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岳焖香三百年：登封景东扬焖子的非遗传承史诗

张工资

登封，这座被中岳嵩山环抱的古城，从夏禹阳城的文明曙光到唐宋帝王的封禅盛典，从儒释道三教的文脉交融到市井烟火的世代相传，每一块土地都沉淀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在这座城市的味觉图谱中，登封景东扬焖子无疑是最具烟火气的文化符号之一。这座城市的味觉图谱中，发源于大冶镇集市、扎根于登封市区中岳大街沿线的景东扬焖子无疑是最具烟火气的文化符号之一。

它从清代贫寒人家的灶台诞生，经三百年岁月淬炼，从家常小菜成长为河南名吃，从家族秘传升格为市级非遗，每一段发展历程都与登封的城市变迁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切片中，演绎着“穷中求变、以焖传香、非遗立根”的传奇故事。

清康熙初年的登封，正值中原地区休养生息的时期，大冶镇作为登封东部的商贸重镇，虽不及县城繁华，却也因地处嵩山余脉与平原交界，成为农产集散的要地。镇上的景氏家族彼时家境贫寒，先祖景星以农耕为生，妻子张氏勤俭持家，日子过得紧巴巴。康熙二年（1663年）年末，年关将至，景星四处筹措，才购得八两猪肉，准备给全家做一顿像样的年夜饭。

张氏心疼这来之不易的肉，煮肉时格外小心，却因照看年幼的儿子景日昣（字冬旸，后世俗称景东扬）分神，等回过神来，锅里的肉已熬成了浓稠的肉汤，肉块早已软烂不成形。看着即将泡汤的年夜饭，张氏又急又愧，眼圈泛红。年少的景东扬虽不懂持家的艰难，却看出了母亲的窘迫，懂事地站在灶台边安慰。

情急之下，张氏瞥见墙角晾晒的红薯粉条，索性抓了数把扔进肉汤，又想起缸里的红薯淀粉，舀出几勺拌匀，加入自家晾晒的花椒、八角等“五料”，搅拌成糊状后倒入碗中，上锅蒸制。半个时辰后，一股独特的香气弥漫全屋，揭开蒸笼，碗中食物凝固成型，色泽晶莹，切块后用油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酸辣鲜香。

家人围坐品尝，无不称奇，问起菜名，景东扬看着母亲脸上的愁闷渐渐消散，笑着提议：“叫它‘焖子’吧，又焖又蒸，还解了娘的闷。”这个既贴合制作工艺又饱含温情的名字，就此流传下来，成为景家年夜饭的固定菜品，也埋下了三百年传承的种子。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从贫寒中诞生的吃食，会因景东扬的仕途而声名远播。景东扬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中举，后历任知县、礼部主事、侍郎加尚书衔，官至从一品，成为登封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他在京为官数十年，著有《说嵩》等传世典籍，始终心怀故土，对母亲创制的焖子念念不忘。

在京城的官邸中，他常让家厨按照记忆中的配方制作焖子，每逢河南籍同僚来访，必以焖子招待。一次宴请时任河南巡抚，巡抚品尝后赞不绝口，追问这道美味的由来。景东扬细说母亲情急之下创制焖子的经过，感慨道：“山珍海味虽美，不及家乡一碗焖子情真，富贵易求，家常味难寻啊。”

在场众人无不动容，焖子也因此成为京城里小有名气的“豫西名片”，成了景东扬寄托乡愁的载体。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巡游中岳嵩山，时任景氏家族族长的景东扬后人，得知皇帝喜好民间美食，便精心烹制了一道焖子作为御膳献上。

乾隆帝品尝后，对这道口感爽滑、鲜美筋道的菜肴赞不绝口，笑言“南有凉粉，北有焖子，中原独此一味”。帝王的赞誉让焖子的声望大增，“南粉北焼子”的说法在登封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这道原本的民间小菜，就此披上了“御赞美食”的光环，从景家私房菜走向市井，成为豫西地区的知名小吃。

从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登封历经战乱与变迁，却始终未能阻挡焖子的传承脚步。这三百年间，景氏家族始终坚守着焖子的制作技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将选料、配比、焖蒸、煎炒的秘诀代代相传。技艺上，他们始终坚持使用登封本地种植的红薯粉条。

当地嵩山余脉的沙质土壤富含矿物质，种植出的红薯淀粉含量高、口感筋道，手工磨制的红薯淀粉保留了天然的香甜，再搭配慢熬的骨汤，加入花椒、八角、桂皮等“五料”，经“焖煮融合、蒸制定型、煎炒增香”三大步骤，才能做出正宗的景氏焖子。

民国时期，景氏后人在大冶镇开设了首家焖子小作坊，从此，焖子从家宴走上集市，成为庙会赶集、红白喜事的必备菜品。当时的大冶镇还流传着不成文的“焖子规矩”：无论红白喜事，宴席上焖子必是头菜之一，且必须由景氏后人或得其真传的师傅制作，取“焖住晦气、焖来福气”的美好寓意。

