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清○湖州归安《礼部尚书姚文僖（清状元姚文田）公墓志铭》○刘鸿翱《续碑传集[清] 缪荃孙 纂

望星空（蓬安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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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乾嘉道三朝的巍然文峰，姚文田以其一生诠释了“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意义。他出身寒门，苦读登顶，以状元之才入值内廷，官至礼部尚书，却始终秉持“清勤敬慎”的为官本色。他不仅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屡献切中时弊的良策，主张“使民爱”重于“使民畏”，彰显深切民本情怀；更是执掌文衡近三十年的天下宗师，被誉为本朝“安溪（李光地）再世”，以宏博学识引领一代文风。其著作等身，贯通经史小学，乃至天文医理，尽显乾嘉学人的渊综广博。从母亲“留地建一品坊”的坚韧期许，到位极人臣、荫庇子孙的现实荣光，姚文田完成了传统士人最完满的人生闭环。读懂他，便是读懂了一个时代对于学问、事功与道德融合的最高追求。

原页：续碑传集[清] 缪荃孙 纂卷八

《续碑传集·卷八·礼部尚书姚文僖公墓志铭》

句读

礼部尚书姚文僖公墓志铭

刘鸿翱

道光七年（1827年）十一月十一日酉时，诰授光禄大夫秋农姚公卒于京寓。距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七月二十六日寅时，寿享七十岁。遗折入，天子震悼，谕内阁：“礼部尚书姚文田，嘉庆间由修撰洊陟卿班，入直南书房，晋阶卿贰。朕御极后，擢任左都御史，本年复授礼部尚书。久直内廷，历司部务，清勤敬慎，克尽职守。方期益资委任，乃遘疾数日，即尔奄逝，闻之殊堪轸惜。著照尚书例赐恤，任内所有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钦此。”

越五日，礼部请谥，奉旨予谥。二十七日，内阁上谥：勤学好问曰“文”，恭慎无过曰“僖”，赐谥文僖。谕祭葬。

八年（1828年）春，公子晏等扶公柩归里，卜于某月某日葬公于芦泉圩。以翱列公门墙二十余年，知公最深，以状乞铭。于是翱泣而言曰：“天子之惜公，可谓至矣！”

按状：姚氏系出吴兴，自元以后，为湖州府归安县人，隶浙江。世居府东北乡姚家埭，明万历中徙居府城东，后徙居月河，是谓月河姚氏。公少居贫，父赠光禄公客游四方，母沈太夫人口授经，日或不再举火。对居有旧房废地，亲戚劝鬻以糊口，太夫人曰：“吾子会有宦达时，留此地建一品坊耳。”

乾隆己酉（1789年），公以拔贡生领乡荐。甲寅（1794年），高宗幸淀津，召试，授内阁中书。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成进士，殿试一甲一名及第，授修撰。官阶：右春坊庶子、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吏部、工部侍郎，任户部、礼部、兵部侍郎，晋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礼部、工部尚书，终礼部尚书。内差：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实录馆纂修、日讲起居注、文渊阁直阁事、稽查中书科、教习庶吉士，管理工部、户部钱法堂事务、南书房行走、经筵讲官。总裁丁丑（1817年）会试，正副考官：庚申（1800年）广东、辛酉（1801年）福建、丁卯（1807年）山东、乙酉（1825年）顺天乡试。学政：广东、河南、江苏。文武殿试读卷者三，朝考读卷者一，学正、学录、教习、拔贡阅卷者各一。由通籍至正卿，多赏赉尚方珍物。仁宗时，伊犁进马，恩赏凡二年。在江南颁福至官廨，嘉庆间惟公一人为异数。今上四年（1824年），赏紫禁城骑马。

公生平以文章经术结主知。尝谓：“士或泥于古而戾于今，是迂儒之为也。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公使粤时，奉旨密查地方事。公奏：“广东辽阔，人犯审解重费，宜由巡道勘定。”又奏：“大吏因沽民誉，汰旧规，致官吏掣肘。”又奏：“大吏轻受下控，致民不畏上。”又奏：“提督玩视洋寇，致海氛不靖。”皆报可。

