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其实是四国并存，罗贯中为何只写了三国？被抹去的一国是谁

中雁山人

来源:长风文史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最终魏、蜀、吴三分江山，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然研究陈寿之《三国志》，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当时天下并非仅止于“三足鼎立”。在北方辽远的边陲之地，还有一个割据政权悄然崛起，延续近半个世纪，国祚甚至比蜀汉还长六年。便是由公孙氏家族在辽东建立的“辽东燕国”——这是一个被历史书写轻轻带过的“第四国”，其历史究竟如何？

辽东燕国的奠基者公孙度，出身寒微，命运却如惊涛拍岸。他生于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少年时因父获罪，流落于玄菟郡（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颠沛流离。

命运转机源于巧合：玄菟太守公孙琙痛失爱子，名“豹”，年岁与公孙度相仿，悲恸之余，竟将他收为养子，视如己出。

这段际遇不仅为他打开了仕途之门，更赋予他初阶的政治资本与人脉网络。

初平元年（190年），在同乡徐荣——董卓麾下大将的举荐下，公孙度被任命为辽东太守，终于执掌一方。当地豪强皆轻视这位“空降”的寒门之子，《三国志》直言“皆轻之”。公孙度以铁血回应轻蔑，上任之初便诛灭百余家不服管教的豪族，“夷灭百余家”，震慑全境。

在中原陷入董卓之乱、群雄混战的乱局中，他敏锐抓住权力真空，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南据辽东半岛，更跨海夺取山东东莱诸县，势力深入朝鲜半岛中部。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尚在河北与袁氏残余鏖战，公孙度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设坛祭天，置百官，行帝王之礼。当曹操遣使送来永宁乡侯印绶时，他掷之于地，傲然道：“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这份底气，来自地理之远，更来自乱世之机。

公孙度去世，其子公孙康继位，展现出迥异于其父的务实与隐忍。他深知辽东根基未稳，难与中原强权争锋，遂主动向曹操示好。

建安十二年（207年），袁绍之子袁尚、袁熙兵败逃至辽东，公孙康果断斩其首级，献于曹操，以此换取“左将军、襄平侯”的封号，保全一方安宁。这一政治抉择为辽东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他趁势南进朝鲜半岛，击败高句丽，设立带方郡，将公孙氏的影响力推进至汉江流域，奠定辽东在东北亚的区域霸权。

公孙康死后，其子公孙渊年幼，政权暂由其弟公孙恭执掌。然公孙恭“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体弱多病，政令难行。

太和二年（228年），成年的公孙渊发动政变，夺权上位，辽东政权进入第三阶段——一个野心膨胀、却目光短浅的时代。

公孙渊掌权后，彻底改变了前两代的稳健策略。他既无祖父的雄才，也无父亲的远见，却怀揣着超越实力的帝王之梦。他初时试图在曹魏与东吴之间玩弄“平衡术”：一面接受魏明帝曹叡册封，任辽东太守、扬烈将军；一面暗遣使者赴建业，向孙权称臣纳贡。孙权大喜，视其为牵制曹魏的棋子，遂遣万人使团，携珍宝重礼，浩浩荡荡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为“燕王”。然当吴国使团抵达后，公孙渊骤然变卦，惧怕曹魏报复，竟背信弃义，斩杀吴使，将首级送往洛阳以表忠心。令孙权“盛怒”，东吴上下愤慨不已，彻底暴露了公孙渊反复无常与政治短视。

景初元年（237年），野心彻底失控。在击退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的讨伐，公孙渊自认魏国无力远征，公然反叛，自立为“燕王”，设百官，改元“绍汉”，遣使持节，私授鲜卑单于印玺，俨然以中原正统自居。此时曹魏已平定内乱，诸葛亮北伐终结，天下重心重新北移——魏国，终于腾出手，彻底铲除这颗东北边陲的毒瘤。

魏明帝曹叡决意根除辽东之患，遂命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出征。景初二年（238年）正月，司马懿挥师北上。面对襄平城坚，司马懿不急于强攻，反以“围而不打”之策，在城外深挖壕沟，断其粮道。时值雨季，辽水暴涨，军中有人请撤，司马懿厉声道：“贼众犹盛，未可击也！”坚持待雨停水退，方发动总攻。仅用六十日，襄平城破。破城之后，司马懿下令屠城：“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血洗全城，震慑辽东。公孙渊与其子在逃亡途中被斩，首级传送洛阳。立国仅一年的“燕国”灰飞烟灭，公孙氏四十八年的割据终告终结。

辽东燕国存续近五十年，在传统史书中文近乎隐形。《三国志》仅将其附于《魏书》末尾，寥寥数语，不足千字。

究其原因，一在于名分：公孙氏始终未获正统承认，即便公孙渊称王改元，也如昙花一现，未被天下所纳；

二在于影响：地处边陲，虽有区域扩张，却从未真正介入中原争霸的主轴，始终是乱世的“旁观者”。尽管公孙度曾招揽管宁、邴原等中原名士，推动辽东文教，带来一时繁荣，但终究“恃远不服”，未能撼动天下格局。

在以“正统”与“中心”为叙事核心的传统史观中，辽东燕国被归为“割据军阀”，而非“三国”之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聚焦魏蜀吴的忠奸智勇、天下归心，自然无需纳入这个遥远而短暂的“第四国”。然而，正是这被抹去的一国，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比传说更复杂，也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