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州同知焦芳，竟是大明帝师。

举举

文字：举举

图片：长勇

▼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

缘起

明清时期，昆曲由昆山传入桂阳，并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最后落地生根，因而在桂阳城乡产生了大量的古戏台和戏楼，逢村庄必有宗祠，逢宗祠必有戏台，一座座戏台或戏楼，鲜活的见证了桂阳昆曲的辉煌历史，桂阳的那些睿智的古人编写在戏台上一幅幅对联，无不透露出昆曲艺术深厚的文化气息。

早些年，我在研究昆曲为何独在湖南桂阳广为流传时，发现除了桂阳本土文化强大的吸纳能力、桂阳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厚实的经济基础外，大量的吴越士子文人履职桂阳从而带来昆曲，并使之成为一种时尚，也是昆曲得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条传播途径，也许更加明显。

于是，我开始在浩瀚的史料里寻找那些曾经来过桂阳任职的州官，并罗列成册。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人物，焦芳。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记载，焦芳，泌阳进士，有传，成化年间任桂阳州同知，从六品。

然而，翻开历史书，发现焦芳的经历，更是非同一般，成化年间，他曾是太子（后成为孝宗皇帝）的老师，一代帝师，官至尚书。焦芳著有《守静文集》《经筵讲章》《馆阁纪闻》和《焦氏家训》等多部著作，今已不存。主修《明孝宗实录》，时人多有异议，指其故作曲笔。又撰《南人不可为相图》，为江南士人不耻。

焦芳简介

焦芳，生于明宣徳十年，殁于明正德十二年，（1435年8月6日—1517年4月12日），寿83，历经宣徳、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宏治、正徳七朝六帝。焦芳，字孟阳，号守静，河南南阳府泌阳县（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人，祖籍河南省河南府陕州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明朝中期阉党、内阁次辅。

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通过同乡（吏部尚书）李贤的关系，改翰林院庶吉士；

成化元年（1465年），授编修；

成化十二年（1476年）升侍讲；

成化十八年（1482年），明宪宗诏纂《文华大训》，进讲东宫，（作者注：此时的东宫太子是朱佑樘，1888—1505在位，在位18年）；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焦芳任满九年，晋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七月，因尹旻一事，被降为湖广桂阳州同知（作者注：焦芳呆在桂阳的时间，从1486.7—1487.12，共计一年半）；

弘治元年（1488年），升山西霍州知州、四川提学副使；

弘治三年（1491年）二月，调任湖广提学副使；

弘治七年（1494年）十一月，升任南京右通政，因母丧回家守孝；（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以忧去）；

弘治十年（1497年），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当初焦芳为明孝宗进讲时，明白流畅，深得明孝宗喜爱，所以明孝宗将他召回北京任职；

弘治十二年（1499年）六月，升礼部右侍郎；

弘治十五年（1502年）三月，升任礼部左侍郎；

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月，调任吏部左侍郎；

正德元年（1506年），升礼部尚书，不久通过依附宦官刘瑾进入内阁，继李东阳为内阁次辅，期间引导刘瑾搅乱天下，变更成法，荼毒缙绅之士，为天下人所恨；

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焦芳因编修《明孝宗实录》有功，进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后因为刘瑾所不喜，于正德五年（1510年）致仕归乡；

正德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517年4月12日），焦芳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明代吴越士子履职桂阳州一览表（作者举举于2022年春统计制作）

▼《桂阳直隶州志》记载的《明史》焦芳列传

《明史》之焦芳列传

焦芳，泌阳人，天顺八年进士。大学士李贤以同乡故，引为庶吉土，授编修，进侍讲。满九年，考当选学士。或语大学士万安：“不学如芳，亦学士乎?”芳闻，大恚（huì，怨恨），曰：“是必彭华间我也。我不学士，且刺华长安道中。”华惧，言于安，乃进芳侍讲学士。

先是诏纂《文华大训》，进讲东宫。其书皆华等所为，芳耻不与；每进讲，故摘其疵，扬言众中。翰林尚文采，独芳粗陋无学识，性阴狠，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尹绵之罢也，芳与其子龙相比，谪桂阳州同知。芳知出华、安二人指，衔次骨。弘治初，移霍州知州，擢四川提学副使，调湖广。未几，迁南京右通政，以忧归。服阕（què，终了；服阕，指守丧期满除服），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寻擢礼部右侍郎。

