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阳英歌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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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受降地之二

郭小东

面对成节奏分布的废墟。似乎仍然可以听见轰炸机的呼啸，炸弹间隔性落下的闷响，以及时速所造成的距离……

达濠城中的废墟，是从东南向西北，成线性呈现的。如果第一个落点在青篮桥头，下一个落点就在百米外的棺材铺，第三个落点必定在巡司埠以北。

1968年，从海南逃回来的那些日子，百无聊赖中，我对废墟产生了奇怪的兴趣，消磨无望的时光。皆因家里就住在四婶的废墟。

如果不是亲历，历史叙述难能真相。所谓还原，也未必真实。文学虽能部分的弥补这种缺失，但讲述中的时间痕迹，很难自成逻辑。毕竟，一切历史叙述，除了数据可能确切，其余留待追忆。而追忆是消解性的，它无时无刻在选择，筛选，过滤同时做主观上的更新，或者媚旧，或者谄新。它对抗回忆，而回忆是保存性的。它常常经不起追忆的骚扰，而屈从于追忆。

刚刚读过44份中央档案馆解密的战犯供词。这些战犯的自我控诉，共同点是：简化事件，回避罪行，轻写淡描严重的指控，推诿个人罪责……竭尽可能地抽象事实，想方设法规避法律。这是人性中最卑微的本能。

那就从人性与良知入手。这个，应是超越国度与民族的，它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基本法则，记忆的法则，自然也是文学的法则。

罪犯一般都深具某种性格缺陷。因为犯罪动机，一般是并不考虑或无法考虑犯罪内存的。特别是以国家主义，或群体名义的战争罪，其美化、正义化的可能，对于个体而言，是有充足理由律的。

濠江战前人口三万右右，战后仅一万二三。直接间接的战争死亡，在一半以上。所谓的万人冢只是一个约数而已。

在血海深仇之地，在亲人的骨殖和废墟之上，满目苍夷，血雨腥风犹在的达濠岛上，七千败寇就在眼前。非狭路相逢，而是仇人已在瓮中。

十之八九的达濠本土居民，家家都有人死于日寇刀下。万人冢里无名无姓的尸骨，他们共名为父母，为兄弟姐妹，为同窗同学。

只有在受降地，你才能如此深刻地感知正义的力量，才能如此深切地体会胜利的意义，才能明白正义良知与力量的强弱、大小，与人数多少，是没有本质联系的。

曾经卑微的，任由宰割枪杀的生命，此刻已站在高处，在坑岸上，俯视睥睨曾经的霸道，那种彻底的解放与释怀，是受降地以外的人们，无法体验的。

从1938年到1945年，八年沦陷里的每一天，铁蹄下的生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我只知良民证的屈辱，还有遇到日本人，必得哈腰作揖的规矩。以及“杀一个日本人，杀死全村人”的叫嚣。在这方面，日本人言必信，信必果，绝无差池。

达濠上空，是菊花与刀，是忠诚与死士的武士道。正因为轻忘了陈耀振的功业，自然就记不住受降地的荣耀。当受降地沦为一个陌生的汉语时，每个人对于出生之前的历史，自然也就没有关心的必要。

这也许正是我在《受降地》里要寻找的文学主题。

澳头，茂州，葛园，西墩的记忆，这些土地上，那些或叫集中营，或叫收容舍营，或叫战俘营，都一样。七十多年前，联结这些地方的是湿地或窄窄的土路。

想象庞大的军车、坦克，以及望不到边的战俘队列，在狭窄的岛地上，在荒凉之下的行走。在国民革命军和八路军枪刺下，这些败兵，衰废的行止，仓惶的面容。

而围观的路人，心存惊悸，恍如隔世的欢喜，是如何潜行流传于穷街陋巷之中，从而酝酿成为红灯笼，红蜡烛的流光溢彩！八年的痛苦和伤病，此刻反射在战俘扭曲的眼神中。

每每行走在达濠的街巷，经过那些废墟，那些让日寇的炸弹炸毁的残墙断壁时，会有一种亲近战时的冲动。这些废墟，很多至今犹存。这是因为，废墟同时也是这家人的墓田。

去年，去拜望文革时的房东四婶，她家庞大的废墟还在。

我们家曾在她废墟里，租住六平米的残屋。残屋前一天吊死了一位老人，第二天我们一家八口由筹委会安排，住了进去，一住15年（1966至1979）。那时，似乎每晚都听见老人的呻吟，每天都在与炸弹和废墟的魂灵对话。尽管我自己远在海南岛。

残屋后来也倒塌了……

那天，我站到残屋的废墟上，感觉自己和它一起，成了废墟的一部分。和废墟一起回忆废墟的故事。

废墟的故事，将是受降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