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与人生印记--张月明

令狐冲

在漳州时的照片

　　我是一名上海兵，军旅与人生的岁月里，藏着太多滚烫的记忆——有老班长的言传身教，有练兵场的汗与泪，有阅兵式的荣光，更有无论何时都未敢忘却的初心。

一、兵前岁月：沪上少年的家国情怀

我的父亲是供电局的工人技师，母亲曾是纺织厂工人。父亲的工资颇高，相当于当时四个年轻工人的总和还要多，日子本该优渥安稳。有了我们子女后，母亲毅然放弃工作，悉心照料家庭。我们原本住在市中心，那是单位分配给技术人员的二层小楼，我家住二层三室一厅。可响应国家号召时，一家人毫无怨言，搬回上海近郊的农村老屋，心甘情愿从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民户口。

受父亲“技术知识至上”的影响，我自幼便对知识充满渴望，凭借努力在百里挑一中考上了交大附中。可特殊的年代，中断了我继续深造的美梦，我成了历史上有记号的“老三届”高中生。我们这一代，虽经历过自然灾害等岁月磨难，但在父母的呵护下，终究还是带了几分“娇生惯养”的稚气，谁也没想到，日后军营会把这份稚气打磨成钢铁般的意志。

二、初入军营：上海学生兵的“蜕变之旅”

1969年3月，我入伍来到福空高炮五师十三团六连五班，成了一名三七炮四炮手。军营的锤炼是严苛的，我深知自己身上的“娇气”，便咬牙苦练，很快就熟练掌握了炮手技术。

记得那时，美国阿波罗12号飞船升空，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我心潮澎湃，以这份科技荣光为引子，写了一篇激励大家精准掌握炮手技术的小文章，登上了连队黑板报。不久后，两位越战老兵临近退伍时起了争执，我又以“地球村”为喻，写下倡导“以和为贵、为共同革命理想携手前行”的短文，再次登上黑板报。连队领导说，这两篇文章别具一格，既生动有新意，又藏着思想力量。

训练之余，我从不搞特殊。为改善伙食，在班内的“自由地”里，我跟着老兵学挑粪、翻土、施肥、种菜，用一双拿笔的手扛起了锄头，渐渐让大家认可了“这个不那么娇气的上海学生兵”。

三个月后，在1969年入伍的新兵中，我成为第一个被提拔为班长的人——接任的，还是全师唯一连续8年的“四好班”。按部队常规，应先入党再提副班长或班长，可我是先当班长，一年多后才于1970年9月1日被批准入党。

这个“四好班”（林彪出事后，“四好班”“五好战士”评选终止）有着特殊的意义，后来又连续获评十年“四好班”。那些有点不一样的战士、准备提干的战士，常会被调到我班锻炼。沈永康年少气盛，曾在一营三连一念之差犯了错误，记大过一次。可我们从未看轻他，反而格外尊重，常找他谈心，鼓励他“不怕跌倒，轻装上阵”。在大家的温暖陪伴下，他超期服役六年，最终光荣入党，回到地方后兢兢业业，成为重要部门的骨干力量。

当然，我也有过“自作聪明”的失误。夜间站岗，各班班长要按顺序叫岗，手电筒是必备工具，既能准确叫醒哨兵，又不打扰战友休息。一次，我发现手电筒电池没电了，竟在1970年5月1日下午，偷偷用三七炮的蓄电池给手电筒充电，结果被战备值班领导在阵地上当场“活捉”。也正因这事，团党委推迟了几个月才批准我的入党申请。

　　三、阅兵荣光：踏正步走过天安门

1969年8月初，我们师从福建调往北京，肩负起保卫首都领空的重任。恰逢祖国二十华诞，我有幸入选受阅空军方队。

那天，我身着军装，踏着铿锵正步，与战友们以一字型并肩跨过800米长的天安门广场。目光所及，是庄严的天安门城楼，是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那一刻，热血在胸腔里沸腾，自豪从心底里喷涌。这次阅兵被永久载入共和国史册，而我作为空军方队的一员，这份荣光足以让我骄傲一生。

四、技术攻坚：指挥仪前的“破局之路”

1970年，我们连准备由三七炮换装100炮。7月，我被派往14团学习100炮四炮手操作，一个月后学成归队，准备担任四炮手教练。10月，我又受连队委派，到本团九连学习指挥仪操作，为期三个月。1971年初，连队完成换装，我学成归来，担任指挥仪班班长。

指挥仪是火炮的“眼睛”——各测手对目标测距、瞄准，指挥仪自动模拟计算合成动态提前量，联动连队8门100炮齐放，靠炮弹爆炸碎片击杀目标。二测手管方向，三测手管高低，只要两人操作精细，炮弹便能落入有效命中范围。最难的是一测手：面对数千乃至超万米的空中目标，如何掌握由零加速到与目标一致的斜距离变化速度，是命中目标的核心关键。100炮炮弹初速度（新炮）达900米/秒，斜距离变化速度与目标不一致，会极大影响炮弹飞行和爆炸时间。

