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评吴光辉长篇散文《大运河：流淌的史诗》（宁夏作协副主席刘学东）

国家一级作家吴光辉原创美文

《江苏作家》2025年6期：

用宏大叙事和微观描摹展现“清明上河图”——评吴光辉长篇散文《大运河：流淌的史诗》

张学东

我曾应邀出席第二届运河文学论坛，在主旨演讲中对于吴光辉的运河散文创作进行过这样的一段评价：“多年来吴光辉以他独特的视角，不知疲倦地抒发着一介文人，对于运河的好美情感和人生感悟，描摹着这片沧桑巨变的神奇土地。”最近，他创作的长篇散文《大运河：流淌的史诗》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重点创作工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重点出版图书出版面市了，仍然坚持描写大运河这片神奇土地的沧桑巨变。该书以30万字的规模，通过“地理－历史－文化”三重维度的交织，用宏大叙事和微观描摹展现出一幅“清明上河图”，描绘出京杭大运河及两岸那片土地的历史演变。笔者从宏大叙事、微观描摹、现实呼应的视角，评析这部作品如何以散文的笔墨，完成对运河历史的艺术转化，揭示其创作实践对当代散文的有益启示。

一、作品的宏大架构：展示时空折叠中的文化编码

吴光辉在这部作品中的叙事策略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基因链”的宏

大格局。作品开篇以“苏北运河与黄河、淮河、洪泽湖的三角关系”作为切入点，沿着“权力博弈－水系重构－文化塑造”的思路链条，揭示出人工水道如何重构中国经济的地理格局。例如，在描述淮安运河漕运枢纽时，作者以“一百零八条街巷，四十四座桥梁，一百零二处园林，六十三座牌坊，五十五座祠庙”的量化数据构建其空间坐标，继而通过“官衙－作坊－民居”的功能分区，展现出漕运文化对城市形态的深层塑造。这种“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的转变，使运河从物质的载体升华成为文化的符号。

作品的时间维度同样追求诗性特质。在扬州邵伯古镇的书写中，作品以谢安“筑埭于城北”为历史原点，串联起苏轼、秦观、乾隆等十多位历代人物的足迹，通过“青石板上的车辙－牌坊上的题刻－园林中的诗碑”等物质遗存，构建起了“文学记忆的层积岩”。当写到邵伯的文学高光源于谢安种下的第一粒诗文种子时，历史时间被转化为文化基因，印证了作者“地理空间即文化空间”的创作命题。

在这部长篇散文中，全书近百个历史、近百个历史人物串连在一起，如一曲曲感情充沛的悲歌，或激荡，或清冽，或静水深流，或质朴凝练，往往传达出一定的时代风

貌，又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历史人物的辩证书写：表现权力、治河与文化的三角关系

吴光辉对运河历史人物的塑造始终贯穿着“文化力量”的辩证思考。在对清代漕运腐败与运河衰落的叙述中，作者以江南河道总督王新命为例，剖析了封建权力体制对运河文明进步的阻碍。王新命通过“虚报工程款－克扣漕粮－收受贿赂”等手段，不仅导致运河的淤塞，更使漕运停滞。书中描写漕船在淤泥中挣扎如困兽，船工的号子声淹没在贪官的欢宴声里，将宏观历史转化为具象的生命体验。这种“权力－治河－文化”的三重视角叙事，在描述明代漕船制造时达到高潮。朝廷强制推行官府独造漕船的制度，表面上是为了统一标准，结果导致了民间造船技术的失传，运河的航行效率反而明显下降。这一过程揭示了封建权力体制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牺牲了运河的整体进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运河整治的叙事。在1950年苏北治淮工程中，作者以“百万民工肩挑手推－洪泽湖大堤合龙时数万民工齐声欢呼”的历史场景，将集体主义精神转化为可以感知的现实场景。这种“悲剧－抗争－新生”的叙事张力，在徐州运河演变的书写中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黄金水道与近代铁路兴起后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新中国对运河航道的根治，象征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

三、微观描摹的散文表达：叙写从器物到精神的诗性升华

吴光辉的文笔始终伴随着对历史细节的诗性捕捉。在河下古镇的书写中，作者未止步于“一百零八条街巷”的宏观数据，而是聚焦于吴承恩故居的“青砖苔痕－窗棂雕花”的细节表达，通过孙悟空形象在砖雕上的灵动跳跃，将文学经典与物质空间进行散文勾连。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在东关街的描写中达到了极致，个园的太湖石叠景被喻为浮华一梦的残章，四季假山则成为时光流逝的隐喻，使静态的园林景观转化为动态的文化象征。

在第三部“运河新生”中的《父亲的燃情岁月》章节，咏颂了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治淮英雄。在我看来，吴光辉的散文与绝大多数的所谓大文化散文和历史钩沉类文本有着很大区别，他的文字内敛而情绪饱满，他不贪图“大”，却往往流连于“小”。比如，他写父亲那代人治淮的艰苦岁月，没有大开大合的叙述，却在日常中把一代普通劳动者

的奉献精神写到了极致，使父亲的形象超出了一般意义，进而铸就了那个时代最华彩的人生篇章。

对非遗文化的呈现同样充满了文学质感。在叙写徐州汉画像石时，作者描写“这1500块汉画像石在地下沉睡了漫漫两千年后纷纷醒来，洗去身上的泥土，洁净脸上的尘垢，发现自己全都变成了两千岁的老人，争先恐后地诉说着各自古老的故事”，这样将雕塑技术升华为文化精神，让读者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在描述淮安文楼汤包时，作者通过“那个漕兵满脸好奇地接过热乎乎的文楼汤包，用一根芦柴管一头插入汤包，一头放进自己嘴里，歪着头吮吸了起来”的细节特写，将餐饮描写转化为文化礼赞。这时，汤包师傅的手艺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艺术。作者通过对这些非遗文化的描写，让读者认识到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当代文化精神的源泉。

四、运河生态的现实关怀：描写在运河的流动中展现出来的永恒文化

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改善、保护运河生态的深层思考。作者强调真正的保护应该发掘其与现代生活的连接。书中多次出现当代场景，写徐州新沂的窑湾古镇时，作品写了“整个古镇只剩下外地来的游客冒着大汗走在石板路上”；对于淮安的清江浦，作品写了“你会看到从南国飘来的那阵婉约派的细雨，和从北国刮来的那阵豪放派的狂风，汇合在一起，让里运河变得迷濛一片”。这些细节暗示着运河的生命力不在于凝固的时空再现，而是在于持续的文化互动。

这种现实关怀在《运河的抗争》这一部分中尤为突出。作者以1938年国民党军队炸毁黄河大堤导致运河改道作为切入点，通过“百姓扶老携幼逃难－船工在洪水中紧握船舵”的场景群像，揭示出自然灾害与政局动荡对运河历史的双重冲击。而新中国成立后对运河航道的系统整治，则被赋予“民族文化重

生”的象征意义，表面上描写数十万民工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里夯土筑堤，劳动号子与机器轰鸣一起交响，实则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时空对话。

总而言之，《大运河：流淌的史诗》的文学价值，在于它始终以“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将历史记载中的史料转化为文学场景，将历史资料中的事件重构为生命体验，持之以恒地描摹着运河两岸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这种散文写作实践恰如书中对扬州东关街的精彩描写那样“不是十年一觉，而是一生一觉”的文化永恒。因此，吴光辉的这部散文作品，以他的“宏大叙事和微观描摹”所进行的双重艺术编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全新的“清明上河图”，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可喜可贺的创作范例。

（作者现为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宁夏文坛“新三棵树”之一、宁夏文化艺术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