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干校一年—《我的光影生涯（43）》

曾湘敏

↑（1）我们一起下干校的部分同事。前排左起朝文翻译老崔；社收发室老王；德文翻译小蔡；资料室老董；意大利文翻译老张。后排左起越南文翻译老王；养猪班技术员老曹；整治采编室记者老俞（他是电影学院摄影系61班的）。

《我的光影生涯（41）、（42）》介绍了我在1976年采访的“华西大队”和“上海工人对四人帮的回击”。报道刊登在1977年的2、3期合刊和第4期的人民画报上。实际上，我到上海采访后，直到报道发表前就没有再外出采访，而是安排我于1977年春节后下放“五七干校”，为期一年。
上了年纪的人对“五七干校”都不陌生。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回复部队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随着文革的深入，黑龙江省柳河县办了一个农场，集中安排精简、靠边站的干部，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并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名，将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经过实践，黑龙江省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作了上报。毛主席看到这个材料后批语：“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典型，各地纷纷仿效办起了许多“五七干校”。
其实我们分配到画报社的四位同学，已经在部队“接受再教育”四年，远比下干校的时间长，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劳动中“改造”过了。可当时每年轮流下干校的干部是有一定数的，都成了一项制度，由社里布置各部门轮流安排干部下放。我们四位还是先后被安排下干校一年。
我在部队四年中，第一年就是在部队在洋河滩开垦的水田里种水稻。第二年可是在炊事班做了三年饭。这次在干校一年，我们画报社的被安排在养猪班，也就是说我喂了一年猪。
这一年间的故事很多，大家就听我慢慢讲。在干校没有拍什么图片，我就把因没有太多的故事，没单独作为一个选题列入我的“光影生涯”系列，我采访过的报道图片，选出若干幅穿插着在干校期间的故事中。
↑（2）1973年，我分配到人民画报社，社内第一批下“五七干校”的干部，已经返回北京。听说最早去干校的是在江西安源附近，后来搬到河南。再后来，我们外文局属于中联部领导阶段，外文局的干校随中联部干校又落在河北固安了。图为干校在河南时部分下干校同志的合影。 ↑（3）德文翻译小蔡197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画报社。她上学前没有下乡插队，1976年就被安排下干校了，锻炼时间比一般学员多半年。图为在我们到干校半年她要结束回京前，要求我给她拍照留念。

那年我们一起下干校的，还有阿拉伯文翻译老毛、德文翻译老王、瑞典文翻译老谢；日文翻译小李；俄文翻译小张；保卫部门老李；出版部门老张；政治采编室记者老邓；除文教采编室记者老杜被安排在拖拉机班，我们养猪班还有两位的特别成员。一位是英文翻译小王和后来到画报社财务处工作的老宋。他们是受外文局文革中的一件错案，被限制在干校劳动的。我们的班长是俄文翻译小张，副班长是老俞。平时干活不休息，每月可以回京一次休假四天。每周一、四有两趟班车接送。遇到不是班车日，我们还可以搭乘附近轻工部干校的班车（他们是周二、周五有班车）。
↑（4）不知道如今上海理发工具厂是否还存在？1974年，我接触该厂二车间的一群青年男女时，他们利用业余学习理论已有四年。他们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 ↑（5）学习小组组长朱新海（左）是二车间团支部书记。他积极向上，很有作为。采访期间，我父母跟我说，妹妹尚未对象，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位。后来一打听，小朱已经有对象了，就没向他开口。 ↑（6）他们说，通过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有利。 ↑（7）青年工人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和华东纺织工学院学生交流学习体会。 ↑（8）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9）通过学习，工人在生产上自觉性大大加强，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

干校猪场拥有两头种公猪，七八头母猪。还有一二十头肉猪和数十头小猪。养猪班每天要煮一大锅煮食喂猪；当母猪发情时，要及时和种公猪配种；每次配种都会作登记，算出预产期；母猪下小猪仔时，要负责接生。我们到干校的当月就遇上接生小猪。那一年我们至少接生小猪十来次。小猪稍大一些，我们还要到野外放猪。养猪班还负责养着数十只鸡，每天收到的鸡蛋，都是登记有数的，攒到一定量，就交到伙房。当然这一切，我们都有技术员老曹作指导的。不过没多久，我觉得也差不多成了半个行家。
技术员老曹也是湖南人，我们关系很好。不是因为我俩是老乡，主要还是他觉得我在干活方面勤快、且领悟得很快。毕竟在部队四年，我们炊事班也养过猪，还宰过猪。老曹有时安排活，不跟班长说，而是和我打招呼。干校撤销后，老曹被安排在《中国日报》行政部工作，我们还见过一次面，不知他现在可好。
↑（10）河北邯郸何衡城大队，也是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他们的成绩，就是坚持科学种田，采用粮棉作物套种技术，粮食亩产1700斤棉花亩产170斤的双高产。 ↑（11）当年采访期间有好几家新闻单位。有文字、摄影记者，也有电视台的。在拍这个场面时，远处拉棉花的车队在行进中，突然又摄影记者高喊：“停一停！”可拍电视的接着喊：“不能停！”是啊，我是学电影摄影的，知道哪能停啊。不过我已经拍完了。 ↑（12）我到何衡城时，棉花正是采摘期。间作的玉米刚出苗。她是一位摘棉快手。 ↑（13）那年，又是一个棉花丰收年。

