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文字/编辑：春暖花开</p><p class="ql-block">图片：自拍</p><p class="ql-block">美篇号：1376602</p> <p class="ql-block">1937年11月，素有华北重镇之称的太原不幸沦陷，此时身为正面战场主力军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南撤，侵华日寇则趁此有利态势发起攻势，黄河以北的广袤领土相继落入敌手。</p><p class="ql-block">国民党军队的仓皇溃逃，在当地国民政府各级机关中引发了恐慌情绪，上至高级官员，下至普通职员，皆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华北地区。一时间，整个区域从上到下陷入了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局势的动荡不安，为土匪、伪军以及地痞流氓之流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在基层肆意妄为、横行霸道，公然霸占一方。</p> <p class="ql-block">在以上背景下，中共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成了最后一道，也是最强硬的一道堡垒。1938年一月，历经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于阜平隆重召开。此次会议吸引了140多名代表踊跃参会，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外，更汇聚了各界抗日之士，其中有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他们带着本民族的期望与力量投身抗日。</p><p class="ql-block">在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上，代表们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临时行政委员会，自此晋察冀边区拥有了统一且高效的政府机关，当地百姓再也不是任由土匪宰割的鱼肉。太原刚被占领时，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剩余力量只有两千多人，但是通过根据地两年坚持不懈的动员和组织，大量群众参与到抗日斗争中来，到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编制的主力部队就有9.4万人，是成立之初的几十倍，这足以说明，“中流砥柱”四个字的含义与含金量。</p> <p class="ql-block">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正值华中华南地区的战局急转直下，国家处于一片忧虑和不安之中。面对严峻的形势，教员展现出高远的战略眼光，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中，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这场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再次强调，经过全面的抗战实践，已经证明，游击战略才是指引抗战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p><p class="ql-block">游击战的核心特点在于，它是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长期大规模的独立进行的外线作战，它与正规军的配合，不仅停留在具体的战役层面，更是一种整体、决定性的战略配合。报告指出，要独立自主、放手地发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将枪杆子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p> <p class="ql-block">正如教员所预见的，从1938年底开始，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拉的太长，兵力捉襟见肘，财政难以支撑，加上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们速战速决的妄想彻底破灭，中国抗日战争随之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然而相持绝非是停战休兵，日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大修道路，增铸碉堡，并频繁展开扫荡行动，企图彻底剿灭敌后抗日武装和根据地。</p><p class="ql-block">在根据地建立的同时，各项巩固工作也在同步展开。1940年3月6日，教员在《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指示中，首次提出“三三制”原则，旨在通过民主合作，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抗日，并推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识字运动、解放妇女运动等。这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全方位建设过程，最终这些举措成功的将老百姓彻底动员起来。</p> <p class="ql-block">在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各根据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参军热潮，决死队、敢死队、救国会、赴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游击战中各种灵活的战法也竞相涌现，包括平原地区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网地区的水上游击战，交通沿线的铁道游击战，以及专门破坏交通通信的破袭战等等。</p><p class="ql-block">1939年二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抵达皖南云岭，他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这一决策标志着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崛起，并发展壮大的宏伟开端。</p><p class="ql-block">尽管日军悍然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但他们实际控制的只是点状区域，如其表面强势，实则如同土拨鼠般只占据了巢穴和通道。新四军巧妙的避开了日军重兵盘踞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广阔的乡村地区掀起了游击战争的滔天巨浪。</p><p class="ql-block">（来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