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湾：运河拐弯处的千年古镇

运河小子

　　在浙北杭嘉湖平原的腹地，京杭大运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自杭州蜿蜒而来，至石门镇时骤然拐出120度的壮阔弯折，形成形似玉带的独特水域——这便是被誉为“千里古运河第一湾”的石门湾。作为古运河杭申甲线的中段节点，其地理位置兼具战略意义与生态价值，是江南水乡地理格局的典型缩影。

一、坐标与交通枢纽：水运要冲的千年脉络

石门湾位于浙江省北部，距离杭州50公里、上海60公里，扼守大运河南北要冲，宛如一颗镶嵌在江南水网中的璀璨明珠。运河在此折向东北，纵贯全镇，河道纵横交错如血脉，连接起杭、苏、湖、嘉等江南重镇，自古便有“活水码头”之称。街道依河延伸，蜿蜒曲折，河埠舟楫连绵数里，水运网络至今仍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见证了千年水运的繁华与变迁。

石门是嵌在江南水网上的一个古镇。东郊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诉说着她七千年的文明；磊石弄——这是全石门著名一条的小巷。看似江南一寻常小巷，考究起来却大不寻常。史载：“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江浙，连年作战，攻伐不休，越王垒石为门，以为界限之所，故名石门。”（清光绪《石门县志》），这既是“石门”这一地名的渊源，又是吊人胃口的强大时空维系。

垒石弄将石门湾一劈为二，是古吴越的国境线，弄口正对着运河大拐弯。走进磊石弄，也走进吴越争霸的故事，想起入吴的西施，想起饮恨的伍子胥，想起并列春秋五霸的阖闾和勾践……

走出磊石弄便是家乡有人称为“上海外滩”。一副闻名遐迩的河埠，直达运河水面，在湾里人的眼里，它便是石门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坐上小船，直达任何一方，甚至通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石门是在运河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座江南古镇，从小就听人说过，南宋诗人陆游曾夜宿石门湾，明朝开国大臣刘伯温曾在此指挥战斗，镇上留有“刘伯温读书处”遗迹。至于古云盘遗址的传说更是不胜枚举。

二、历史地理的见证者：从吴越争雄到康乾南巡

春秋时，石门为吴越交界之处。清光绪《石门县志》载：“周敬王二十二年至元王三年(公元前498——473)吴越争霸，互攻不休，越王在此垒石为门，以为界限”。清光绪《桐乡县志》载：“春秋时吴越争霸，两国以此接壤，越勾践垒石为门，以为屏蔽。吴亦筑城于其地，以拒越兵。洵险要之地，因称石门”。清光绪《石门县志》载：“周敬王二十二年至元王三年(公元前498－473)吴越争霸，互攻不休，越王在此垒石为门，以为界限”石门镇名由此而得。当时以垒石巷(现磊石弄)为界，巷之东、北隶吴国；巷之西、南为越境。

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后，全境归属越国，标志着边疆格局的终结，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古塞千年尚有基，断垣残石草离离。风烟不散英雄气，犹似吴兵百战时。”明代陈润的《石门故垒》诗，道出了当年石门湾垒石弄的烽烟往事。在清代，“石门故垒”曾被列为“桐溪八景”之一。据说当年的石墙上，尚有丽谯、井干、雉堞、女墙之类的古建筑，当时以垒石弄为界，东、北面为吴国属地，西、南面为越国境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铭刻历史的古建筑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那时，小弄两侧墙壁完整，虽墙面斑驳，却依然觉得历史弥漫。两边墙头上的瓦楞草，黄绿相接，仿佛在延续着古老文化的精气。

“霅泉北来南会苕水入京杭，傍临辟塞横骑吴越两界地”。这是石门通市桥上的一副桥联，“辟塞”二字，常使人想起春秋战国时期的柴辟亭，俨然这里便是旧时的争战之地。时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桥的东堍还立着一块上书“吴越界”的石碑。更为可贵的是“京杭”两字，意义非同凡响，在众多的关于嘉兴大运河历史的考证中，似乎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直呼“京杭大运河”词汇，然后，就在石门，这座并不出名的石桥的对联上，镌刻着京杭的名字！

隋大业六年(610)，江南运河开凿。运河水自杭州经崇福南来，至石门折一大弯后东流嘉兴。唐初，朝廷置水陆两驿于镇(见清光绪《石门县志》卷二)。镇域扼浙地当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每遇战乱必受其祸，历史上曾屡经兴衰。

宋绍兴年间(1131－1162)在古驿址建行幄殿，高宗赵构常车驾往还于石门道中。石门建接待寺专门接待来往官员，并置赡军监库廨榷酒务于此。故宋时镇域已“商贾渊，里旁溢”(明万历《崇德县志》卷二)。行幄殿是古时皇帝下榻的行宫，可见南宋初期石门古镇已是军机要地。