有一年，镇上一户人家办喜事，图便宜请了外乡师傅做焖子，结果成品口感偏硬、味道寡淡，宾客议论纷纷，主人家颜面尽失，赶紧派人请景氏老人紧急补救，重新做了一锅正宗的景东扬焖子，才挽回场面。这则轶事在当地流传甚广，既体现了人们对景东扬焖子的认可与敬畏，也说明它早已融入登封的民俗社交，成为人情往来的味觉纽带。“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吃过焖子”的民谚，正是这一时期焖子在登封普及程度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民俗复苏，景东扬焖子的传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登封的红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为焖子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景氏焖子的手艺也逐渐走出家族，在大冶镇及周边乡镇普及开来。不少农户和小摊贩纷纷效仿制作，形成了以大冶镇为中心的“登封焖子”饮食圈。

虽然不同师傅的做法略有微调，有的会加入豆腐增加口感，有的会减少肉末控制成本，但景东扬焖子核心的“红薯淀粉基底+焖蒸煎炒工艺”始终未变，酸辣开胃的风味也深深烙印在登封人的味觉记忆中。改革开放后，个体经营放开，景氏后人景志刚敏锐地捕捉到市场机遇，正式打出“景东扬焖子”的招牌，在登封市区与大冶镇开设门店，将这道传统小吃从流动摊贩升级为固定商铺，实现了规范化经营。

然而，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0年初，景志刚的家人突发重病，为了筹集医药费，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四十万元外债，生活一度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之际，他想起了家族传承的焖子手艺，决定重拾祖业，在大冶镇集市上摆摊卖焖子。

他坚守祖训，选用本地优质红薯粉条和手工磨制的淀粉，坚持用骨汤熬制，严格按照祖传比例调配“五料”，煎出的焖子外焦里软、酸辣够味，很快就吸引了大批食客，成了集市上的“爆款”美食。靠着每天起早贪黑制作售卖数百斤焖子的收入，景志刚一点点偿还债务，三年时间便还清了所有欠款，还在登封市区开起了分店。这段“焖子还账”的励志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也让景东扬焖子多了一份坚守与逆袭的精神内核。

进入21世纪，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景东扬焖子迎来了从“民间小吃”到“非遗瑰宝”的华丽转身。2010年后，景志刚意识到，要让这门三百年的手艺长久传承，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与保护。他牵头成立了传承小组，开始系统整理景东扬焖子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与传承谱系。

根据非遗申报要求，传承谱系需清晰追溯三代以上，景志刚花费数年时间，走访家族长辈、查阅地方志与家族族谱，最终梳理出从清代景东扬创制，经民国景氏族人传承，到当代自己接力的完整谱系，明确了每一代传承人的姓名、技艺贡献与传承脉络 。

同时，他还详细记录了焖子制作的二十余道核心工序，从红薯的挑选、淀粉的研磨，到骨汤的熬制、粉条的焖煮，再到蒸制定型、煎炒调味，每一个步骤都标注了具体的配比与时间，形成了完整的技艺档案。为了满足申报材料的要求，他还拍摄了高清图片与视频，真实记录焖子的制作过程与成品形态，全方位展现这门技艺的独特价值。

2015年前后，经过材料申报、专家评审、公示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登封焖子（大冶焖子/景氏焖子）制作工艺”成功列入登封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志刚也被认定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获得了官方颁发的证书 。这一认定，不仅让景东扬焖子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官方认可，也为其传承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如今的景东扬焖子，早已超越了美食本身的意义，成为登封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在传承中，景志刚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的原则：一方面，他严格恪守传统技艺，坚持选用本地种植的红薯原料，拒绝使用任何添加剂，保留“焦香软糯、酸辣够味”的老底子，80多岁的家族长辈还会时常到店里指导，确保每一锅焖子都保持正宗风味；另一方面，他也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适度的创新与拓展。

为了方便游客携带与保存，他推出了真空包装的焖子产品，进入登封各大特产店与线上电商平台，让这道地方美食走出河南，走向全国；在门店经营上，他增加了研学体验项目，让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焖子的制作，从研磨淀粉到搅拌成型，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了解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民俗文化。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类非遗展示活动，在登封市的文化旅游节、非遗博览会等场合，现场展示焖子制作技艺，让更多人了解这门非遗项目的独特价值。如今的景东扬焖子，不仅在登封市区拥有多家门店，产品还辐射郑州、洛阳、许昌等周边城市，年销售额稳步增长，带动了十余位村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动力。景志刚还主动收徒传艺，将自己掌握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目前已有三位徒弟能够独立完成焖子制作，确保这门非遗技艺能够世代相传 。

从清康熙初年那碗情急之下创制的家常小菜，到如今享誉中原的非遗美食，登封景东扬焖子的三百年传承之路，是登封城市历史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登封从农耕社会到现代都市的变迁，承载着帝王巡幸的传奇色彩，凝结着家族传承的匠心坚守，寄托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每一块金黄酥脆的焖子，都藏着嵩山的灵气、红薯的香甜与时光的味道；每一道制作工序，都延续着“勤俭巧思、诚信守艺”的精神内核。如今，当少林功夫的威名远播海内外，当“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熠熠生辉，景东扬焖子正以非遗之名，将登封的民俗文化、手工技艺与市井烟火，打包进每一口酸辣鲜香的滋味里。

它从贫寒中走来，在坚守中成长，在创新中新生，用三百年的焖香，讲述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与文化传承，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更加绵长的非遗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