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中成长

虚室生白

因为种种原因，儿子一岁半时，被送到了莲塘镇上一家私人托儿所。至今记得那个周六，我去看他，顺道参观了那个小院，心中五味杂陈。儿子满两周岁，恰逢新学期伊始，我毅然将他接回身边。这是他的第一次“上学”，也是我为他做出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让他在一个我不认可的环境里成长，不如自己辛苦些，带在身边。这个未曾与他商量的决定是儿子的第一次选择，他失去了“小少爷”般的专属宠爱，却也因在幼儿园多留了一级，为后续学习不再留级奠定基石。

幼儿园时光平稳，早送晚接，与我的工作并无冲突。可眼看要上小学了，为了继续安心工作，我计划送他去一所离家较近且有校车接送、管午饭的私立学校——“少春小学”。然而，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我所在的公司从南昌高新区迁至十几公里外的小蓝经济开发区。一周之内，我当机立断，通过中介在“铁路第一小学”马路对面买下一套房子（那个地方是班车停靠点）。于是，小学的选择，从私立转为了公立。这是第二次，我未与儿子商量，独自拍板。这个选择，让他似乎过早成熟，少了些懵懂的童真和无忧无虑的童年，却也锻炼出他独立处事和与人交往的能力。

小升初了，那一年，是南昌市第一次严格执行按路段入学。家门口对口的中学口碑极差。儿子参加了南昌外国语学校的选拔考试，未能录取。那个暑假，大概是孩子读书以来最压抑、最揪心的一段日子。眼见他的好友们陆续定了心仪学校，我们却无计可施。孩子的父亲宽慰道：“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我也暗自打算为他请家教。直到一天清晨，儿子醒来对我说：“妈妈，我做了个梦，在那个中学上课时，同学们都在睡觉，老师还在课堂上吃雪糕。妈妈，是金子，也会被腐蚀的。”那一刻，我心如刀绞。别人的孩子可以有“对策”，我为何不能为自己的孩子放下所谓的“面子”去争取？很快，通过关系，我们有了两个新选择：外国语学校或师大附中滨江校区。思虑再三，我都放弃了。不去外国语，是怕考试失利会在懂事的孩子心中种下阴影，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或让不懂事的孩子觉得今后自己的事情做不好也没关系，反正父母会有办法。不去滨江校区，是因为路途遥远，我想兼顾自己的工作，又不想让孩子住校（因为叛逆期的年龄，我更相信自己的陪伴会帮助孩子成长）。最终，我们等来了南昌二中的机会，因为离家近，更因为学校会组织一场考试。我告诉孩子，这是他自己考上的。后来由于政策的松动，这中间也出现了另一个选择——南航附中，孩子知道自己在南航附中的选拔考试中成绩非常不错，所以当时犹豫过选择南昌二中还是南航附中。但经过家庭讨论，我们共同选择了南昌二中。这是第三次选择，也是我们第一次共同参与。失去的，或许是几分单纯，过早见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规则，甚至经历了崇拜的数学老师在中考关键时期放弃他们班的失望；得到的，是阳光、自信、有担当、喜欢帮助同学的品格在他身上日渐清晰。

中考，儿子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成绩优异。他的班主任冒雨家访，希望他能留在二中高中部。鉴于之前的煎熬，加上志愿填报需在二中与附中间二选一，我出于求稳之心，极力劝说。儿子却极力反对，就想去师大附中，甚至反问我：“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吗？我自己的事不能做主吗？”那一刻，我被问住了。于是，这第四次选择，主导权交还给了孩子。结果，失去的，或许因为没有选择南昌二中，我们永远无法验证那个未走之路的可能性，留下了各种假设的空间；得到的，是在附中零班的竞争压力下，锻炼出他的抗挫折能力、自主规划和全面发展的素质（如“模拟联合国”社团的活动，即便是在最紧张的学习阶段也没有放弃）。

高考后，选择权彻底移交。当然，我希望他考虑广州两所985的学校，离亲人近些。他却说：“那不过是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永远长不大。”专业上，我建议律师、牙医，他却坚定地选择前沿科学技术。这第五次选择，完全由他掌控。结果是在大学里如鱼得水，目标明确（一次换学院，一次换专业方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所有的事情一步步朝着自己的规划方向发展。失去的，因为专注学习与恋爱，他可能错过了结交知心同性朋友的机会。

因为提前规划，目标清晰，本科毕业后毅然决然地放弃可以保研清华的机会。在疫情与国际关系的变局中，他从读书的时长，投入的学费成本及国内就业的情况，冷静分析欧美、新加坡和香港的利弊，做出了第六次选择。那时，我的角色，已从最初的决策者变成了倾听者。

如今，儿子又将面临博士毕业后的职业抉择。我虽无法提供具体建议，但总想为孩子做些什么，于是想到整理曾经有过的几次重要选择。回顾这六次选择我深刻体会到：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合适的平衡。每个决定都是一次取舍，关键在于认清什么对自己更重要。

马年已至，寓意“马到成功”！我相信儿子的判断，也深信自然法则——有所得必有所失，得失从来都是一体两面，重要的是跟随内心，平衡好短期与长期价值，做好权衡，便是好的人生。 作为父母，我们永远是孩子最坚定的支持者。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祝福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