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地望刍议

张崇发

龙门地望刍议

陈振生

最近翻阅《康熙字典》，将其中的词条与《辞源》、《辞海》中有关词条做了对比，发现3部大书的词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由此引发出对“龙门”地望的小考。

一、《康熙字典》写龙门：“龙门，在河东，见《禹贡》。″

清《康熙字典》是朝廷钦定的国家级权威工具书。由江苏人张玉书等30多位儒学大师奉旨编修，于康熙五十五年成书（公元1716年），康熙皇帝亲自下旨刊发颁行的。它应该是我国辞书类工具中的老字辈了。

在《康熙字典》中，关于“龙门”一词，是这样写的：“龙门，在河东。见《禹贡》。”

“河东”是晋西南包括今运城、临汾在内的古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大禹治水先后13年，在河津龙门就占去了4年时间。河津当地至今还有多处大禹治水留存下来的遗迹和传说故事。

巧合的是，《康熙字典》的主编张玉书的后代、第五代孙张其昺，乾隆年间被朝廷被派到了河津龙门当县令，政绩颇丰，民望甚厚。致仕后落户河津城内，其后裔开枝散叶，繁衍至今已有230余人。

这是300年前国家层面对龙门地望的准确定位。

然而，300年后的今天，在某些辞书类工具书中，却看到了与《康熙字典》不同的说法。比如，《辞源》第三版4751页龙门词条下写：（一）地名…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又称河津禹门。艺文类聚九六，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大鱼积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不上（鱼）......。″

然而，同样的地名词条下，《辞源》又写道：（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陽。”龙门即韩城龙门山，后因以龙门为司马迁的别称。

《辞源》前后内容自相矛盾，令人不解。

二、龙门即禹门口，禹门口等于龙门。

禹凿开龙门以后，看到奔腾的黄河水从形似门阙的狭窄口子中汹涌而出，遂将此处命名“龙门”，后世人们为了纪念大禹的功劳，把龙门称为“禹门口”。虽然后来全国各地又派生出许多带有龙门文化符号的地方，但只有河津这一处独叫禹门口。龙门即禹门口，禹门口等于龙门，是自古以来形成的共识。而禹门口在河津也是全国上下的共识。

尤其是东汉建立起来的东禹庙建筑群，经历朝历代扩建修葺，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无比。其年代之久远，规模之宏大，地势之险要，更为天下之一大奇观。

　　汉成帝、北魏孝武帝、孝文帝等多位皇帝，多次派使臣到“禹门口”祭拜，直至元代都是列入国家正式的祭祀大典序列。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12月和1941年10月，我爱国将士在禹门口两次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与战斗。那时，建在禹门口的大禹庙建筑群，被日寇的飞机大炮夷为平地，千年古刹，从此化为废墟。

两次禹门口战役，我方损失了290多名将士，击毙敌人10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禹门口保卫战。它粉碎了日寇西犯的企图，保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著名的禹门口战役从此永垂史册，禹门口抗日烈士纪念碑将万世流芳！

以上就是在龙门这片热土上发生的最为悲壮、最为激烈、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三、龙门县名，延续了近700年

自秦始皇起，实行郡县制，河津取名皮氏县。到了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因境内的龙门山和禹凿龙门典故，魏孝武帝改皮氏县为“龙门县”，一度还曾经成为龙门郡治所在。龙门县一直延续了近700年。到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因境内有著名的黄河渡口一禹门渡，又将“龙门县”改为河津县。所以，龙门一龙门县，禹门口一河津县，其历史脉络清晰，文化渊源一脉相承。

在唐以前的历史文献中，陕西的夏陽，从未有过“龙门”的叫法。而《辞海》第七版在“司马迁”条目下却写：“司马迁…左冯翊夏陽人。”完全罔顾了河津自北魏到宋近七百年称“龙门县”的历史，是极其不严谨的。

四、侯西铁路“ 禹门口站”的设立

侯马一西安的侯西铁路，是重要的铁路运输通道。50年代开始修建，1985年2月胜利竣工。站名设置上，在紧邻黄河东侧的河津龙门村北，设置了一个“禹门口站”，过河之后，在10多里开外的陕西一侧，设置了“下峪口站”。这表明：国家层面对“禹门口即龙门在河津”这一历史事实的认可。

　　厘清了龙门、禹门口、龙门县与河津的关系，太史公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言“迁生龙门”，这个“龙门”在哪里，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文字:陈振生

图片:贺正彦、任罗乐、原建发、

柴建生、原冬云 提 供

编辑制作:张崇发

陈振生，河津史志文化研完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期从事河津史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