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建军:岁月深处的同学情

李宝珠

这世间的告别，常常是静默的。没有预演，没有正式的挥手，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只知道是2025年的某个月份，你就这样转身，消失在时光的尽头，六十九岁的人生，画上了仓促的句号。我是从一位辗转数人的同学那里，听到这则迟来的消息。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唏嘘，而我握着听筒，窗外是寻常的市声，心里却像被猛然抽空了一块。七十年代文艺班里的节目排练，练武场上的呼喝与汗水，那些清晰如昨的画面，一瞬间，都成了再也无法对证的往事。

建军，我的老同学，我的武术朋友。我竟不知你何时走的。更没有你妻子的电话，只能让这哀思与歉疚，在胸中淤积成一篇无声的悼文。

记忆溯回到七十年代。那时的阳光，仿佛都带着毛线絮暖烘烘的气息。你的父亲，一位沉默而勤劳的手工业者，终日与织针、毛线为伴，用灵巧的双手编织着一个家庭的温度，也编织着清贫却坚韧的岁月。母亲没有工作，家里五个挨肩的男孩，日子像一件总也织不完的旧毛衣，每一针都勒得紧巴巴的。你是长子，这份“长”字背后的重量，想必从那时起，就已沉沉地压在你尚未完全宽阔的肩头。可那时的你，在文艺班里，却是另一番神采。也许只有在舒展拳脚、腾挪闪转的武术世界里，你才能暂时卸下那份早熟的忧虑，让属于少年的、纯粹的热力，在呵出的白气与飞扬的尘土中尽情释放。

1973年，我们高中毕业。时代的浪潮将你卷向了阳高县那片陌生的土地。插队三年，是淬炼，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负重前行。后来，你被安置到怀仁县陶瓷厂。我以为，生活这艘颠簸的小船，总算为你寻到了一处可以暂且系缆的港湾。谁能料到，九十年代初，那声宣告破产的闷雷，再次击碎了所有的安稳。下岗，失业。这两个冰冷的词，落在你身上，就是一家四口温饱的现实。妻子是淳朴的农民，没有工作；两个儿子尚在成长。你便用那点微薄的、不知如何辗转挣来的收入，沉默地撑起了整个天空。你从不抱怨，至少，从未向我们这些老同学诉过苦。你总是笑着，那笑容里有窘迫的朴实，更有不容触碰的尊严。

2017年，病魔第一次露出了獠牙。脑梗。不到一周，又接连2次发作。这两次重击，彻底改变了你人生的轨迹。我们几个老同学，曾相约去阳高看望你，那里有你青春的足迹，也有你病后静养的身影。后来，我又和老伴儿专程去看过你几次。记得有一次，我们执意要请你们夫妇去外面餐馆吃顿饭，你和你妻子却死活不肯，那份近乎执拗的推拒里，有客气的腼腆，更有不愿给人添麻烦的、深入骨子里的要强。最终，我们在你简朴的家里，吃了一顿午饭。饭菜寻常，情谊却暖。我悄悄打量你的家，处处整洁，却掩不住清寒。你说话已有些迟缓，行动也不便，但眼神依旧清亮，提起孩子成家立业，脸上会有宽慰的光。我老伴儿后来私下对我说：“建军这人，是真硬气。”

那时我以为，这病虽是磨难，但日子总会如流水般继续。我们还约定，下次再聚。谁知，那顿家常的午饭，竟成了我们此生最后的相见。一别，便是永远。

此刻，当我试图为你的一生勾勒轮廓，那些宏大的词语——“正直”、“热情”、“严于律己”、“人格高尚”——从同学们的追忆里，从同事们零散的叹息中，从邻里乡亲质朴的评价间，纷纷汇聚而来，变得具体而滚烫。它们不是你贴在身上的标签，而是你用整整六十九年，一步一个脚印，在坎坷的生活泥泞中，踩出来的生命印记。你这一生，作为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朋友，从未轻松过。你像一头老黄牛，拉着沉重的犁，在并不肥沃的田地上，耕完了自己所有的力气。你没有留下什么财富，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被众人知晓的忌日。但你留下了口碑，那是在人心这杆最公平的秤上，称量出的金不换的分量。

建军，我的老同学我的老友。阳高的风，还会吹过你当年劳作过的田垄；怀仁陶瓷厂的旧窑址，或许已在荒草中沉寂。你父亲的织针早已生锈，你母亲的呼唤也消散在太早的时光里。你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你的妻子，那位与你相依为命、共度清贫的妻子，在失去你的屋檐下，该是怎样的孤寂。

我知道，你太累了。从少年时的家境困顿，到青春时的离家插队，从中年失业的惶惑挣扎，到晚年病痛的反复折磨，这一路，你走得辛苦。如今，就让这一切都放下吧。愿在另一个世界，没有脑梗后的步履蹒跚，没有为生计彻夜的辗转难眠，只有七十年代文艺班里，那永远明媚的阳光，和我们一起练武时，那畅快淋漓的呼喝与无忧无虑的笑声。

安息吧，建军。愿大地母亲，温柔拥抱你疲惫的身躯；愿浩荡天风，轻轻抚平你额间所有的皱纹。我们都会记得你，记得岁月深处，那个曾经在阳光下挥拳踢腿、眼神明亮的少年。

老同学 泣笔于得知噩耗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