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原创 母焕胜 1956年初春，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外还透着寒意，屋内却暖意融融。
一场小范围的接见正在进行。 刚刚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坐在他对面的毛泽东放下茶杯，笑着问：“学森同志，听说美国海军次长说你抵得上五个师”？ 钱学森还没来得及回答，一旁的周恩来便风趣地接话：“主席，我们这可是请回来一位‘博士师’啊”。 众人轻笑，气氛融洽。 这时，钱学森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份仔细拟就的文稿，身体微微前倾：“主席，总理，关于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归结为三点请求”。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 周恩来接过文稿，快速浏览，目光在某些段落稍作停留，然后抬起头，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望向毛泽东。
毛泽东察觉到他的目光，直接问道：“恩来，有什么我们钱博士不敢提的？念来听听”。 周恩来将文稿递向主席，笑着点了点其中一行：“学森同志这第一个请求，就有些‘石破天惊’的味道”。
毛泽东接过，扫了一眼，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好！我看这个请求，提得好！提得有胆识”！ 究竟是什么样的请求，能让两位领袖相视而笑？这一切，还要从大洋彼岸的那场漫长博弈说起。 01 194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 DF～2 已是世界一流空气动力学专家的钱学森，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转信。信是父亲的老友辗转寄来的，寥寥数语，却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新的中国需要你。
夜深人静时，他常与妻子蒋英一起收听来自祖国的微弱广播。当听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时，蒋英看到丈夫的眼眶微微泛红。 他对她说：“祖国已经安定，我们该回去了。回去，我能做的事，比在这里要多得多”。
他开始悄悄整理书籍和资料，但行动异常谨慎。他知道自己掌握的知识与技术意味着什么。然而，他申请回国的消息，还是触动了美国当局最敏感的神经。 1950年夏天，正准备登船的钱学森，在港口被突然拦下。随后是长达五年的软禁与监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定期“拜访”，他的信件被拆检，电话被监听。 美方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试图挽留，得到的只是他平静而坚决的回复：“我的根在中国”。
这五年，是他学术生涯中“沉寂”的五年，却是他思想愈发清晰的五年。在有限的自由里，他完成了工程控制论的奠基性著作 《工程控制论》 。
后来有朋友问他，为何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取得如此成就？他说：“他们能拦住我的人，拦不住我的思想。这些研究，总有一天能为祖国所用”。 02 转机源于一封巧妙寄出的“求救信”。 1955年6月，钱学森夫妇避开监视，在一张小小的香烟盒衬纸上，写下了给国内亲属的短信，主要内容是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被巧妙地夹在蒋英寄往比利时妹妹的家书中，辗转数国，最终送到了陈叔通手中。
陈叔通立即将信呈送周恩来。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打破僵局的机会。 同年8月，中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当中方代表出示钱学森的亲笔信时，美方矢口否认的谎言被当场戳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以提前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作为交换条件。外交与道义的双重压力下，美国当局最终妥协。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矶港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面对记者，他只说了一句：“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归国途中，他与同船的中国学者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未来国防科技的蓝图。
一位同行者回忆：“钱先生那时就已经在甲板上，用树枝画着各种复杂的公式和构想，他说，‘我们缺的不是智慧，是时间和决心’”。 03 钱学森归国，受到空前礼遇。 陈赓大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见他时，迫不及待地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回答得斩钉截铁：“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这句话迅速传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这才是有志气的科学家说的话”！
于是，便有了菊香书屋的这次会面。 钱学森深知，要在一片空白中建立起尖端国防工业，仅凭热情远远不够，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扫清障碍。他酝酿已久的“三个请求”，便是他为中国导弹事业开出的“药方”。 周恩来总理让他直言。 钱学森清了清嗓子，第一条便语出惊人：“第一，我请求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科研机构——力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负责导弹、航空事业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个机构，需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研人才和资源，由中央直接领导”。
