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武汉市实验小学往事

张智海

1956年，我毕业于武汉市实验小学六年级（5）班。这所学校位于汉口一元小路13号，很有“来头”，我在这里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岁月如诗。往事如歌。

关于武汉市实验小学的“来头”，网上有说其“创建于1945年，原为民国海军学校”，但查无依据。而据“人文武汉”学者侯红志先生著文考证（见今日头条《威廉学校旧照揭秘武汉市实验学校校史》），她的前身最初是1917年汉口德租界威廉大街（1926年改名汉中街，1946年改名胜利街）上的威廉学校；1935年为江岸地区第三十六短期小学；1942年为外国教会办的德国完全小学；1946年9月为汉景区第二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12月，市里统一命名武汉市汉口第三十五小学（一元小路13号）、第三十六小学（胜利街217号）；1952年市里将三十五小、三十六小合并为市三十六小；1954年11月，市三十六小改名挂牌市实验小学，为市重点小学，直属市教育局领导；1960年市实验小学增设中学部，改名武汉市实验学校。由此可知，武汉市实验小学名副其实存续时间仅为6年（1954—1960）。

1954年落成的武汉市实验小学三层教学楼（一元小路方向）

2022年9月拍摄的市实验小学旧址（上图为一元小路方向，下图为校内，第四层为加层）

我于1950年从黄陂乡下来汉口与父母姐妹团聚，入读三十五小，与三十六小一墙之隔。记得是1953年，打开隔墙两校合一，而后拆除教室等（均为单栋平房）建楼房，一年后新的三层教学楼落成投用（正门在一元小路），开启武汉市实验小学时期，承担学制改革与教材教学实验任务。实验小学校长先是孟庆芳，后由陈明锦（副校长）接任，教学和各项工作严谨有序，标准很高，从保留下来的学生手册、毕业证书等物件可见一斑。

漆布面烫白金字样的学生手册

盖有学校和市教育局三个印章的毕业证书

盖有教导处印章的学校运动会“领队”胸签

当时处于建国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朝气蓬勃百业待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上学第一课老师就教导我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学习。我是个刚来汉口的“乡里伢”，父亲拉人力车艰难地养活一家五口人，家里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所以我学习格外刻苦；由于品学兼优表现突出，一年级下学期加入少先队，二年级开始当班长，四年级时是少先队“二道杠”，五年级变成了“三道杠”，大队委成员还有同级不同班的宋人耀、杨志勇。宋人耀后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杨志勇读高二时参军去了桂林，来过信还附有戎装照

学生手册内入队时间、地点和操行评语等资讯

加入少先队留影，也是平生的第一张照片

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委（1955—1956）成员，左起宋人耀、作者、杨志勇（毕业分别照）

杨志勇随信寄来的戎装照

实验小学是市重点小学，在社会上名气大声誉高。学校常组织我们开展校外活动，如随音乐老师罗馨茹参加市里纪念冼星海逝世九周年音乐会，演唱《黄水谣》；随赵了兰老师去赵家条武汉一师联欢，演唱《荡秋千》；参加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由播音员胡颖阿姨指导，演唱电影《小梅的梦》主题歌“玩具歌”等，在学校操场广播里还听到过。少先队在大队辅导员高莲珍老师带领下工作活跃，受到团市委少年部邓林欣部长的关注，成为少年部工作的重点。邓部长年近三十，是南下女干部，个子矫小，身着制服，戴付眼镜，文质彬彬，常来学校检查指导。有实验小学这张“名片”，加上高老师、邓部长的特别关怀重点培养，使我比同学们有更多机会与外界接触，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其中不乏重大社会活动）。如江汉桥建成通车典礼，成为“第一批过桥的人”，对现场采访的武汉广播电台记者谈感想；在海员俱乐部召开“武汉各界人民控诉刘和德反革命集团大会”，作为少儿代表发言；主持市少儿“小五年计划”大会、“向日葵丰收向祖国献礼大会”等。那时一些小学校园周边有大块的空地，团市委少年部听取倡议，号召各校利用空地种植向日葵，将收获奉献国家，以培养学生爱劳动爱祖国热情。1955年11月初，团市委在一元路市人委大礼堂（今市政府礼堂）召开“献礼大会”，各校少先队代表带上大一袋小一包新收获的向日葵，在老师引领下，满怀喜悦前来参会向祖国献礼；大礼堂被孩子们坐满了，热热闹闹，喜气洋洋，报纸、电台等都作了报道，社会反响很好。下面《长江文艺》编辑部函中说他们借去看过的笔记本，内有我在献礼大会上的致辞。此函以长江文艺用笺和钢笔写就，字里行间透着亲切与关爱，全文如下：