嘉庆十八年（1813年），林逆不靖，扰及宫庭。是时，仁庙引咎责躬，诏求直言。公上疏谓：“唐虞三代无过教养。南方之民患在赋重，北方之民患在徭多。久督抚之任，则州县之供费省；宽州县之考，则人材之顾忌寡。”仁庙用公言，谕吏、兵二部删减则例。

复陈《急农桑缓刑狱疏》，曰：“下之于上，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爱。任刑之世，无过使民畏。《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汉文帝时，法漏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者，民爱故也。秦人专尚法律，其勤至于衡石程书，而一夫夜呼，乱者四起，由于但使民畏故也。衣食者，百姓养命之原。饥寒切身，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君安得有其民？故孟子言：‘民事不可缓也。’”仁庙用公言，谕天下贵农重粟，尚德缓刑。

公使江南时，复进《崇正论》一篇，仁庙袖奖。今上继，理大臣有陈漕务，欲禁浮收，不如明与八折，与民便者。公复论东南之大势，小民、州县、旗丁各有不能上达之情。奏入，折收之议遂寝。湖南耦庚贺方伯择入《皇朝经世文编》，读之者以为如良医之诊脉，症结毕见，虽久任封疆，未有能如此之详且尽者。

制义之兴七百年，莫盛于明之正、嘉。国朝熊、刘诸家，各自开生面。惟安溪李公、东皋窦公及公，力追取正始。公学问无所不贯，不仅制义为学者宗，而天下称公之制义，知与不知，曰：“此今之安溪、东皋也。”安溪李公在圣祖时，东皋窦公在高宗时，皆以厘正天下文风为己任。

公当嘉庆丁卯（1807年），官起居注。礼部先一日题请山东乡试正副考官。山东为附畿大省，向用大僚典正。仁宗已简用公，因召见，语军机大臣：“朕明日用一极有名人为山东考官，汝等当非意度。”次日宣旨公名下，众咸服。仁宗重公制义，故虽经术如公，条奏地方利弊如公，筹划国计民生如公，终不用公作督抚，以公司天下文衡几三十年。盖以李安溪、窦东皋待公。然东皋窦公中閒不无蹉跌，恩遇不如公；安溪李公进位大学士，过于公。使天再假公数年，亦必陟纶扉，参赞密勿。方期益资委任，遽尔奄逝，诚如今天子明诏之所惜。

公既贵，曾祖讳德升，诰赠光禄大夫，妣沈氏，诰赠一品夫人；本生曾祖讳德谦，诰赠光禄大夫，妣沈氏、生妣许氏，皆诰赠一品夫人；祖讳世孝，敕赠承德郎，晋光禄大夫，妣沈氏，敕赠安人，晋一品夫人；配周氏，封一品夫人，先公七年卒。子三人：长晏，二品荫生，刑部候补主事；次衡，国学生，候补布政司大使，出嗣；皆周夫人出。次倍勤，侧室王出。孙男四：也经、辅生员、经炳、经甸、经第。公初字经田，后欲易名，梦神以今名示，疑所出，神言：“不记‘见龙在田’，天下文名乎？”号秋农，及营墓田号梅崎庄，因称梅漪老人。性恭俭，平生行必践言，衣服未尝鲜好，待人常无所忤，人亦不敢干以非义。于书无所不读，学宗程朱。尝言：“五代后人道不至陵夷者，宋儒之力。”著《易原》一卷、《春秋日月表》五卷、《说文声系》三十卷、《说文考异》三十卷、《古音谐》八卷、《四声易知录》四卷、《后汉郡国志校补》一卷、《广陵事略》七卷、《邃雅堂集》四卷、诗二卷、赋一卷、《进御集》二卷、《四子义》一卷。旁及天文、五行、杂占、医经，著《内经脉法》一卷、《疑龙撼龙经注》二卷、《相宅》一卷，皆藏于家。

