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濮院古镇

淳 禾

重游濮院古镇

石板路竟是这样窄的，我侧着身子，让一个举着糖画的孩子过去，他的小皮鞋在磨得发亮的青石上敲出清脆的响声。五十年前，我脚上的布鞋踏在这同一条路上，声音是闷的，软的，像一声叹息被吸进了石头的肌理里去。那时的路似乎宽阔得多，许是因为两旁没有这许多攒动的人头，也没有这些悬着各色幌子、亮得晃眼的店铺。路还是那条路，从灵观庙桥迤逦而来，可又分明不是了。我记忆里的石板，边缘被岁月啃得毛毛糙糙，高高低低，缝隙里总汪着一点湿绿润润的苔痕；雨后，石面的凹陷处便成了小小的天光池塘，一脚踩下去，会惊起一星泥水，溅在裤管上。而今的石板，平整得近乎板正，缝隙被灰浆填得严严实实，光溜溜的，倒映着两旁仿古建筑檐下那一串串过于殷勤的红灯笼。

我慢慢地走，眼睛却像受了潮的旧胶片，固执地将眼前鲜亮的一切，叠印上另一层褪了色的、无声的影像。那家卖姜糖与花茶的铺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招徕顾客，我瞧着那明晃晃的玻璃柜台，柜台后穿着对襟褂子的年轻伙计，目光却穿过去，看见一爿昏暗的酱园。大肚的酱缸沿上积着白霜，空气里是沉实的、咸津津的豆豉味儿。掌柜的坐在高高的木柜台后，鼻梁上架着铜腿眼镜，打算盘的声音噼啪作响，像秋雨打着残荷。隔壁飘来新蒸的定胜糕的甜香，热腾腾的白汽漫出来，模糊了街对面“前店后坊”的匾额。是的，就是那里，前头卖着刚出锅的糕饼，后头便传来木槌捶打年糕的、沉闷而有节律的“咚咚”声，那声音厚重实在，能一直夯进人的胃里、心里去。空气是活的，混杂着新鲜木料的刨花味儿、生铁的锈味儿、草药铺子清苦的芬芳，还有从人家后院飘来的、晾晒衣裳的皂角清气。不像现在，这满街浮动的，是油炸臭豆腐霸道的、同一源的气味，是奶茶甜腻的香精味道，是千篇一律的、所谓“古镇风情”的工业熏香。

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被那无形的旧日河道牵引着，向南挪去。路仿佛自己在缩短，尽头便是那个早已消失了的汽车站。可是没有车站，只有一座崭新的、气派的石牌坊，上面刻着“濮院古镇”几个描金大字，在午后的阳光下有些刺目。牌坊下，游人如织，忙着以各种角度将自己嵌进这崭新的“古意”里。

我站住了。就是这里。脚下这块被无数旅游鞋底磨得更光滑些的石板，大概就是当年车站那凹凸不平的泥土地基所在了罢。那一天，也是秋天，天是高的，淡青色的，像一块洗旧了的细布。父亲送我去杭州念书。他替我提着一个小小的、捆得结实实的铺盖卷，我背着书包，里面除了几本书，还塞着两个老妈连夜煮的鸡蛋。我们从家里出来，沿着这条石板路，一直走，一直走。老爸的话不多，只是反复叮嘱些“冷了要加衣”、“饭要吃饱”的话。我那时的心，像一只鼓满了风的帆，早已飞到那广阔的、未曾见识过的世界里去了，对于身后的故乡，只有模糊的、亟待挣脱的眷恋。父亲的声音，和我们的脚步声，落在清寂的石板路上，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空洞。

走到这车站——那只是一个简陋的水泥平台，竖着一块斑驳的木牌——他将铺盖卷递给我，又从怀里摸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取出卷得整整齐齐的九角钱，塞在我手心。那钱还带着他的体温，潮潮的。“车票九角，拿好了，莫丢掉。”他的手很粗糙，划过我的掌心，有点痒。我点点头，攥紧了那几张又软又旧的毛票。车子来了，是辆旧客车，噗噗地喘着粗气。我上了车，在靠窗的位子坐下。父亲在窗外仰着头看我，风吹起他额前花白的头发。车子开动了，很慢，我还能看见他跟着走了几步，然后便站定了，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一动不动的灰蓝色身影。那身影，嵌在空旷的车站背景里，嵌在长长的石板路的尽头，也从此嵌在了我往后五十年的岁月里，成了“故乡”与“离别”最确凿的注脚。

那九角钱，买到了从濮院到杭州武林门车站的车票。但父亲递钱时手的温度，那天石板路上清冷的空气，车子开动时引擎的震动，却比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记得更牢。

