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瘦金体”

郑州张世科

　　一种书体，和一个人，尤其是和一个皇帝有如此紧密的绑定，这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这种书体和这种创立者该是相当有个性的。这种书体就叫“瘦金体”。而创立这种书体的人则是宋代的徽宗皇帝。如今的人们一提起书法中的“瘦金体”，必定会想起他，他就是除治国无方外，诸技皆优的艺术大师北宋的徽宗皇帝。可以不夸张的说，“瘦金体”不仅是在宋徽宗的笔下诞生的。即便它的衰微，也和宋徽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见，虽说“瘦金体”的历史不能简单的与宋徽宗画等号。但宋徽宗在“瘦金体”书法的成熟和发扬光大的过程中居功至伟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何为“瘦金体”？它是怎样生发和成熟的？它又何以走向衰微？

　　“瘦金体”，也称“瘦金书”“鹤体”，是楷书的一种，由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所创。作为书法史上极具个性的一种书体，“瘦金体”因其与晋楷唐楷等传统书体区别较大，个性极为强烈，故可称作是书法史上的一个独创。宋徽宗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且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

　　作为宋朝的第八位皇帝，赵佶生于1082年，卒于大约1135年。登基初期，赵佶在政治方面还是有一些作为的。但不久后，便疏于朝政。由于治国无方，昏招迭出，致使北宋在其任上基本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可赵佶自幼热爱文学艺术，尤其对书法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天赋异秉，他与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艺术家王詵等交流切磋，书画水平不断提升。赵佶广泛收集民间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命文臣主持编辑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三部作品。北宋时期，篆、隶、楷、行、草书都已完备，宋徽宗赵佶掌握了所有常见字体。他的草书不仅技艺高超，他的楷书更是了得。融合众家之长的结果，便是创造了出了独树一帜的“瘦金体”。总之，在艺术方面宋徽宗赵佶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出类拔萃。

　　我们说 “瘦金体”的“特立独行”，首先就是其创造者本人的异乎常人。宋徽宗赵佶，作为一位皇帝，却将绝大部分热情倾注于艺术而非治国。这种“本末倒置”，在帝王中本身就是一种惊世骇俗的“特立独行”。他没有固守王羲之、颜真卿等传统大家的路子，而是从初唐薛稷、薛曜的“瘦硬”书风中汲取灵感，并将其推向极致，自创一格。这种不循古法的创新勇气，颇为难得。其次，是其笔法与形态的异乎常理。“瘦金体”笔画细劲如兰竹，仿佛具有金属的硬度与弹性，一改唐代书法丰腴厚重的审美。顿挫提按分明，尤其是转折处和钩尾，常作夸张的侧锋顿笔，形如刀锋，犀利爽利。这种强烈的装饰性笔法，在传统书法中极为罕见。结构上内紧外松，主笔（如撇、捺、竖）舒展放纵，带有一种张狂的放射感，充满动态的张力，与传统楷书的均衡稳重大相径庭。其三，精神气质的异乎常理。它不追求“藏锋含蓄”、“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而是直白地外露锋芒、炫耀技巧、抒发个性。它有一种天才般的自信、孤傲、清冷甚至疏离感，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又带着皇室贵胄的精致与苛刻。这种气质，与道家“仙风道骨”的飘逸，以及宋代文人“逸笔草草”的率性都不同，它是高度程式化、精心设计却又情感澎湃的宫廷美学巅峰，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艺术表达。

　　“瘦金体”的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周密提出的。他的《癸辛杂识别集·汴梁杂事》中写道：“徽宗定鼎碑，瘦金书。”之后，元代倪瓒称宋徽宗的书法为“瘦金书”，明代陶宗仪则说宋徽宗“自号瘦金书”，清代叶昌炽却说是世人将宋徽宗书法称为“瘦金书”。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无法断定，“瘦金体”是宋徽宗自己命名的，还是被他人冠名的。但宋徽宗是“瘦金体”的创造者，这一点则是被公认的。

　　“瘦金体”书法自诞生之日起，作为书法史上一抹难得的霞晖，历朝历代的书家对其多是赞许有嘉的。比如，宋末元初书画家赵孟頫评价瘦金体是“天骨遒美，逸趣蔼然。”元朝文学家柳贯认为“瘦金体”“鸿笔宛委扬清风”。元朝文学家、藏书家袁桷赞美“瘦金体”“笔法飞动，有凌云步虚之意。”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写道：“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 清代陈邦彦曾跋赵佶瘦金书《秾芳诗帖》：“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既是对这一诗帖的评赞，也是对“瘦金书”艺术效果的概括。邓白先生评价“瘦金体”“自辟蹊径，独树一帜，笔势飘逸，如冲霄鹤影，高迈不凡。掠水燕翎，轻盈无迹。 瘦劲而不纤，端整而不板”。故宫博物院是这样形容“瘦金体”的：“疏朗端正，下笔尖而重，行笔细而劲，撇捺出笔锋而利，横竖收笔顿而钩，整体遒丽瘦硬，只剩筋骨，故称‘瘦金体’”。“运笔挺劲犀利，笔道瘦细峭硬而有风神，如兰竹般舒展，风神飘逸，成一家之法，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后人多有模仿而难得其深邃。”

　　令人遗憾的是，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不仅终结了北宋王朝，也几乎中断了“瘦金体”的传承。究其原因，不外乎这两个方面。其一这种书体对天赋、技巧和审美要求极高，且与徽宗个人的精神世界深度绑定。尽管他在位时可能教授过近臣（如宰相蔡京父子书法受其影响，但未得真髓），但未形成有规模的流派。其二，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君主沉溺技艺是玩物丧志。“瘦金体”因其创造者的悲剧命运，在南宋以后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被贴上“亡国之音”的标签，认为其“锋芒毕露，有失国器之重”。这导致其在元、明、清的正统书法史中评价不高，习者寥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宋皇帝创造创设的“瘦金体”书法，没有在汉人主政的宋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而在少数民族主政的金代，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还有所发扬。金代对“瘦金体”的继承，可分为官方推行与个人精研两个层面。其主要推行者和关键发展人是金世宗和金章宗两位皇帝。金世宗时期的货币“大定通宝”，仿宋徽宗“大观通宝”“瘦金体”铸行，是金代官方首次大规模应用“瘦金体”。金章宗在其收藏的书画名作（如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上，基本上都以“瘦金体”题写跋文。由于金章宗的“瘦金体”被认为“形神兼备”“笔迹酷似”，甚至历史上曾长期被误认为宋徽宗的真迹。

　　不可否认“瘦金体”在书法史上地位是“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它打破了楷书陈规，以鲜明的“瘦硬、锋芒”个性，成为宋代艺术“尚意”精神的极致体现。但因其风格强烈、技术独特，模仿者虽众而得其精髓者甚少，从而未成为后世楷书的主流。一项公认的、顶级的艺术个人成就，并非一条被广泛追随的书法主流路径。这种矛盾的地位，恰恰成就了它持久的魅力。在今天，“瘦金体”因其强烈的视觉美感和互联网传播，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它提醒我们，在尊重传统法度的同时，极致的个性表达同样能在艺术史上刻下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