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中英街的记忆</p><p class="ql-block">——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7周年</p> <p class="ql-block"> 中英街全长不过500多米，街两侧商铺林立。两侧的商铺一侧是内地人经营的，一侧是香港人经营的。如今两侧的商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两侧的店面装修都很得体，两侧店里的商品都非常丰富，两侧的店员说的都是汉语普通话。</p><p class="ql-block"> 在街的尽头，是一个博物馆。当同车的老媪们下车“立此存照”之后便开始了疯狂的买买买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博物馆，便一头扎了进去。</p><p class="ql-block"> 博物馆共四层，完整地记录了香港的历史，也记录了中英街的兴衰起伏。</p><p class="ql-block"> 中英街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1978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下来到沙头角。当他在中英街看到几块界碑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的景象时，对方苞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小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然，全县其它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考虑沙头角。”</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深港边境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内地居民逃港潮。据《宝安县志》记载：本县大约有6万人跑到了香港。当时，华界沙头角大约有人口3600人，逃港的人数有2400人，逃港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1977年11月，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边境地区偷渡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边境禁区，未有许可证者不得进入——（香港）警务处长示</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1962年香港警察遣返逃港乡民的情景。</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1978年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逃港乡民。</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在宝安边境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图为被遣返的逃港乡民。</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乡民逃港使用的器具。</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1977年深、港两地农民收入对比：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币；香港新界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000元港币。</p><p class="ql-block">[备注：港币汇率波动：1974–1983年港币自由浮动期间，汇率受市场供需影响显著。参考1997年回归时汇率（1港币≈1.16人民币），1977年人民币价值更高，推测1港币兑换人民币低于1.0，但无精确值。]</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中英街从1899年勘界后逐步形成，直至香港回归前夕，均由中英两国以界碑为界实行“分治”。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中英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于中央政府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英街在“一国两制”构架下形成了“一街两制”新格局。如今，“一街两制中英街”已经成为新的“深圳八景”之一。2012年，经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中英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1997年7月1日零时，在中英街3号界碑旁，香港警察更换帽徽。</p> <p class="ql-block">（图中文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