嘴角不自觉地，向上弯了一弯。是的，还有一碗面。比离别更早一些的记忆，是关于一碗阳春面的。大约是十五岁的光景，学校借了濮院中学的场地开运动会。父亲给了我崭新的一角钱纸币，说：“中午就在镇上吃吧。”那便是我全部的中餐预算了。运动会是热闹的，少年的心更是喧腾的。可到了中午，揣着那一角钱，走在陌生的街道上，兴奋里便掺进了一点羞涩的、独立自主的庄严。我寻了一家看上去最寻常的、门口支着大面锅的面馆，锅里雪白的汤滚着，热气磅礴。我捏着那一角钱，声音大概比蚊子响不了多少：“一碗阳春面。”

面端上来了，是一个粗瓷海碗。清汤，白面，上面疏疏地洒着些碧绿的葱花，此外便别无他物了。汤很烫，很鲜，是一种朴素的、粮食与光阴熬出的醇厚味道。我小心地吹着气，挑起一箸面条，那面条筋道，滑入胃中，一种踏实的暖意便弥漫开来。那一刻，世界的喧嚣，比赛的胜负，仿佛都退到了这碗面的边缘之外。我只是专注地、近乎虔诚地，吃着我的面。最后，连汤也喝得一滴不剩，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那一角钱换来的，不仅仅是一顿果腹的午餐，更是一个少年最初体味到的，来自家庭以外的、一份可以自主支配的、简单的饱足与安宁。那碗面，价值八分，找回的两分硬币，在我口袋里叮当作响，像一串快乐的符咒。

如今，这“古镇”里，面馆是极多的。雕花窗棂，红木桌椅，仿古的碗盏里盛着名目繁多的“状元面”、“富贵面”、“海鲜鲍鱼面”，价格后面跟着好几个零。汤汁浓郁得近乎油腻，浇头堆砌得像是小小的盆景。可我走遍了，再也没有寻见一碗只有清汤、白面、几粒葱花的阳春面。那记忆里的滋味，连同那个揣着一角钱、心怀庄严的少年，都像水汽一样，消散在这过于精致、过于喧闹的空气中了。

夕阳西斜了，将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光可鉴人的新石板路上。游人未见减少，反而因着这“金色时刻”更适合拍照，而愈加络绎起来。我转过身，决定按原路返回。来时是寻觅，归时倒像是一场安静的告别。

走过那座新修的石拱桥时，我停了一停，扶着冰凉的、雕着崭新莲花的石栏，向下望去。河水是绿的，是一种不太真切的、被灯光预备着染上夜色的绿。忽然，就在那规整的石驳岸与整齐的柳树之下，在那一片精心设计过的“古镇”倒影之侧，我仿佛看见了另一条河。那条河要活泼得多，也杂乱得多。水是浑黄的，缓慢地流着，岸边挤挤挨挨全是人家后门的石阶，有妇人在“啪啪”地捶打着衣服，有乌篷船慢悠悠地摇过，船公的号子声拖得长长的。空气里有水腥气，有炊烟气，也有生活本身繁杂的气味。那才是一条活着的河，背负着、流淌着两岸人家真切的日子。

晚风起来了，带着凉意。我紧了紧外套，迈步离开了桥栏。身后的喧嚣，那片精心搭建的、名为“故乡”的华丽布景，渐渐地远了，淡了。而我心里那片被岁月蚀刻出的、模糊而又清晰的旧日版图，那碗清汤白面的热气，那九角钱的潮暖，父亲立在秋风里的身影，却随着每一步远离的脚步，反而愈发沉静地、牢固地显现出来。

原来，故乡从未在身后。它一直在我的行囊里，是那几张潮软的旧毛票，是那一碗朴素面的滋味，是落在青石板上、再也无法重合的、两代人的脚步声。真的濮院，是回不去了，因为它从未在原地等待。它只是将自己，化成了这些零碎的、温暖的、微不足道的触觉与味觉，悄悄地，移植在了我的生命里。我今日来寻的，或许只是一个证据，证明那段与一碗面、一张车票、一条路血肉相连的岁月，并非我无凭的臆想。

石板路到了尽头，前面是宽阔的、车水马龙的柏油马路。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暮色为那一片飞檐斗角勾勒出黑色的剪影，一串串红灯笼次第亮起，像是为这场盛大的演出，准时地打上了舞台的追光。

而我，一个偶然闯入的、过去的影子，该悄然退场了。我的古镇，在五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在父亲目送我远去的目光里，在那一碗汤尽面绝的空碗中，便已经完整地、永远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