张智海小朋友，你的笔记本，我们从团市委少年部借来看了一下，现已看毕，特送还你，请查收。谢谢你。希望你努力学习，做好队的工作。敬礼！长江文艺编辑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盖有《长江文艺》编辑部印章的函

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那时党、团组织和社会的许多方面对小学与少先队工作的重视。

　　有幸见到郭俊卿、吴运铎

郭俊卿是女扮男装从军的“现代花木兰”，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全军唯一特等女战斗英雄；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我国兵工事业的开创者，集革命家、兵工专家和作家于一身，名著《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他们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1950年代更是家喻户晓。我曾有幸与他们面对面亲密接触。

1954年初春，得知郭俊卿作为荣军在汉口陆军医院（即后来的161医院）疗病养伤，我们四年级（2）班少先队第16中队萌生了与郭俊卿和荣军们联欢的愿望。一场小雪过后，按班主任（也是中队辅导员）陈谦言老师嘱咐，我与中队委苏世斌冒着严寒，沿京汉铁路（路边多为农田、菜地）步行去往郊区陆军医院联系。负责接待的穿军服的年轻人听了我们的来意，即向首长报告，然后约定了联欢日期。到了那天，16中队全体队员列队来到陆军医院。和暖的阳光洒满草坪，按院方安排，我们滿心欢喜地围坐在郭俊卿和荣军代表们身旁（有医院领导和护士陪同）。郭俊卿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穿着病疗服装，梳着齐耳短发，对人和蔼可亲，虽经历严酷的战争苦难还多次受伤，却难掩她的刚毅和英姿，我们管她叫郭大姐。诗朗诵，唱歌，跳舞，听郭俊卿以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介绍自己的军旅生涯和战斗历程，她讲的绘声绘色，我们听的聚精会神，气氛热烈而欢乐。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定不久，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我志愿军已在陆续回国。联欢会上，我唱了一首“我是一个小代表”少儿歌曲，表达了对志愿军的热爱之情——“我是一个小代表，垮过了鸭绿江来慰劳，慰劳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叔叔你可好；一问你们身体健康，二问你们家信可收到，三问你们精神愉快，四问你们日用品少不少……”。清脆嘹亮的歌声在草坪上空荡漾，郭俊卿和荣军们拍掌和着歌声打拍子，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把联欢活动推向高潮。这令人难忘的一幕，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英姿（网络图片）

见到吴运铎则是1955年夏初。六一儿童节那天下午，大队辅导员高老师对我说，团市委组织部分学校的三好学生少先队代表，明晚在合作路江岸文化俱乐部听兵工专家吴运铎作报告，学校决定派你去。我一听大喜过望。因为这时我刚刚读过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深深地被书中主人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所感动，对吴运铎有着无比的崇敬；想到明天就要见到心中的英雄，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1953年工人出版社印行的吴运铎著《把一切献给党》书影

6月2日傍晚，合作路江岸文化俱乐部（多年后一度曾为健康幼儿园）院内霓虹闪烁，树影扶疏，彩灯、红旗、标语与鲜花交映，一派喜庆的节日景象。报告会场设在夜花园中的空地上，能容纳三五十人。我来的较早。不一会，各校少先队员陆续到来，很快坐滿了。约七时许，吴运铎由市、区和团市委领导还有邓林欣部长陪同来到会场。他身着灰毕叽制服，显得瘦弱而单薄，黝黑的脸上泛着微笑，向大家打招呼。报告会开始，一名少先队员走上前，庄严地向吴运铎致敬队礼，并为他系上红领巾。吴运铎说的是带有乡土气息的普通话，从六岁参加儿童团讲起，十四岁进煤矿当学徒，二十一岁参加新四军，投身人民解放兵工事业，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不畏艰险不顾安危，为研发、试制枪弹多次身负重伤，左眼被炸瞎，一条腿被炸坏，四根手指被炸断，以超常的意志和坚毅，为兵工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他说新中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打出来的；他勉励少年儿童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建设出力。这场小型专场革命传统报告会，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品德和革命实践，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受教终生。

