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阳英歌的美篇

中国潮阳英歌研究院

娘母与女英歌

郭小东

女性身体政治的比较分析：潮汕女英歌的“复仇性展演”与黎族娘母文化中的钱铃双刀舞。

女性身体政治。在探讨女性身体政治的过程中，我们聚焦于女性如何通过身体行为，如舞蹈、仪式、服饰等，挑战或重塑性别权力结构。身体在此不仅是权力展示的媒介，更是社会规范与反抗行为的交汇点，它既可用于强化传统规范，亦可转化为反抗的工具，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女性通过穿着特定的服饰，可以表达对性别角色的认同或挑战；通过参与特定的仪式，她们可以强化或质疑现有的社会结构。这些身体行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不断地重塑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期待。

潮汕女英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据目下可接触到的资料，至少源于1840年代的达濠，由一群战争遗孀组成。她们通过充满暴力色彩的舞蹈动作，如“断头煞”等，以及阴阳脸谱和海盗符号，如染血的船桨，展示了边缘女性群体的抗争精神。这种“复仇性展演”不仅是一种身体表达，更是一场对社会性别角色和权力结构的挑战。女英歌的舞蹈动作，往往模仿战场上的厮杀，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传达女性对战争苦难的愤怒和反抗。她们的舞蹈不仅是对自身命运的控诉，也是对社会不公的公开抗议。

濠江的龟齿礁，唤醒我少年时代黎母山的乌角，黎族娘母与钱铃双刀舞。在黎族文化中，娘母担任女性祭司和医者的角色，她们在降神仪式中跳钱铃双刀舞，使用双刀和钱铃作为道具。这种舞蹈集驱邪、疗愈和维系部族权威于一身，展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显著地位和作用。娘母通过舞蹈与神灵沟通，为族人祈福驱邪，她们的权威，不仅来源于宗教信仰，也来源于她们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贡献。

文化比较：身体实践与权力展演。潮汕女英歌，向外的复仇性展演； 黎族娘母，钱铃双刀舞，向内呼唤灵魂的身体动作。潮汕女英歌，动作充满“暴力性”，如跺地、劈槌、冲锋阵列，模拟海盗劫杀与战场厮杀。这些动作不仅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勇气，也反映了她们对战争和暴力的深刻体验。终场焚烧纸船，象征“同归于尽”的悲壮与决绝。这一仪式性动作，不仅是战争控诉，也是女性自身的命运反思和抗议。

黎族娘母舞蹈刚柔并济，双刀劈砍展现力量，铃铛摇曳夹带柔和之感。她们的舞蹈动作既有力量的展示，也有柔美的体现，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多重角色和功能。

旋转、屈膝、抖肩模拟神灵附体，终场“划界”动作隔离邪祟。这些动作不仅是神灵模仿，也是信仰的传承再现。道具的象征性，是女性英歌心灵隐曲的无奈张扬？染血船桨为复仇工具，铁索项链象征囚禁与反抗，阴阳脸谱反映道德撕裂与冲突。这些道具不仅是舞蹈的辅助，也是女性抗争精神的象征。

道具武装了女性固有的传统形象，如染血的船桨和铁索项链，不仅增强舞蹈的视觉冲击力，也加深了舞蹈的象征意义。 双刀象征斩邪灵和部族防卫，钱铃用于召唤祖灵和财富祈愿，黎锦法衣体现宇宙秩序。这些道具的使用，不仅丰富了舞蹈的表现形式，也强化了娘母在部族中的宗教和文化地位。这种出位的扮相，暂时冲击并覆盖了男性的视野。而其社会的形象功能，僭越了对男性社会的影响力。

达濠女英歌，宣泄寡妇群体悲愤，重构“女战士”身份，迫使社会承认生存诉求。女英歌不仅是对战争的控诉，也是对女性生存权的争取。反抗父权宗族与殖民暴力。通过公开的展演，女英歌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权力结构，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尊重。

黎族娘母，通过舞蹈治疗疾病、调解纠纷，巩固女性在部族中的权威。娘母在仪式中的角色和行为，不仅体现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维护了黎族的传统宇宙观和社会秩序。

性别权力挑战，始终是男权社会的暗流。潮汕女英歌打破“节妇”伦理，公开展演寡妇身体，解构儒家女性规范。女英歌的展演，不仅是对个人身份的重建，也是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

女性短暂地主导公共空间，颠覆性别权力结构。通过这种展演，女性暂时占据了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对性别权力结构进行颠覆性反噬。娘母制度赋予女性宗教权威，但受限于“神选”身份。娘母虽然在宗教仪式中拥有权威，但这种权威是建立在“神选”身份的基础上，而非个人能力或贡献。

钱铃双刀舞虽然强化了娘母在部族中的保护者角色，但并未从根本上挑战或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

这种历史语境的发生，是间歇或暂时的异态。 1840年代，潮汕社会动荡，女性以极端方式争夺生存权。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女性通过这种极端的展演方式，表达了她们对生存权的强烈诉求。

海盗、战乱、殖民，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影响了潮汕地区的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和地位。