夫文章之遇合难矣！遇而得供奉内廷，从容侍天子翰墨之娱；外而育秀抡才，举一世之文复之于古，可谓儒者不世之遭与？公少困踬场屋多年，卒以天下第一人受三朝厚恩，上封祖父，下荫子孙。盖太夫人所谓“留地建一品坊”者，以公卜也。公于斯文，可以无憾。

铭曰：
会稽之嵯峨兮，钱塘之澎湃兮，实生公兮。
公之著作，与江山以俱永兮！

译文

续碑传集（清代缪荃孙编纂）卷八

礼部尚书姚文僖公墓志铭

刘鸿翱撰

道光七年（1827年）十一月十一日傍晚，诰授光禄大夫姚秋农（文田）公在京城的寓所去世。他出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七月二十六日凌晨，享年七十岁。遗折呈上后，皇帝深感震惊悲痛，谕令内阁：“礼部尚书姚文田，在嘉庆年间从修撰逐步晋升为卿相级别，入值南书房，进阶为副卿。朕即位后，提拔他担任左都御史，今年又授予礼部尚书。他长期在内廷值班，历任各部事务，清廉勤勉，恭敬谨慎，能恪尽职守。正期望更能倚重任用，不料患病数日，突然逝世，闻讯甚为痛惜。著按照尚书的规格给予抚恤，任内所有处分全部撤销，应得的恤典，由该部查明定例奏请。钦此。”

五天后，礼部奏请赐予谥号，奉旨给予谥号。二十七日，内阁议定上奏谥号：勤学好问称为“文”，恭慎无过称为“僖”，赐谥号为“文僖”。并谕令祭祀安葬。

道光八年（1828年）春天，姚公的儿子姚晏等人护送灵柩回乡，择定某月某日将公安葬在芦泉圩。因为我（刘鸿翱）列于公之门下已有二十多年，了解公最为深切，他们拿着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于是我流着泪说：“天子对公的惋惜，可以说是至极了啊！”

根据行状记载：姚氏家族出自吴兴郡，自元代以后，成为湖州府归安县人，籍贯浙江。世代居住于府城东北乡的姚家埭，明朝万历年间迁居到府城东边，后来又迁居到月河，这就是所谓的月河姚氏。姚公年少时家境贫寒，父亲（后赠光禄大夫）在外游历谋生，母亲沈太夫人口授经书，家里有时一天都生不起火做饭。对面有旧房和荒地，亲戚劝他们卖掉来维持生计，太夫人说：“我儿子将来会有宦途显达的时候，留着这块地将来建一品牌坊吧。”

乾隆己酉年（1789年），姚公以拔贡生的身份考中举人。甲寅年（1794年），高宗皇帝巡幸淀津，召试人才，姚公被授予内阁中书之职。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科考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授职修撰。历任官职有：右春坊庶子、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理吏部、工部侍郎，实任户部、礼部、兵部侍郎，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署理礼部、工部尚书，最终官职为礼部尚书。在宫内担任的职务有：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实录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稽查中书科、教习庶吉士，管理工部、户部钱法堂事务、南书房行走、经筵讲官。担任总裁主持了丁丑年（1817年）会试；担任正副考官主持了：庚申年（1800年）广东、辛酉年（1801年）福建、丁卯年（1807年）山东、乙酉年（1825年）顺天乡试。担任学政于：广东、河南、江苏。三次担任文武殿试的读卷官，一次担任朝考读卷官，各一次担任学正、学录、教习、拔贡的阅卷官。从步入仕途到官至正卿，多次获得皇帝赏赐的宫廷珍品。仁宗皇帝时，伊犁进贡马匹，曾蒙恩赏赐长达两年。在江南任官时，皇帝颁赐的“福”字送到官署，这在嘉庆年间是公独一人享有的特殊恩典。当今皇上（道光帝）四年（1824年），赏赐在紫禁城内骑马。