这就是让周恩来会心一笑、毛泽东开怀大笑的那条请求。 在当时仿照苏联模式、各工业部门分头管理的体制下，提出成立一个跨部门、高规格的独立研究院，无疑是体制上的大胆创新。
毛泽东的笑声里充满了赞许：“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机构，不但要建，还要快建！恩来，你来牵头落实”。 钱学森接着说：“第二，这个事业需要大量顶尖人才。我有一份名单，上面是我认为国内最合适参与这项事业的教授和专家，可能分散在各高校和研究所……”
周恩来立刻接过话：“名单给我，人要调谁，我们去协调。事业为重，全国一盘棋。 “第三，”钱学森的声音更加恳切，“这件事高度保密，任务艰巨。所有参与的人员，必须抛却个人名利，隐姓埋名，甚至要准备一辈子默默无闻。我希望党和国家，能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和保障”。
毛泽东收敛了笑容，郑重地点了点头：“学森同志，你考虑得很周全。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你和你提到的所有同志，都是国家的瑰宝”。 04 领袖的承诺以惊人的速度兑现。 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简陋的食堂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 那天，面对从全国抽调来的第一批156名大学生，他没有讲高深的理论，而是说：“同志们，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我大概是你们中间唯一见过导弹的人。没关系，我们一起学！从今晚开始，我给大家讲《导弹概论》”。 从此，北京西郊那栋灰楼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钱学森既是院长，也是教员，从基础公式教起。他要求极严，推导板书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生活上，他却细致入微。三年困难时期，他看到有年轻科研人员浮肿，立刻想办法向军方请求支援，调来一批黄豆给大家补充营养。他说：“你们的大脑，比我的还重要”。 他不仅是技术总师，更是“调度大师”。全国范围内，只要他看中的技术苗子或急需的设备材料，报告打到周恩来那里，总能获得最快批复。
一种特殊合金需要东北的工厂试制，一种精密元件需要上海的工人攻关……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他手中运用到了极致。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仿制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在庆祝会上，大家欢呼雀跃，钱学森却异常平静。他对同事们说：“这是仿的，不算真本事。接下来，要搞我们自己的”！
四年后，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完全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 我参观酒泉航天城博物馆见到了东风二号爆炸后的碎片，遗憾的是禁止拍摄。 这次，发射场沸腾了。钱学森走到一边，背对欢呼的人群，悄悄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一位老助手看到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极少见地看到钱院长落泪。 05 此后的岁月里，“钱学森”这个名字与他所奠基的事业一样，逐渐隐于幕后。
他思考的范围却从导弹、航天，扩展到更宏大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直至国家科技发展的顶层战略。
晚年，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是什么。人们以为会是“东风”扶摇直上，或是“东方红”响彻太空。 他却说了三个时刻：一是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二是与焦裕禄、王进喜等模范一起被毛泽东接见，主席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时；三是中央组织部将他与雷锋、焦裕禄并列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时。
在他心中，作为“共产党员”的荣誉，与作为“科学家”的成就，同等重要，甚至更为珍贵。 酒泉航天城 在博物馆参观时，我认真看了酒泉基地领导排序，钱学森先生是仅次于聂帅的领导，也说明毛主席对钱先生的认可！ 今天的酒泉载人发射基地，是中国四代人努力的结果，神奇吧！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 次年春，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钱学森星”。他化作星辰，永恒凝望着他深爱的、并为之奉献一切的中华大地。
从加州理工学院的明星教授，到新中国航天事业的擎天巨柱。钱学森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国士无双”。
他带回的，岂止是头脑中的知识；他点燃的，是一个民族自力更生、勇攀科技高峰的磅礴精神火种。 那年在菊香书屋提出的“三个请求”，如同三块坚实的基石，垫起了中国航天巍峨大厦的最初底座。 历史会记住那个春天，领袖与科学家那场开怀而充满信任的对话。它决定了，在通往星辰大海的远征起点上，这个古老的国家，选择了最科学、最坚定、也最团结的那条道路。而道路的开辟者，永远目光如炬。 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