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敦煌 念念回响（一）

窗下莺共语

“何以敦煌·念念回响”是敦煌研究院等主办的免费公益展，2025.10.23—2026.3.31在上海艺丰中心展出！

莫高窟第302窟开凿于隋开皇四年（584年），其福田经变绘于窟顶人字披西披，是依据西晋法立、法炬合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创作的佛教经变画。

该经变采用单排横卷式连续构图，以山川林木为自然背景，人畜与建筑穿插其间，人物、建筑和树木的比例趋于合理，改变了早期象征性背景的手法，人物活动与环境融合自然。画面共呈现六个核心情节，对应经文中“广施七法”的关键内容，分别为立佛图与堂阁、植果园施清凉、施医药疗众病、旷路作井、架设桥梁、道傍立小精舍，还比同期第296窟的福田经变多出“造船渡民”的情节。

画面中可见丝绸之路商旅往来的情景，包含高鼻深目的胡商形象，具有很高的形象史料价值。其青绿设色搭配赭石线条，既存西域晕染遗韵，又初现中原青绿山水风格，将佛教福田思想转化为具象的社会公益场景，是隋代经变画世俗化的早期典型范本（网络）

　　上面两张图并非莫高窟原壁画，而是结合敦煌莫高窟隋代第302窟和北周第296窟的《福田经变》壁画内容创作的现代图像。

其中“施医药、治疗病人”“造船渡人”的核心情节，是莫高窟第302窟（开皇四年窟）窟顶西披《福田经变》的经典内容，该窟也是隋代绘制《福田经变》的代表性洞窟；北周第296窟的《福田经变》也绘有“施医药”“造舟渡人”的相似情节，是敦煌早期《福田经变》的重要遗存。（网络）

　　本生故事是佛教经典中记载的“佛陀前世事迹”，核心是讲述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无数世中，以国王、太子、大臣、动物（如鹿、象、鸟等）等不同身份修行“菩萨行”的故事，凸显“慈悲、忍辱、舍身、行善”等美德，以此教化信众践行善念、积累功德。

简单说，就是佛陀“成佛前的修行日记”，每则故事都是一次道德示范——比如之前提到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就是典型的本生故事，展现佛陀前世的“舍身救苦”精神。这类故事在敦煌壁画、佛教造像中极为常见，是佛教艺术传播教义的重要载体。（网络）

　　莫高窟第419窟（隋代洞窟）中的须达摩太子本生，是佛教经典中“布施忍辱”的典范故事，画面以连贯的叙事构图展现核心情节：

须达摩太子是古印度叶波国太子，生性慈悲，乐善好施。他不顾大臣反对，将国库中的金银、珍宝乃至王宫车马，尽数布施给贫苦百姓和求乞者。更甚者，他应敌国婆罗门请求，将国家的镇国之宝——一头能降雨解旱的白象，也慷慨相赠。

国王得知后震怒，将须达摩太子及其妻子、儿女放逐到深山荒野。太子在流放途中，仍坚持布施，先后将自己的衣服、车马乃至儿女都施予他人，妻子也始终坚定追随。最终，天帝为其善行所感，派使者送回儿女，国王也幡然醒悟，派人将太子接回宫中，举国欢庆。

故事通过太子“舍国、舍妻、舍子”的极致布施，传递佛教“无执着、普度众生”的教义，洞窟壁画以简洁的线条和清新的设色，生动刻画了太子的慈悲神态与流放途中的艰辛场景，是隋代本生画“世俗化表达教义”的典型作品。（网络）

　　敦煌石窟艺术早期受印度犍陀罗影响，造型浑厚庄严；隋唐进入鼎盛，壁画绚烂，飞天飘逸，尽显大唐气象；晚期风格在继承唐代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形成多元融合、世俗化与宗教性并存的独特风格。千年丹青叠彩，丝路文明在此凝固成不朽史诗。

　　莫高窟早期洞窟中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图案。

莫高窟428窟中的孔雀图案位于人字披西披，是北周时期的作品 。该图案中，两只孔雀昂首翘尾，贴颈相交，立于莲花与忍冬草之间，被学者称为“孔雀纹”。

这种图案具有多重意义。从装饰角度看，它是洞窟整体装饰纹样的一部分，与其他花卉、禽鸟图案共同营造出华丽而和谐的视觉效果，体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从宗教意义上讲，在佛教中，孔雀代表着美丽、吉祥和善良，它们的出现烘托了佛国世界的美好与祥瑞，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网络）

　　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中的“鹦鹉”位于人字披西披 。椽间莲花分三组，其中一组莲花中绘有一只猴子，攀枝眺望，下面有两只绶带鸟，一只仰望猴子，一只回头啄翅，莲花下还有一对绿色鹦鹉在安静地歇息 。

这些动物图案与忍冬纹和莲花混合在一起，主要起装饰作用 。在佛教中，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猴子在早期佛教艺术中常与禅定相关，提醒修行者调整心性。鹦鹉、绶带鸟等禽鸟则可能象征着吉祥、美丽，为洞窟增添了祥和的氛围。（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