姚公生平凭借文章和经学得到君主的知遇。他曾说：“读书人如果拘泥于古代而违背现实，这是迂腐儒生的做法。所以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办不通，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姚公出使广东时，奉旨秘密调查地方事务。他上奏：“广东地域辽阔，押解犯人审讯费用沉重，应由巡道审核定案。”又上奏：“地方大员为了沽名钓誉，削减旧有规章，导致下属官吏办事掣肘。”又上奏：“大官轻易受理下级的控告，导致百姓不敬畏上级。”又上奏：“提督轻视海寇，导致海域不安宁。”这些建议都得到批准施行。

嘉庆十八年（1813年），林清（天理教）叛乱，骚扰到宫廷。当时，仁宗皇帝（嘉庆）下诏引咎自责，征求直言进谏。姚公上疏说：“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政治没有超出‘教养’二字。南方百姓的忧患在于赋税过重，北方百姓的忧患在于徭役过多。让总督、巡抚长久任职，那么州县供奉的费用就会节省；放宽对州县的考绩，那么人才做事的顾忌就会减少。”仁宗采纳了姚公的建议，谕令吏部、兵部删减繁琐的规章条例。

他又呈上《急农桑缓刑狱疏》，写道：“臣民对于君主，不怕他们不畏惧，而怕他们不爱戴。一味用刑的时代，不过就是让百姓害怕。《老子》说：‘百姓不怕死，为什么用死来恐吓他们？’汉文帝时代，法令宽疏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但吏治蒸蒸日上，没有奸邪之事，是因为百姓爱戴朝廷啊。秦朝专门崇尚法律，其勤政到了用衡石称量文书（批阅大量公文）的程度，然而一人夜间呼喊，叛乱者便四处响应，就是由于只让百姓畏惧的缘故。衣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饥寒交迫自身难保，即使是慈父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所以孟子说：‘百姓的事是刻不容缓的。’”仁宗采纳了姚公的建议，谕告天下重视农业和粮食，崇尚德行，宽缓刑罚。

姚公出使江南时，又进呈了《崇正论》一篇，仁宗皇帝将其藏在袖中，以示嘉奖。当今皇上（道光）继位后，有大臣陈奏漕运事务，认为与其禁止（官吏的）额外征收，不如明确给予八折优惠，以方便百姓。姚公又论述了东南地区的大势，指出小民、州县、运粮旗丁各有难以上达的隐情。奏折呈上后，折收（八折征收）的提议便被搁置了。湖南的贺耦庚（贺长龄）方伯将其选入《皇朝经世文编》，读它的人认为如同良医诊脉，问题的关键清晰可见，即使是长期担任封疆大吏的人，也没有能像他这样说得如此详尽透彻的。

八股文兴起七百年，没有比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更兴盛的。本朝（清朝）熊伯龙、刘子壮等诸位大家，各自开创了新面貌。只有安溪的李公（李光地）、东皋的窦公（窦光鼐）以及姚公，努力追溯并恢复了（雅正文风的）正统开端。姚公的学问无所不通，不仅仅八股文被学者尊崇，而且天下人称道姚公的八股文，无论认识与否，都说：“这是当今的李安溪、窦东皋啊。”安溪李公在圣祖（康熙）时代，东皋窦公在高宗（乾隆）时代，都以矫正天下文风为己任。