怨刘健尼己，日于众中谩骂健。判牒不可意，即引笔抹去，不关白尚书。俄改吏部，转左侍郎。马文升为尚书，芳辄加姗侮。阴结言官，使抨击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上言御边四事，以希进用。为谢迁所抑，尤憾迁。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诟詈（lì，谩骂）。芳既积忤臣，复锐进，又深结阉宦以自固，日夜谋逐健，迁，代其位。

正德初，户部尚书韩文言会计不足，廷议谓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日：“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邪？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武宗（正徳皇帝）闻之，大喜；会文升去，遂擢吏部尚书。

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以告芳。芳阴泄其谋于瑾。瑾遂逐文及健、迁辈。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搢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赂瑾者，先赂芳。

子黄中亦傲很(通“狠”)，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翰林检讨，俄进编修。芳以黄中故，时时詈东阳。瑾闻之，曰：“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憾李邪?”瑾怒翰林官傲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阻。

及修《孝宗实录》成，瑾又持前议，彩复力阻。而芳父子与检讨段炅（jiǒng明亮）辈，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有司应诏举怀材、抱德之士，以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瑾以礼等皆迁乡人，而诏草出健，因下四人诏狱，欲并逮健、迁。东阳力解之。芳厉声曰：“纵贳（shì，宽纵；赦免）其罪，不当除名邪?”乃黜健、迁为民，而榜逐余姚人之为京官者。

满棘加使臣亚刘，本江西万安人，名萧明举，以罪叛人其国；与其国人端亚智等来朝；既又谋入浡泥国索宝，且杀亚智等。事闻，方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且言：“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杨廷和解之，曰：“以一盗故，祸连一方，至裁解额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邪?”乃止。

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瑾。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始张彩为郎时，芳力荐以悦瑾，觊其为奸利，比彩为尚书。芳父子荐人无虚日，彩时有同异，遂有隙。而段炅见瑾昵彩，芳势稍衰，转附彩，尽发芳阴事于瑾。瑾大怒，数于众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乃乞归。黄中阁，以侍读随父还。瑾败，给事御史交劾，削其官，黜黄中为民。

久之，芳使黄中赍（jī，怀着；抱着）金宝遗权贵，上章求湔（jiān，洗雪之意）雪复官，为吏科所驳。于是吏部覆奏，请械系黄中法司，以彰天讨。黄中狼狈遁走。芳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大盗赵燧入泌阳，火之，发窖，多得其藏金，乃尽掘其先人冢墓，杂烧以牛马骨。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树，拔剑斫其首，使群盗糜之，曰：“吾为天子诛此贼!”燧后临刑，叹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憾!”瑾从子二汉当死，亦曰：“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彩耳。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芳父子竟良死。

赞曰：“焦冠奄(当作"阉")党，致位宰辅；始谪桂阳，谗谄先著。不安闲官，卒破其墓。敢告在位，不立是惧。”

▼ 焦芳像

2025年12月30日发表在“古唐州笔记”公众号的一篇文章，全文1400余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作者对明代尚书焦芳为何被贬为桂阳州同知，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详细的阐述，从四个角度分析了问题的本质，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大有为焦芳平反昭雪之意；也许，一代帝师虽已盖棺定论，然，其人其事，确有与史载不一样的一面吧！

正因如此，特将全文录之，以待后世评之。

焦芳被贬桂阳州同知的真相：一场南官构陷、君主误信的政治冤案

历史常以“实录”为名，载入诏书辞令，然诏书所书，未必即为实情。焦芳之贬，便是一桩典型——表面是“违制代奏，持身不谨”的道德问责，实则是南方文官集团构陷排挤、宪宗偏听偏信所致的一场政治冤案。其根在党争，其害在诬陷，其果在冤屈。所谓“实录”，实为被遮蔽的真相。