　　1954年五一劳动节游行献花

1950年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北京和各地都要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武汉也不例外。我参加了1954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还作为少先队代表（共20名）向检阅台上的首长献花。

当时，长江、汉水之上没有桥梁（长江大桥和江汉桥尚未开建），武汉三镇各界人民共十八万余人的盛大游行，分别在汉口（11.7万人）、武昌（5万余人）、汉阳（1.3万人）举行；汉口是主会场，检阅台和观礼台搭建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园对面的空地上（次年末这里才兴建中苏友好宫），场景宏大。

五一清晨我赶到学校，随老师乘车来到中山公园上首，解放大道上各路人马正在集结，少先队员们在万松园路口整隊。十时整，庆祝大会开始，市委书记、代市长王任重讲话后，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电，接下来，在雄壮激越的乐曲声中开始游行。游行以2600人组成的仪仗队为前导，高举五星红旗和各色彩旗，抬着马、恩、列、斯、毛、孙（中山）巨幅画像和其他领导人画像前进，步履整齐通过检阅台。

汉口主会场检阅台（《长江日报》资料）

仪仗队行进在检阅台前，两边观礼台上嘉宾云集（《长江日报》资料）

仪仗队后面是两千多名少先队员组成的方队，高举和平鸽和鲜花，其中有的装扮成工人、女工和农民，抬着“我们是未来的王崇伦”、“我们是未来的李顺达”标牌，骄傲地走向检阅台。他们来到检阅台前时，二十名少先队员（我为其一）手持花束，离开队伍一路小跑来到检阅台上，向首长们献花；同时，台下的少先队员们放出了成群的和平鸽，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在献花的二十名少先队员里居中，和大家一起来到检阅台上，站定，问“首长好”并致敬礼，献上鲜花；我面对的是一位个子较瘦有点高的中年首长，他微笑着高兴地接过花束，还亲切的在我肩上轻轻拍了拍，然后我们就站在首长们跟前，聚精会神地观看游行。

检阅台上的首长们和献花的少先队员（《长江日报》资料）

少先队队伍走过后，来了百战百胜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通讯部队，再往后的队伍依次是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宗教界人士、青年学生，最后是文艺大军，直到中午一点多钟，游行队伍才全部通过检阅台，然后分成三路进入市区游行……我们献花的20名少先队员离开首长们，由工作人员带至检阅台后边的一间屋子里，以茶点招待。

两天后看了《长江日报》报道才知道，“五一”检阅台上接受我献花的首长竟是市委书记、代市长王任重，时年37岁。王市长右边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时年40岁；左边白胡子老人是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时年81岁；还有战功卓著的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王树声（49岁，次年授衔大将）、中南空军政治委员吴富善（42岁，次年授衔中将）……这次献花，能见到这么多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和重要领导人并与他们同框，是我们的幸运和荣光。

　　苏联展览会联欢专家题词

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1956年5月3日在汉口解放大道中苏友好宫开幕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绝对是那时全市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和喜事；三镇街头和公共场所到处可见展览会海报，上面是红星照耀下的16面红旗（代表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红旗上的铁锤镰刀为联共（布）标志，看着都叫人有喜庆感。展会为期两个月，第一个月观众就达110.2754万人次，每天观展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为苏联展览会而兴建的中苏友好宫（当时也称苏联展览馆）