姚公在嘉庆丁卯年（1807年），担任起居注官。礼部提前一天题奏请求任命山东乡试的正副考官。山东是靠近京畿的大省，向来由高级官员主持。仁宗皇帝已经选定任用姚公，于是在召见时，对军机大臣说：“朕明日要用一个极有名望的人担任山东考官，你们可能想不到是谁。”第二天宣布圣旨是姚公，众人都心悦诚服。仁宗皇帝看重姚公的八股文造诣，所以，即使姚公的经学造诣如此之高，条陈奏议地方利弊如此切中要害，筹划国计民生如此深远，最终也没有任用姚公担任总督、巡抚，而是让姚公执掌天下科举文衡近三十年。这大概是以对待李安溪、窦东皋的方式来对待姚公。然而，东皋窦公在仕途中并非没有挫折，受到的恩遇不如姚公；安溪李公官至大学士，职位高过姚公。假使上天再给姚公几年寿命，他也一定会登上宰相之位，参与机密要务。正期望更能倚重任用，却突然逝世，确实如同当今皇上圣明诏书中所惋惜的那样。

姚公显贵之后，曾祖父名德升，诰赠光禄大夫，曾祖母沈氏，诰赠一品夫人；本生曾祖父名德谦，诰赠光禄大夫，曾祖母沈氏、生曾祖母许氏，皆诰赠一品夫人；祖父名世孝，敕赠承德郎，晋赠光禄大夫，祖母沈氏，敕赠安人，晋赠一品夫人；配偶周氏，封一品夫人，比姚公早七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姚晏，二品荫生，刑部候补主事；次子姚衡，国学生，候补布政司大使，过继给他人；都是周夫人所生。三子姚倍勤，是侧室王夫人所生。孙子四人：姚也经、（姚）辅生员、姚经炳、姚经甸、姚经第。姚公起初字“经田”，后来想改名字，梦见神人将现在的名字“文田”展示给他，他疑惑名字的出处，神人说：“不记得《易经》‘见龙在田’，预示着天下文名吗？”号秋农，等到经营墓田时又号梅崎庄，因此自称梅漪老人。性格恭敬俭朴，平生言行一致，衣服从不追求鲜艳华美，待人接物总是和顺无争，别人也不敢用不合道义的事情来求他。对于书籍无所不读，学问尊崇程颐、朱熹。曾说过：“五代以后，人道不至于衰败，是宋代儒者的功劳。”著有《易原》一卷、《春秋日月表》五卷、《说文声系》三十卷、《说文考异》三十卷、《古音谐》八卷、《四声易知录》四卷、《后汉郡国志校补》一卷、《广陵事略》七卷、《邃雅堂集》四卷、诗二卷、赋一卷、《进御集》二卷、《四子义》一卷。旁及天文、五行、杂占、医经，著有《内经脉法》一卷、《疑龙撼龙经注》二卷、《相宅》一卷，都收藏在家中。

文章学问要得到赏识和机遇是很难的！遇到了，得以在内廷供奉，从容地陪伴天子享受文墨之乐；在外则培育选拔英才，将整个时代的文风恢复到古朴纯正，这可以说是儒者难得的际遇吧？姚公年轻时在科举考场屡受挫折多年，最终以天下第一人（状元）的身份，蒙受三朝皇帝的深厚恩遇，上能封赠祖父辈，下能荫庇子孙。大概太夫人所说的“留着这块地建一品牌坊”，是由姚公的命运应验了。姚公对于文化学术，可以没有遗憾了。

铭文曰：
会稽山巍峨高耸啊，钱塘江澎湃汹涌啊，诞生了姚公啊。
姚公的著作，将与这江山一样永远流传啊！

【解读透析】



1. 时间脉络与人物生平：

姚文田（1758-1827），字秋农，谥文僖，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其生平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典型的科举正途出身的高级文官。

关键时间点：1789年中举，1794年授内阁中书，1799年中状元，自此仕途通达。主要活跃于嘉庆朝，道光初年升至礼部尚书（掌管国家礼仪、教育、科举的最高长官）。道光七年去世。



2. 仕途特点与皇帝评价：

“清勤敬慎，克尽职守”：这是道光皇帝对其的官方评价，也是对其一生为官的盖棺定论。墓志铭详细列举了其丰富的任职经历，从南书房行走、经筵讲官等近侍职务，到各部侍郎、尚书等行政要职，再到多次主持乡试、会试的考官经历，显示其兼具文学侍从、行政干才和文教领袖的多重身份。

