的王庙，如今变什么样了。但同时我又很怕走进王庙，我说不清楚我怕什么？是啊，我怕什么呢？是怕那个地方曾经留给我太多的伤痛和不堪，还是怕在那场整团风波中，我被围攻的情景再现……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想到这里，我突然泪如泉涌，甚至泣不成声了.……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我，为什么流泪？是一种悲伤，还是一种感慨？

我希望，命运会有那么一天，我终于有了那么一种勇气，回到阔别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家，任何顾虑都没有，很轻松又很从容地走进王庙……

（本文创作于2025年11月，修改于2026年元月3日凌晨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