苏联展览会的精美海报

展会期间，苏方负责人不时举办招待会，招待外省和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参观代表团、省（市）先进生产者，还召开座谈会传授经验进行交流。为了表示友好，六一儿童节之际，特邀部分本市少年儿童到展览会作客。2日下午，团市委少年部邓林欣部长带领我们各校的少先队代表16人，来到宏伟壮丽的中苏友好宫，先去展会的文化艺术馆看了看，然后与苏方人士举行联欢。联欢场所在二楼一间富丽堂皇的厅堂内，铺着洁白台布的椭圆型会议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苏联饼干、点心和花花绿绿的糖果，还有桔子、香焦等；苏联展览会主任斯莫里扬诺夫和一众专家已在这里等候，以热列掌声欢迎我们到来。市教育等有关部门领导也应邀前来参加活动。我们与苏方人士穿插而坐，显得随意而亲切。

联欢会先由斯莫里扬诺夫主任致欢迎辞，介绍苏方人士，有石油专家朴莫斯科娃、矿山专家安纳普列奇柯夫、职业教育专家古谢夫等。邓部长代表团市委致答谢辞。一位苏联专家讲话后，我作为参会少先队员代表发言。然后是相互交流，气氛轻松而欢乐。会上，我们各人都得到一枚展会纪念章，斯莫里扬诺夫主任还走过来，帮一个少先队员把纪念章别在她胸前。

联欢会上，苏联展览会主任斯莫里扬诺夫给小朋友佩戴纪念章（《长江日报》资料）

坐在我右边的苏联专家很年轻，约三十来岁，会讲不太流畅的华语。他告诉我他名叫尤拉，拉脱维亚人，从事教育工作，第一次来中国，武汉人民对苏联展览会的热情让他十分感动；他还很有兴趣地问我的学校和学习情况，我都一一作答。这时，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请他题词。尤拉从口袋里拿出钢笔，不加思索地用中文写下了“祝你将来成为一个勇敢地，为人民服务的人！尤拉1956.6.2”他的字写的可不赖，标点符号也点的不错，尤其是“地”和“的”的用法，准确的让人佩服。

苏联专家尤拉题词

坐在我左边的苏联专家年纪稍长，不会华语，所幸有尤拉在一旁帮忙翻译，才与他作了简单交谈。这名专家也热情地用俄文为我题了词，尤拉当场还给我解读了题词的意思，可过后不久就忘了；这一忘就是六十多年，直到几年前求助“百度知道”，一懂俄文网名为“Gengrd”的网友才帮助翻译出来，全文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苏联展览会（19）56年6月2日武汉（后面的签名可能因为过于潦草难以辨认而未能一同译出）。可以说，这是那时中苏两国人民思想相通的一个例证。

不知名的苏联专家题词

联欢会上苏联糖果的包装纸

岁月流逝，一晃过去了七十年，每当我看到保留下来的苏联专家题词和糖纸，就情不自禁地想起1956年那场空前绝后后的苏联展览会，想起那年“六一”作客中苏友好宫与苏联专家联欢的情景。

　　武汉作协复信和诗人李冰签名

我保存的1950年代武汉作协的信件，还有著名革命诗人李冰的题写签名，也有故事可写。

1955年时，在全校同学中组织开展课外读书活动，是市实验小学少先队的一项工作，而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却很少，于是大队辅导员高老师授意并指导，由我执笔，以全校少先队员的名义致信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反映少儿读物稀缺问题，请求作协发动作家们多为少儿写作。信于10月末寄出，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回信用公函笺写了四页，约一千六七百字，末尾还盖有公章（全文见《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1期），检讨了以往“对少年儿童太不关心，对儿童文学创作冷漠”的工作不足，表示诚恳接受“批评”，采取有效措施，动员作家们积极写作，以迅速改变少儿读物奇缺现象……回信热情而亲切，字里行间充满对少年儿童的真情与关爱。高老师看过信后，要我召集“队干部”学习并负责保管，没曾想这一保管就是六七十年。鉴于此信已成稀有文物，六年前我准备将其赠于友人、原武汉作协主席董宏猷。董宏猷看过并拍照后说，我不能受人之爱，送给我或捐赠作协，都不如由你保管好，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武汉作协给市实验小学少先队的复信