“终不用公作督抚”：这是一个关键点。墓志铭揭示，尽管姚文田精通经术、洞悉地方利弊、善于筹划民生，但嘉庆皇帝始终未将其外放为封疆大吏（总督、巡抚）。原因在于皇帝极其看重其制义（八股文） 水平和文名，刻意让他长期“司天下文衡”（执掌科举取士大权），以领袖文坛、厘正文风，将其比作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安溪）和乾隆朝的文坛宗师窦光鼐（东皋）。这反映了清代皇帝对“状元”文采的特别看重，以及将其作为文教象征加以使用的政治考量。



3. 政见与思想：

务实精神：他反对“泥古戾今”的迂腐，强调学以致用（引用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民本思想：在奏疏中，他关注南北民生疾苦（南赋重、北徭多），主张“急农桑、缓刑狱”，强调“使民爱”重于“使民畏”，引用《老子》、《孟子》和汉文帝、秦朝的对比，阐述宽政爱民的重要性。这些见解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

吏治见解：在广东的密奏中，他指出了官员为求名声而破坏旧规、轻易受理下控导致权威下降、武备松懈导致海防不靖等问题，显示出敏锐的观察力。



4. 学术成就与形象塑造：

博学多才：墓志铭列举其大量著作，涵盖经学（《易原》、《春秋表》）、小学（《说文声系》、《考异》）、音韵学（《古音谐》）、史学地理（《广陵事略》、《后汉志校补》）、文学（《邃雅堂集》）乃至医学、堪舆等，展现其渊博的学识，符合清代乾嘉学者兼通多门的学术风气。

尊崇程朱理学：他明确表示“学宗程朱”，并肯定宋儒在维系“人道”上的功绩，这符合清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八股文宗师：铭文中反复强调其制义（八股文）成就，被时人誉为当代李光地、窦光鼐。这是他社会声望的核心来源之一。

品德与家风：描述了其年少贫寒、母亲沈太夫人“留地建坊”的远见与坚守，以及他本人恭俭、诚信、平和的性格，塑造了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道德君子形象。



5. 墓志铭的文体与功能：

本文是典型的清代高级官员墓志铭，结构严谨，内容详尽。主要包括：卒年生平、皇帝谕旨（彰显哀荣与官方定论）、家族世系、仕宦经历、政绩言论、学术著述、家庭情况、品德描写，最后是铭文颂赞。

作为“谀墓”文字，墓志铭主要功能是褒扬传主，难免有隐恶扬善、夸大功绩之处。但其中引用的奏疏内容和详细的任职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与正史（如《清史稿·姚文田传》）相互参证，为了解嘉庆朝的政治、社会、文教状况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个案。



6. 补充文献参考：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四十三·姚文田传》：这是最基本的正史传记，可与此墓志铭对照阅读，互为补充。

《清实录》（嘉庆朝、道光朝）：可查找关于姚文田任职、奏议、赏赐、去世恤典的具体官方记录。

《皇朝经世文编》：（清）贺长龄、魏源编，其中收录了姚文田的《急农桑缓刑狱疏》等文章，可见其经世思想的具体内容。

姚文田著述：如《邃雅堂集》、《说文声系》等，可深入研究其学术思想。



总结：

姚文田是清代中期一位通过科举最高阶梯（状元）进入权力核心的典型文官。他并非以惊天动地的政绩闻名，而是以 “清勤敬慎”的官声、博大精深的学识、尤其是作为八股文一代宗师和科举文衡主持者的身份，在嘉庆、道光年间享有崇高声望。这篇墓志铭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荣辱际遇，也折射出清代中叶的政治文化生态：皇帝如何利用科举精英领袖文教、经世思潮在官僚中的影响、以及高级文官学者化的普遍倾向。其母“留地建一品坊”的预言成真，更是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终极梦想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