我们在干校的一年间，一共宰了30来头猪，差不多10天一头。听技术员老曹说：我们画报社养猪班最守规矩，每次宰了猪，从头到尾，包括内脏洗净后全数送到伙房。据说早些的养猪班，宰了猪，都会克扣一部分的。后来我们也会从猪身上刮点肥油下来，熬成猪油，抹在烤馒头片上，太香了！
接生小猪，我们都会安排人值班，哪怕是深更半夜。一般母猪一次也就下猪仔七八、十来头。再多了，技术员就让我们处理了，说母猪的奶不够小猪喝的。小猪生下后我们负责擦干血迹后，就放在奶头处，小猪就会啄奶。母猪的两排奶头，其中第二、三只奶头奶水最足。技术员要求我们把相对弱小的猪仔放在第二、三只奶头处，说小猪对奶头会有记忆力的，每次都会寻到固定的奶头喝奶。如果有别的小猪抢占了，那头小猪就会拱走它。看着小猪抢奶头，也是个乐趣。
↑（14）《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是我在采访广东沿海治海工程时，在汕头完成的。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是在1957年由十三家收音机修理店合并发展起来的。图为工厂总装车间。 ↑（15）随着发展，生产新产品的任务越来越大，尤其是技术力量不足。为提高工人的技术理论水平，工厂多次举办技术讲座。 ↑（16）工厂培养的工人技术员姚锦钟在设计新产品。 ↑（17）经过技术培训，工人们都能在掌握生产工艺上大有进步。 ↑（18）有些工人在生产实践中，还能提出改进生产工艺。

在干校期间，养猪班的画报人就有一个党支部。越南文翻译老王和俄文翻译小张，是我的入党联系人。他们要我在干校好好干，接受党的考验。在干校期间，我不但干活好，还坚持学毛选，写心得笔记。一年间，我把毛选四卷合订本学完。
英文翻译小王，他蒙冤被说成“杀人犯”的帮凶在干校已经好几年。他是无锡人，也会说一口上海话。养猪班看我干活不偷懒，就让小王跟着我干，还告诉我，不要让他偷懒。小王人很聪明，我们一起扫猪圈，修猪圈，常在一起说着上海话。一天，小王早上没到猪圈来干活，我到他宿舍才得知他发高烧了。我在伙房吃了早饭，给他带了一份送到宿舍。后来党支部开会时，有党员就说我的联系人老王病了，我没去看望他，却给一个“杀人犯”送早餐。由党员向我转达，要我注意影响。还有我对技术员安排的活理解得快，有的同志稍慢些，我有时候会不耐烦地纠正他们。这也作为需要改正的方面。干校结束后，回到社里，小王也平反了，我们成了好朋友。我继续写申请，最终在1988年被党组织接受为预备党员。
↑（19）《北京的水果》采访是在1974年，拖了一年多才发表。现在看来当年京城的水果品种少，现在不仅品种多，物流也畅通。不仅全国各地的水果能进京，还有不少是国外进口的。图为东北旺公社技术人员正在花期作技术考察。 ↑（20）朝阳区农林局组织各果园技术员交流技术。 ↑（21）当年“绿化九号”桃，个大、水多、味甜，关键是晚熟。九月份采摘时，正赶上国庆国宴。 ↑（22）西山农场果园苹果丰收。 ↑（23）四季青公社一个葡萄园。

养猪班有一条母狗名叫“黑利”，听说此狗从河南一直跟着来到固安。黑利发情时，常会招引附近老乡的公狗前来。一开始我们看见都会轰走。后来我们便通过黑利把公狗引进宿舍，宰了吃狗肉。有一次，我们宰了一条狗，到县城卖了狗皮，买了烟酒和酱油，齐了。特别是冬天，我们都会照顾朝鲜族的朝文翻译老崔，留条腿肉，她是朝鲜族爱吃狗肉。
画报社保卫部门有一杆气枪。猪圈附近总有麻雀飞来吃食，入冬后，我们每天打几只，开膛去头去爪，装塑料袋冻在窗外。到1978年春节前我们要离开干校时，已经攒有上百只麻雀。在养猪班吃散伙饭时。我们买了两只鸡，由我操作，做了一道“百鸟朝凤”。

祝大家2026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