诗人李冰题写签名是在1956年春夏之交。李冰是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诗人，1939年14岁参加革命，1944年赴延安加入鲁艺学习，1946年由贺敬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抗日斗争的烽火里和革命的征程中，学文化学写作，锤炼提高诗作技巧并有所成；1948年南下开封、武汉，历任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作协中南分会、武汉分会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联络安排部分少先队员与李冰会见，是那时团市委少年部组织的一次活动，意在让孩子们接触文学人士受其熏陶。会见地点，是汉口黎黄陂路上的一栋红砖小楼，那里是作协武汉分会所在地，还是《长江文艺》杂志社址。

李冰时年三十左右，中等个子，着中山服；会见过程和趣事难以细述，最精彩的是我们当着诗人的面，滿怀深情地朗诵了他的代表作《大娘》。短诗《大娘》写于1941年。一次，李冰和同志们赴张家口途经内长城，住在一位老大娘家里。老大娘有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在口外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但老大娘没有悲伤，更没有眼涙，每逢队伍经过，她都要站在大门上观望，把子弟兵当成自己的儿子。李冰听了老大娘之言，感动的夜不能寐，写下了《大娘》。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走到村边再回头望，大娘还站在大门上，辛苦的老人，子弟兵的亲娘，风丝丝吹乱了灰白头发，刚强地站在长城边上。诗作《大娘》的朗诵，使会见活动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意境，诗人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之情。在与李冰交谈时，我拿出小日记本请他题字，于是给我留下了签名，成为那次会见活动的证物。

著名革命诗人李冰题写的签名手迹

　　三位老师和三德里学习小组

武汉市实验小学是我人生的启蒙之地，老师的言传身教，学友的同窗之谊，让我铭记一生。许多老师我都记得。这里说说印象最深的三位女老师（亦是班主任），她们虽然从旧社会过来，却以崭新的精神风貌，积极执教关爱学生。

四年级语文老师陈谦言，四十来岁，一口京腔，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对学生的家庭、学习情况和优缺点，了如指掌。陈老师知道我家贫缺吃少穿，便不止一次对我说，只有发愤读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有一回，我在家里受了委屈伤心地向她哭诉，她问明原由，边以好言抚慰，边以手绢为我拭泪，使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那一幕至今难忘。学期终了，陈老师给学生写鉴定，不厌其烦细致入微，为了不伤学生的自尊心，指出缺点时字斟句酌，其良苦用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不能不为之感动，由此可见她的敬业精神。

陈谦言老师所写并盖有名章的1954年上学期评语

五年级语文老师刘惠中，书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她对学生的关爱，主要体现在高标准严要求，肯定优点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指出缺点。比如，为我参选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刘老师作为班主任兼中队辅导员，向团校委写推荐材料，说我学习成绩好，热心队的工作，关心集体，帮助同学，但有时不够耐心；而在给我做学期评语时尖锐地指出：目前尚存在骄傲的缺点，不容易肯定别人的优点……。这无异于敲警钟，让我受到震动和教益，对我怎样走好后来的“路”帮助很大。

刘惠中老师以一手漂亮钢笔字写就的赠言

陈肖皇老师教六年级语文，她很看重作文教学，认为作文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学力；一场大雪后，她出题《扫雪》让大家作文，还把我的作为“范文”与同学讲析交流；陈老师尤其注重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经常为我们讲英雄人物故事，要我们读风靡一时的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发我们学习保尔·柯察金献身革命的精神；我们就要毕业了，她特录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言给“智海勉之”，我将之视为人生箴言牢记于心。

陈肖皇老师以蘸水笔为我录书名人名言作为毕业留念

那时的小学兴学习小组，即把住在附近的同学编“组”，以便课余集中学习。我家在天声街模范市场旁边辅仁村，与住三德里的吴人亮、乐美煜等为一个学习小组；五年级之前在三德里26号吴家，六年级转移至68号乐家，我们在这里复习功课、做作业，有时还唱歌、讲故事，乐美煜的母亲不仅不嫌吵闹，还蛮喜欢；不管夜里学到多晚，总要打扫收拾利索才走，乐妈妈常夸我们懂事。