一、 罪名之虚：所谓“代人具奏”，实为南官构陷之借口

《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十二年，李孜省构陷尹旻父子谋求同乡武官邹袭复职案，彭华为报焦芳揭其编撰《文化大训》讹误，暴露他丑行的一箭之仇，趁机捏造焦芳代尹龙书奏罪名，下锦衣卫狱。经查本拟杖责后复职，但是世宗误信彭华谗言 ，颁旨：“芳居官翰林，乃违法代人具奏草，持身不谨，难任京职。”致使焦芳降两级贬谪湖广桂阳州同知。

世宗之语看似有据，然细究之下，漏洞百出。

“代人具奏”并非重罪：明代翰林官员代同僚润色奏章、协助起草，本为常事。此类行为，若无结党营私、泄露机密之实，仅属“程序瑕疵”，并不构成罢黜之由。如以此为罪，则当时多数词臣皆当受罚，何独焦芳？

为何独惩焦芳？答案唯在——他是北方人，且非南党体系中人。焦芳为河南人，身处以南方士大夫（尤以江西安福人彭华为首）主导的文官集团之中，本就格格不入。其才高气傲，不趋附南党，早已为彭华等所忌。

故“代奏”一事，不过借口；“持身不谨”四字，实为政治定性之刀。彭华之流，借题发挥，罗织罪名，目的正在于将焦芳逐出权力中心，以绝后患。

二、 构陷之源：彭华主谋，南党合谋，排斥北人

焦芳之祸，根在南北党争。

彭华主谋：江西安福人彭华，为当时南党核心人物，与刘健、谢迁等结为政治同盟。其深恐北方士人崛起，动摇南人对科举、内阁、言路之垄断。焦芳身为北人，且有才望，自然成为眼中钉。

诬陷路径：焦芳作为文官，代拟奏草应为常态，根据《孝宗实录》载焦芳谢恩折所言，系彭华报复构陷，并无为邹袭书奏一事，焦芳云，他根本不认识此人。彭华以焦芳与尹龙同为侍讲学士，关系热络，而捏造谎言株连焦芳，屈打成招，尔后上达天听，蒙蔽宪宗。

宪宗误信：宪宗晚年多病，倦于政事，倚重内阁。而内阁中南人当道，奏对之际，众口一词，皆言焦芳“不谨”。宪宗未察其情，偏听偏信，遂下诏贬谪。

故所谓“有旨”，实为“有蔽”——非焦芳有罪，乃君主被蒙蔽；非制度执罚，乃党争得逞。

三、 沉冤之重：贬谪非止于官，更伤其心，毁其文

焦芳之贬，非止于官阶之降、职任之远，更在其精神与文学生命之摧折。

仕途断裂：由翰林清要，贬为边地同知，几近流放。此非惩过，实为羞辱。

文心闭锁：此后焦芳作诗文“非常谨慎，一般不作”，非才尽，非懒惰，乃心灰意冷，畏祸自保。他深知，文字即刀，可杀人，亦可被杀。昔日因“代奏”而遭诬，今若再落笔，恐又成南党攻讦之柄。

王鏊在《震泽纪闻》中嘲讽，翰林尚文采，惟焦芳“不写一诗一文”，看似文人调侃，实为南党话语霸权之体现，此非评价，乃二次羞辱。

四、 历史之谬：以“实录”为真，遂使冤案成定谳

后世史家，多据《宪宗实录》所载诏书，认定焦芳“确有其过”，遂将其贬谪视为“咎由自取”。此大谬也！

实录不实：《实录》由南党文臣编纂，其立场早已预设。焦芳为“异类”，其事必贬。所谓“违法代奏”，不过采信彭华一面之词，未闻焦芳自辩。

史笔之偏：《明史》沿袭旧说，将焦芳列入奸臣，与其正德年间依附刘瑾之事合并论之，遂使其弘治初年之冤，永无昭雪之日。

然若细察其后行为——焦芳掌权后力主削减江西乡试名额，斥“江西土俗多玩法”，甚至作《南人不可为相图》——此等激烈之举，非全然私怨，实为被压迫者之反噬，是冤屈积郁日久之爆发。

▼焦芳画像

▼作者调查桂阳惜字炉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