黎族长期生活在封闭山地，娘母作为文化稳定器，应对风险与冲突。娘母在黎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通过舞蹈和仪式，维护了部族的传统和秩序。她们不仅是宗教领袖，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娘母舞蹈，其实是一种以宗教驾驭社会的宣言仪式。

基于逻辑对比，娘母与女英歌都深隐复仇、疗愈与权力生产的泥淖之中。潮汕女英歌，以身体作为“复仇武器”。是基于暴力美学而生存的社会政治。女英歌通过夸张战争动作，如“双槌破阵”，将寡妇身体转化为复仇符号，迫使社会正视她们的苦难。舞蹈中的“自残式拍胸”既是悲痛外化，也是对“贞洁身体”规训的暴力反叛。女英歌的舞蹈动作，不仅是战争模拟，也是女性身体和情感的深刻表达。

女英歌用染血船桨、铁索等道具这些海盗符号，化合达濠渔民“海盗记忆”，遂以“恶名”换取生存空间。这些道具，不仅增强舞蹈的视觉冲击力，也加深舞蹈的象征意义。女英歌通过这种方式，将个人的苦难转化为集体记忆和抗争力量。

黎族娘母，将身体作为“秩序枢纽”，疗愈性权威。钱铃双刀舞通过“刀斩邪气—铃引善灵”仪式，构建娘母“净化—修复”的神圣职能。舞蹈动作“踏罡步斗”，以女性身体为中心，形成独特的“黎式宇宙操控术”。娘母通过舞蹈和仪式，不仅展现了女性在宗教和文化中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她们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关键作用。

受限的反抗。娘母拥有超自然权威，但权力需通过“神灵附体”合法化，个体能动性，受神权遮蔽。钱铃双刀舞的战斗性仅针对“邪灵”，不触及现实性别秩序。尽管娘母在宗教仪式中拥有权威，但这种权威是建立在神灵附体的基础上，而非个人的自由意志或能力。因此，尽管娘母在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她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仍然受到传统信仰和文化结构的限制。

朱迪斯·巴特勒著名的性别表演理论，有助于通过分析潮汕女英歌与黎族娘母的身体实践，探讨性别表演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生成与转化。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不是固定的属性，而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的不断构建和重塑的结果。在潮汕女英歌和黎族娘母的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如何通过身体行为挑战和重塑性别规范。她们的身体不仅是个人表达的媒介，也是社会和文化规范的体现。通过这些身体实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性别表演，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性理论”。女性通过重复“复仇动作”，建构“女战士”身份。如达濠女英歌，打破寡妇作为“被动受害者”的性别脚本；而娘母舞蹈，则通过仪式化展演，固化“人神中介”角色，强化传统性别分工。

安妮· 麦克林托克（ Anne McClintock ）的殖民性别观。女英歌的“海盗化”是殖民压迫下边缘群体的自我异化策略，以“野蛮”对抗殖民现代性；娘母文化则因黎族相对独立于汉／殖民政权，保留了更“纯净”的性别权力模式。

詹姆斯·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弱者的武器”，女英歌以“艺术化暴力”作为底层反抗手段，符合斯科特定义的“日常抵抗”；而娘母舞蹈则是“被统治者的妥协术”，通过服务部族秩序，换取女性有限权力。

女性反抗的暴力叙事，性别化差异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女英歌的暴力指向外部压迫者（海盗、军队、宗族），是“向外爆发”；娘母舞蹈的暴力，双刀驱邪，则指向抽象邪灵，是“向内净化”。

她们利用身体与空间，进行权力争夺。女英歌占据码头、市集等公共空间展演，具有“僭越性”；娘母舞蹈限于祭坛、病患家中，是“受控的神圣空间”。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两者的命运殊异。女英歌，深陷乡村自治的政治化，遂于1840年代社会秩序重建而隐匿；娘母文化，在当代黎族非遗保护中“去巫术化”，转型为旅游展演。

因此，田野追踪十分必要。对比达濠女英歌后人，如陈月娇家族；黎族娘母传承人，如五指山王妚大派系的口述史，代际记忆差异不断扩大。

对身体技术作微观比较，是田野调查的重要一环（1979年，笔者曾在海南毛阳，为王妚大口述实录。她讲述或吟唱中的黎族史诗，随身体颤抖和嘴唇频率，让史诗具有不同时间的情境意义。

女英歌“槌花”技法，如水平横扫，与娘母“双刀十字劈”的动作，在力学分析上稍同，其文化心态也十分相似（攻击性VS防护性）。

用舞蹈人类学的“动作分析法”（ Labanotation ）与物质文化研究的“符号解码”，结合性别理论进行深化比较，则娘母与女英歌同源，于遥远的人类童年，同在百越部落的晨曦里。

潮汕女英歌与黎族娘母钱铃双刀舞，呈现华南女性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通过身体实践争夺话语权。前者以“复仇性展演”撕裂性别规范，后者以“疗愈性权威”维系传统秩序。它们共同证明，女性身体从未远离政治，它是权力博弈的战场，亦是文化存续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