三德里学习小组成员（前左起余纯友、作者，后左起吴人亮、李家汉、乐美煜）分别三年后再聚首

1956年我们小学毕业，学习小组自动解散。后来，乐美煜和吴人亮考上了二中，我家也搬走了，三德里学习小组成了我们共同的美好记忆；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同窗尤其是学习小组结下的情谊，延续至今已七十年；更让人高兴的是，他俩经过几十年奋斗，事业有成，建树卓著，堪称杰出学友，亦为母校武汉市实验小学争光。

乐美煜，原籍浙江慈溪，生于汉口。1962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应征入伍到海南，入党提干，后被选送八一电影制片厂培训班学习摄影，结业后留厂工作。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室）摄影师，先后驻站沈阳、新疆、南京等地，深入基层一线和边疆，拍摄了大量反映我军战斗生活的新闻纪录片；技术六级，大校军衔，中国电影最高奖金鸡奖、华表奖获得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退休（师职）。

1962年班团支部欢送乐美煜（前排中）光荣入伍

乐美煜摄制的纪录片《情系巴山》获中国电影金鸡奖

1971年夏，乐美煜“驻站”沈阳期间在黑龙江珍宝岛战备值班留影

在实验小学同学中，乐美煜是分别后与我交往从未间断，且一度见面最多（在京或在汉）通信最频繁的学友，当年留下的许多照片和书信，是友情不渝的物证。书信中所写的，除了问候和思念，更多的是告诉我他的工作情况。如1975年4月18日来信，写了满满四张纸，告知2月14日离京赶赴海城地震灾区拍片（10天前这里发生了里氏7.3级大地震），详细地描述了在灾区所见所闻所感；又如1986年2月16日来信写道：这几年工作较忙，经常出差，84年初，全国评定新闻职称测试完后，就继续拍摄全军绿化的片子，片名是《装点江山》，这部片子还未拍完，又上了《今日长征路》，先到雪山、草地，后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回京后又参加了“国庆阅兵”的拍摄，接着又上了一部表现模范指导员的影片叫《战士的贴心人》，直到85年2月才拍完……。他的这些来信，如今成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使人想起那个年代看电影，正片开始前先加映“新闻简报”，我不止一次看到过署名乐美煜摄影的军队题材纪录片。

别后多年重逢（左为乐美煜，右为作者，1972年7月23日拍摄于北京王府井中国照相馆）

1970—1980年代乐美煜写给作者的部分信件

庆贺乐妈妈70寿诞（1991年）在三德里68号老宅的家晏。前左2为作者，左5为乐美煜

吴人亮，汉阳奓山人，出身书香之家；作为实验小学三德里学习小组杰出学友，他的成就和建树主要是在医学方面。于二中读完高中考入武汉医学院（六年制），毕业后1968年赴鄂西南山区，先后在利川福宝山药材场、水泥厂、化肥厂医务室工作十年，1979年回到“武医”任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导，获国务院政府津贴，武汉、湖北病理学会副主委，2015年被中华医学会授予“中国病理事业突出贡献专家”称号。长期从事临床病理检验，对泌尿系统疾病、肿瘤性病理、呼吸系疾病有较高造诣。培养研究生36名（其中硕士生19名，博士生17名）。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SCL收录十二篇）。主编《基础病理学》（七年制、八年制研究生教材，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参编《外科病理学》《肝胆外科学》等专业参考书多部。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作为民革华中科大总支主委，曾任武汉市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协常委。

1989年武忠弼教授病理学博士生论文答辩会后合影（前左起武忠弼、裘法祖，后右一为吴人亮）

吴人亮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基础病理学》书影

白驹过隙，当年武汉市实验小学1956届六（5）班的同学们，如今都已“解甲归田”（退休）。他们中有教师、工程师、机关干部、医务工作者等，几十年来都以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在全班几十名同学中，至今互有联系且在同一个微信群的还有11人，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十年前的“一个甲子同学会”，后几次的再相逢，友情绵绵如松柏常青。

吴人亮同学制作的“特种邮票”集成，再现了同学们的青春芳华

一个甲子同学会（2016.3.19.江城明珠豪生酒店）

寻访旧迹忆当年（2016.3.19.胜利街一元小路实验小学旧扯）

第二次同学会（2024.3.29.滨江苑二期彭德培家）

第三次同学会（2024.6.17.后湖世纪家园丁小华家）

（2025.12.31.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