当时，我们是在苏联错误理论指导下训练的。实弹射击时，我们连9个齐放仅1个有效命中，四连更是“剃光头”。我和四连指挥仪班长，都成了这一错误理论的牺牲品。实战中，这样的成绩意味着放空炮，无法杀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打破这个困局。

我开始在指挥仪上做大量试验性操作，同时钻研理论，可起初始终一头雾水。理论研究需要海量数据计算，为不影响战友休息，我自制了一台床式台灯，常常挑灯夜战到深夜。

终于有一天夜里，灵感如闪电般袭来：这会不会与牛顿自由落体定律有关？我立刻拿起笔，用所学数学知识结合指挥仪性能，一步步推导公式，反复计算，最终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我兴奋得睡不着，叫醒一测手陈永海和四测手白福清——白福清开动小发电机，陈永海按我的理论数据操作，结果完全吻合！随后，我写出论文交给训练股参谋何汉魁，还在指挥仪上用实际操作佐证论文的正确性。至于后续的争论，上世纪的100炮早已淘汰，便不再赘述，详细内容我已写进《缅怀孙秉臣团长，革命精神与科学之光的引领者》一文中。

还有我退伍时，为了把革新成果传下去，留给接我任指挥仪班长的吴春秀战友一把指挥仪气象修正量计算尺。

以前实弹射击，我们要把上级传来的气象资料，花好几分钟计算成指挥仪修正量再装添进去；有了这把计算尺，几秒钟就能拉出修正量。靶场上，几分钟不算什么，可实战中，这几分钟可能贻误战机。这把计算尺，是副连长赵咸伦委托当地老木匠精心制作的，我曾演示给何汉魁看，他也觉得好，只是因缺乏资金，无法工业化批量生产，最终影响大面积推广。

　　五、军营雅趣及赛场扬威

为了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水平，我曾组织班里写周记活动，我的一篇思想改造的周记被宋朝诗政委下连蹲点时看了，在连务会上作了推荐与表扬。913事件那夜跑警报，天很冷，我发烧感冒坚守岗位，宋政委在收队集合时表扬了我。

军营的日子虽紧张，却也藏着几分雅趣。住在老百姓家时，我曾挖了几盒野花养在窗前，结果被指导员批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现在想来，仍觉有趣。

潘国庆干农活是行家里手，林永年又勤快，我们便在指挥仪旁堤边的荒地上种起了西瓜。我还让家里寄来毛豆种子种下，可惜夏日短促、水土不服，结出的毛豆剥开是扁扁的，可那道毛豆炒鸡蛋，却有着别处吃不到的独特风味。

1973年，我们师召开全师体育运动会。在营里组织的100米、200米竞跑选拔赛中，我崭露头角。随后，团里组织为期一个月的赛前训练，田径短跑组共4人，由我担任组长负责训练。

运动会上，我夺得100米第一名，为13团贡献7分；我们小组又齐心协力，拿下400米接力第一名，再添7分。最终，13团以180多分的总分，碾压14团、15团，摘得桂冠。跑道上的拼搏，和练兵场的坚守一样，都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光芒。

左图 张月明与原团政委、后任南空副政委的宋朝诗将军亲切交谈，右图 左起张月明、宋朝诗、原连队指导员蔡国兴。

　　六、人生下半场：从农民、地质工人到自主创业

1975年4月，指导员蔡国兴拿着我的个人档案，亲自一路送我回家。我的户口，考上交大附中时已迁入杨浦区，入伍也从杨浦区出发，可杨浦区不接受我的户口回迁。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农村务农，吃了不少苦头。好在承蒙村干部器重，几个月后，我当上了民兵连长。

1976年12月，在多人竞争中，我有幸进入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被分配到修配厂检波器组工作。两年后，我调任新组建的线缆组组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车间研制的海洋地震飘浮电缆，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几十分之一，还荣获了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也在其中提出并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最终获得了50元奖金。

又过了两年，我先后在整党办、保卫科、纪委工作。1982年，我到基层单位担任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十年。期间，我用两年时间自学完成了三年制上海电视大学的学业。1992年，我主动下岗，以一万元起步，开办了一家服装厂——要知道，我当时连缝纫机都踩不转。1999年，有了一定积累后，我又开办了建筑结构加固公司，先后参与了中苏友好大厦、国际饭店、延安东路隧道、上海海洋馆、科技馆等项目的加固工程。2005年，参与完成江苏海门一座桥梁的加固工程后，我正式退出“江湖”。

岁月流转，从沪上少年到白发老者，从军营战士到创业先锋，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忠诚、执着与初心。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享过的荣光、守过的信念，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温暖而坚定，伴我走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