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屈三十四载的杜建时

诗书剑

踏着前辈的足迹（8）

1949年4月末的北京，春意渐浓。王鸣岐与堂兄王玉科穿过西黄城根胡同斑驳的树影，叩响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的宅门。

在简朴的会客厅里，王氏兄弟向邹大鹏夫妇细说杜建时的过往，着重陈情：天津解放前夕，杜建时不仅为保护城市设施、有序移交资产、维护社会秩序多有建树，更系主动投诚，绝非负隅顽抗之辈，不应以战犯论处，恳请组织重新调查核实，还这位爱国人士公正待遇。

邹大鹏的夫人王蕴华时任社会部中层领导，她既深知丈夫与王氏兄弟的交情，更明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她取出天津市军管会的正式报告与当时的新闻报道，指着上面“杜建时被俘”的明确记载坦言：

“组织掌握的情况与你们所述存在出入。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因个人感情影响原则判断。”言罢，她又语重心长地劝道：“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这位让王氏兄弟甘愿奔走陈情的杜建时，究竟是何许人也？

　　杜建时，字际平，1906年生于天津武清。自幼聪颖的他，13岁考入南开中学，17岁跻身北京大学政法预科。目睹列强欺凌中华的惨状，19岁的他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毕业后，他从东北军炮兵上尉连长起步，很快升任黑河炮营少校营长。在黑河驻防期间，恰逢王玉科担任黑龙江督军府少将政务厅长——这位曾主政呼兰、巴彦、龙江三县，离任时百姓自发立“德政碑”的清官，在年轻的杜建时心中刻下了深刻印记。

1928年东北易帜，杜建时与王玉科因共同拥护国家统一，一同加入国民党。1933年，杜建时以状元之姿考入南京陆军大学，三年后又以榜首成绩通过留美军事院校考试。在美国雷文沃滋军事学院，他仅用一年半便完成学业，随后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两年后斩获博士学位，成为兼具扎实军事素养与开阔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1939年学成归国，杜建时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九战区高级参谋，协助薛岳指挥三次长沙会战。他在湘北战场精准提出“火力分层配置”“灵活机动防御”等战术建议，有效阻滞日军攻势，立下显著抗敌功绩。1942年，他晋升为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专司外交事务，曾深度参与中美军事合作谈判，为争取援华物资四处奔走；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亲身见证联合国宪章签署的历史时刻。归国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榆办事处主任，兼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要职，重返故土践行报国之志。

在天津任职期间，杜建时与市长张廷谔联名向蒋介石举荐王玉科出任市政府秘书长，还向当局郑重担保：“王老为人刚正不阿，从未有通共嫌疑，我愿以人格作保。”这番恳切举荐，让赋闲在家的王玉科重获报国之机。

两位旧识重逢，杜建时执晚辈礼恭敬道：“问老当年在黑龙江的德政，晚辈一直铭记于心。”王玉科谦逊回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是分内之事。”当杜建时问及他为何将字号从“蕴山”改为“问山”时，王玉科坦然相告：“我每日三省吾身，必问是否遵循中山先生遗训，故号问山。”

谈及时局，王玉科慨叹：“共产党真心抗日，当局却执意剿共，实乃亲痛仇快之举。中山先生倡导联共，我等追随先生遗志，何错之有？”杜建时深以为然：“精忠报国是我毕生所求，最恨那些争权夺利、误国殃民之徒。”几次深谈后，王玉科欣慰地发现，这位身居高位的将军，依旧是当年那个心系家国的热血青年。

1946年9月初，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杜建时秘密约见王玉科，透露一则重要消息：8月18日，行政院冀察热绥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一行八人抵津，展开为期两周的资产清查，查获三起重大贪腐案件，其中一起涉案金额达法币20亿元，堪称全国之最。鉴于天津市政府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即将人事调整，杜建时已举荐王玉科出任处理局局长，同时建议他先以市政府秘书长身份留任，待物色到合适继任者后，再暂任处理局秘书处处长。

同年10月下旬，张廷谔市长被免职，杜建时正式接任天津市长，兼任北宁路交通警备司令。他选定梁子青接任秘书长后，嘱托王玉科继续协助工作；年底，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正式调任王玉科为秘书处处长，王玉科遂携家人迁往北京赴任。

履新市长后，杜建时为稳定天津局势，迅速颁布四条施政纲领：推行地方自治、改善民生福祉、扶持工商发展、净化社会风气。他主导修复天津西站、大沽桥等战争受损设施，推动成立“天津工商救济会”，为濒临倒闭的民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在民生领域，增设3所平民学校、2处公共医疗点，规范粮盐市场供应，严厉遏制囤积居奇乱象。1947年初，上海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黄金美钞价格暴涨，危机迅速蔓延至天津。杜建时果断实施金融管制，以行政命令暂停黄金美钞交易，扣押投机商贩12人，冻结涉案资金，还亲赴黑市交易所督导取缔工作，短期内便将物价涨幅控制在10%以内，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势头。同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南开大学学生随即举行抗议游行。杜建时特别指示警察局长李汉元：“须派徒手警员沿途维持秩序，严禁干涉学生行动。”当游行队伍抵达市政府时，他亲自在礼堂接见学生代表，严词谴责美军暴行，承诺向驻津美军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最终促成美军当局公开道歉并惩处肇事士兵，赢得学生谅解。他还特别规定，未经其本人批准，治安人员不得擅自逮捕学生及其他民众。