宋朝廷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后，镇境为京畿近地，部分扈驾官员在镇建房定居。清光绪《桐乡县志》卷二疆域古迹下记载：陋巷村，宋颜复为礼部尚书，建炎初扈驾南渡，家于保宁乡，子孙自为村落，故有是名。清代濮启元有诗：“孙枝繁衍玉溪濆泥马南来扈毕勤，郊外连田村比屋，箪瓢风味信斯人。”《石门镇志》还载有清代陈吕的诗《陋巷村》：安贫洙泗箪瓢家，扈跸南来道自佳。画戟鸣珂非不贵，懒得清韵易繁华。

建炎中(1127－1130)嘉兴府在石门镇建酒务处和酒库，朝廷委施州刺史、浙东副总兵张子修监石门酒库，张子修在镇建张氏东园。清《石门县志》卷八《寓贤列侮》有张子修传：“字德夫，先世开封人。父勋，防御使，建炎中，随张魏公入蜀， 生子修于简池，受遗泽入仕。因监石门酒库，遂居德一雅志泉石，力请垂车归蓝故圆。”。

万历《崇德县志·纪文》称：镇有油坊20家，佣工约800余人。商贩从北路夏、淮、扬、楚、湖等地贩运油豆，在石门榨油作饼，又将豆油、豆饼转贩南路各地(万历《崇德县志·外纪》)东庄布坊所产棉布以质优而畅销于江、浙、皖各地，庄口设在金陵。明代诗人朱逢吉在《石门东庄布坊》诗中说：“织成片段赛丁娘，入手戈不研光，昨日金陵标信到，客帮都道要东庄”。（百县经济调查桐乡卷14页）

明宣德五年（1430年），运河湾的寺弄成为崇德县与桐乡县的分界点，一弄跨两县的独特景观延续至今，仿佛是一道历史的印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清代康乾南巡时，两县官员曾在此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的历史韵味。一弄跨两县的独特景观延续至1950年3月21日，仿佛是一道历史的印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清乾隆十六年(1751)，建高宗帝南巡大营于镇东(今石门丝厂址)，占地54亩多。乾隆帝六次南巡均驻跸于此，“龙舟凤船，曾此逶迤”，更增添了石门镇的繁荣。两县官员曾石门湾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的历史韵味。

三、生态与聚落的共生：水乡画卷的生动诠释

运河的弯折不仅塑造了石门湾的军事地位，更孕育了其水乡生态，宛如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一幅画卷。湾口开阔的水面波光粼粼，滋养了密布的河网，两岸垂柳依依，随风摇曳，民居黛瓦白墙，错落有致，倒映在水中，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水乡图景。农田沿河轮作，四季更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湿地芦苇丛生，随风起伏，构成天然的生态屏障，水质常年清澈，如同明镜一般。村落依水而建，家家门前通舟楫，户户窗下见清波，桥梁如锁扣连接两岸，青苔斑驳的石板路承载着千年足迹，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四、文化地理的坐标：丰子恺笔下的故乡情怀

作为丰子恺的故乡，石门湾的地理风貌深深烙印在其艺术创作中，成为他笔下永恒的灵感源泉。运河的弯折如“张开的怀抱”，迎接游子归来，湾口的东高桥、南高桥见证古镇沧桑，仿佛是一位位历史的守望者，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从春秋垒石弄到明清寺弄，从驿道商贾到水乡庙会，石门湾始终是江南文化地理的重要节点，其地理位置不仅定义了空间边界，更成为历史与人文交融的活态标本，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其独特的魅力。

20年前央视《话说运河》中曾说，北京是一座从京杭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即建设京城所需的巨木条石、京砖琉瓦等等之类建筑材料，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全国各地运进京城的。我认为石门镇上的古云盘遗址，却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北京漂来的，它是乾隆帝自京杭大运河巡视至此下榻休息的行宫。

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从石门湾经过，不论是做官的，还是贬官；不论是从事运输的，还是经商的；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人雅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此活水码头也推动了石门文化的发展，南宋留下接待寺、张园遗址，就是最好的佐证，人们在此默默地享受着来自石门以外的文化，使古老的运河文化不断地充盈与发展。

五.红色地理坐标：刚性的石湾铸就的红色文化

一方水土，滋养了一方人，受益面是最为广泛的，因而也使这一运河沿线不起眼的江南运河小镇，不仅是具有儒家文化的底蕴的柔性，而且还具有将帅争雄的刚性，刚柔相济更显小镇的特色。

张琴秋，素有“红军唯一的女将领”之称的张琴秋——“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叱咤人生，彰显着她“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精神。

池耕襄、陈丹池用宝贵的生命，矗立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中共石湾组织的正式成立点燃了桐乡大地的第一簇革命星火，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

这些年轻的生命像流星般划过夜空，却在石门大地上播撒下永不熄灭的火种。如今在桐乡革命历史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信笺、生锈的手铐仍在无声诉说着：曾经有这样一群人，用青春的热血在黑暗中凿出了一道光。

千年大运河，通达江海，纵贯南北、锦绣贯古今，一端联系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衔接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一个使中国与世界、内陆与海洋联动贯通的交流网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石门带来了触手生春的机遇。大运河的洪涛细浪里流淌着石门人的心血和智慧，融汇着石门人的仁厚、智慧、和谐、开放和卓越。在见证过往石门古镇的时代变迁、人事代谢之后，这条古老的河流又将迎来了新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