1947年初，原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琦辞职，行政院宋子文院长派亲信接任；年中，行政院却突然任命王玉科为代理局长。手握实权后，王玉科在清查中发现，实际情况远比任秘书长时了解的更为严峻：清查团此前公布的三起大案仅是冰山一角，诸多隐案未予披露；党政军要员纷纷染指敌伪资产中饱私囊，处理局内部更盘踞着各方势力的亲信，大部分资产最终流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囊中；财政部将法币与伪币兑换率定为1:200，不仅严重扰乱资产处理秩序，更给收复区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掌握实情后，王玉科立即向杜建时详细汇报。杜建时坦言：“举荐先生正是希望借您之力整顿平津地区敌伪产业处理乱象，为百姓减轻些苦难……”王玉科闻言叹息：“政府腐败已入膏肓，这代理局长我怕是做不长久！”1948年初，王玉科毅然辞职，举家迁居天津旭街。杜建时亲往探望，二人促膝长谈。谈及时局，王玉科预言“如此下去，政权必将倾覆”，劝他“急流勇退方为上策”。杜建时虽表露对独裁统治的不满，却因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难以割舍。临别时，他告知已将王玉科列入市政府编制，可继续领取薪俸。数日后，王玉科回访，席间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喻，点醒民心向背才是政权存亡的关键，杜建时默然良久，目送其离去时神情复杂。

同年，民建负责人李烛尘秘密会见杜建时，历数国民党倒行逆施之举，力劝其起义投诚。杜建时坦言：“虽不认同当局所为，但念及栽培之恩，作为军人不可言降。唯愿保全天津，完整移交。”此后，他便开始暗中抵制特务行动：凡特务送交的黑名单，均命机要秘书王奎克锁入保险柜，采取拖延策略；1948年底，发现特务送来的名单上赫然列着王玉科之子“王葆田”时，他立即示意王奎克通风报信，王秘书巧妙抄录名单，当日便将情报送达。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解放军以雷霆之势将北平、天津分割包围。眼见京津防线岌岌可危，蒋介石紧急派遣专机，携亲笔手谕飞抵天津，严令杜建时“即刻率中央军撤至塘沽，准备从海上撤退，以保全华中战力”。然而，这位颇具担当的市长却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坚守天津。

随着战局急转直下，解放军势如破竹突破天津外围防线，蒋介石再次派专机接应南撤。此时，天津工商巨贾、金融翘楚、学界泰斗等各界名流纷纷登门，恳请杜市长留下主持大局。面对众人殷殷期盼，加之顾虑十万东北溃兵无人管控会祸及百姓，这位天津籍市长毅然决然选择与家乡共存亡，任凭专机在机场等候三天三夜仍不为所动。

在天津解放的最后日子里，杜建时展现出非凡的行政智慧。他下令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全面清点资产、详实造册，将市政档案、银行金库、工厂设备等重要物资逐一登记备案，为政权平稳过渡做足准备；解放前夕，他召集全市各部门、工商界、金融界负责人及各校校长召开最后一次市政会议，郑重强调：“所有档案必须完整保存，财产必须如实登记，待解放军入城后立即有序移交。”同时，他亲自拟定《和平宣言》，于1月15日凌晨通过天津电台向全市广播，号召市民坚守岗位、维持秩序，这份宣言有效避免大规模骚乱，为减少战火破坏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余人，生擒陈长捷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而在杜建时的周密部署下，全市各系统财产档案移交工作井然有序，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好，天津这座工业重镇得以完整保全。1月16日，杜建时主动前往人民政府投诚，由秘书长吴砚农代表政府接受其自首。

然而次日，杜建时却被当作战犯收监，直至1961年12月，因改造表现良好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恢复公民身份。

特赦后的杜建时并未消沉，他主动申请参与文史资料整理工作，撰写《天津解放前夕的军政部署》《三次长沙会战亲历记》等多篇史料，为研究民国军事史、天津地方史提供珍贵一手资料。1978年改革开放后，他凭借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专注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发表《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若干问题》等学术论文，尽显学术担当。

1983年，中央最高法院经认真甄别，确认杜建时为保护天津各类资产、档案及有序移交有功，且天津解放三天后主动自首投诚，正式撤销其战犯身份，为其恢复名誉；同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为祖国统一大业建言献策，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呼吁两岸加强文化交流，推动同胞骨肉团聚，还主动联系海外旧部及亲友，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为引进外资、促进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始终践行爱国初心。

写作后记

家父曾珍藏一册1946至1949年的记事本，里面详细记载了通过堂兄王玉科与杜建时交往的点点滴滴，可惜在那个特殊年代被付之一炬。1984年，我回吉林探亲时提及此事，父亲才缓缓打开话匣子，娓娓道来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当我提出想为《踏着前辈的足迹》撰写杜建时专题时，父亲却神色凝重地劝阻——原来，尽管杜建时当年主动投诚，却仍被当作战犯收监，直至1961年12月才被特赦。特赦后，杜建时始终心怀热忱，主动申请工作。1983年，中央最高法院经认真甄别，明确确认杜建时为和平解放天津作出一定贡献，属自首投诚情形，正式撤销其错判战犯身份，为其恢复名誉。

1986年夏末，父母来京就医，父亲始知当年相关的当事人已离休多年，做到了深居浅出，这才松口应允，同意我一两年后拜访杜建时先生。

左为家父，右为王玉科先生

1989年11月7日，我惊闻杜建时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位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主动投诚却蒙冤三十四载，终在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却未能等到我代表已去世两年多的父亲和去世十三年的堂伯父登门拜访的那一天。回望这段被时代裹挟的人生际遇，我不禁潸然泪下。没有拜访先生，成了我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