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石刻/老照片（3）20251230-

于涛

•众多的崂山摩崖石刻中，迄今为止我们了解到的最古老的当为沙子口烟台顶上的两处晋代石刻，除此之外则是位于明道观附近的四处唐代石刻。

这四处石刻有两处一并刻于位于明道观西南方向的一块巨石上，内容为“敕孙昙采仙药山房”和一尊线刻佛像。

敕孙昙采仙药山房和线刻佛像（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处则是位于明道观南面棋盘石顶上的“敕采药孙昙逸祭山海求仙石”

敕采药孙昙逸祭山海求仙石（图片来自新浪博客~石刻迷）

第四处则是刻于“敕孙昙采仙药山房”西一百米一块巨石上。

天宝二年刻石
（图片来自网络）

这第四处石刻，因年久风化，导致字迹漫漶不清，多年来一直无人完全辨识清楚。
清代黄肇颚的《崂山续志.补遗》中是这样记载的：......稍西一大石，镌“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六日□□采仙药□□孙昙远行□□□至□□□元□□□□□□□□□□□山海于□□见仙药□□□因□为□使□□山房郡□□□之以俟来命”共六十余字。多剥蚀不可读，仿佛可见者此耳。
民国时期赵琪袁荣叜等人所修《胶澳志.艺文志.金石》中的记载录自清末胶州王葆崇所纂《崂山金石目录》，其文为：稍西（误为“面”）一大石，镌“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六日采仙药孙昙”等字，剥蚀不可读。
周至元著《崂山志.卷六 金石志.摩崖》中记载：稍西一大石镌：“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六日采仙药孙昙山房”等字。余不可读。
蓝水先生所著《崂山古今谈》中记载：......有唐道人孙昙摩崖三处，一在观前地名差场小路北，大石东南向，字分八行，多漫漶，可辨识者“大唐天宝三月六日敕采仙药孙昙以俟来命”等字。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的《崂山志》将其名为《孙昙记事刻石》，内容为：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初六日□□孙昙远行□□□至□□□元□□□□□□□□□□□山海于□□见仙药□□□因□为□使□□山房郡□□□之以俟来命。

王集钦主编的《崂山碑碣与刻石》中将其名为《唐人采药》，其文为：明道观西南有一小径，去小径200米处有一大石东向，题记共分8行，每行字数不等，千余年之日销月铄已漫漶不清，可识者为“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三月六日敕采仙药......孙昙远行......见灵药采......山房郡県之以俟来命。”字径15厘米。
王瑞竹的《崂山题刻今存》中将其名为《孙昙采仙药记事刻石》，其文为：位于“敕孙昙采药山房”刻石西一巨石上，竖刻八行文字，楷书，阴刻，字径约15厘米，已漫漶不清，文为：“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六日敕采仙药......孙昙......元......山......于......见灵药采......因......使......之以俟来命”。
另外在历代文人的崂山游记里也偶有提及此刻石，亦均言剥蚀不可读。

笔者自2017年以来，多次来到此处，利用拓印、光照、对比等方式对其进行揣摩研读，于今年将其辨识如下，尚有不辨之处，以求方家指教：

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六日     敕采仙药先生孙昙逸判官宋光玉即墨丞元倽山人郭温寻登峰岭□    敕季祺□于旸瑞□见灵药采毕因兹憩宿便构此房郡县悉之以俟来命 （注   “敕”为帝王的命令或诏书，故石刻中的两个“敕”字前均有空格，以示忠敬）
试将其断句为：大唐天宝二年三月六日，敕采仙药先生孙昙逸、判官宋光玉、即墨丞元倽山人郭温，寻登峰岭□ 。敕季祺□于旸瑞□见灵药，采毕。因兹憩宿，便构此房。郡县悉之，以俟来命。
揣其大意为：在大唐天宝二年的三月六日，奉旨采仙药先生孙昙道长和判官宋光玉、即墨县丞郭温（号元倽山人）等人翻山越岭，在崂山一个叫旸瑞□的地方见到仙药并采集完毕。为了便于休息和住宿，就建造了这个山房。把所有情况通知到郡县里（或：郡县也了解到这里的情况），以等待皇上复命。
此摩崖石刻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七十多年，关于孙昙其人，迄今并未找到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但作为大唐天宝年间的皇帝李隆基确实笃信道教，热衷于长生之术，并派遣各路人士对山神、河神、海神进行祭祀，诏令道士、中官醮祭天下名山、采集仙药。
以下是古籍中唐代玄宗时期跟崂山有关的道士记载。

•崂山孙昙采药石刻，是唐玄宗时代从“开元盛世”巅峰滑向“天宝危机”深渊这一历史拐点的微观缩影。它不仅仅记录了道士的个人活动，更折射出：
1. 国家高层的信仰转向：从治理天下到追求个人永生。
2. 国家资源的错配：在危机潜伏的年代，注意力与权威被引向虚幻的长生之术。
3. 权力与宗教的共谋：道教成为服务皇权个人欲望的工具，并与地理征服相结合。
4. 历史进程的讽刺：刻石求取“不老药”的同时，帝国机体已悄然病入膏肓。
因此，这片石刻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块立在时空交叉点上的“警示碑”——它既见证了盛唐气象下皇权可达的极限（远至海隅，求索仙境），也预示了因统治核心迷失方向而即将到来的巨大动荡。它是物质文化与心态史交织的经典案例，提醒后人：当一个王朝最强大的权力开始热衷于追求虚幻的永恒时，其现实的根基往往已开始动摇。崂山孙昙采药石刻，是唐玄宗时代从“开元盛世”巅峰滑向“天宝危机”深渊这一历史拐点的微观缩影。它不仅仅记录了道士的个人活动，更折射出：
1. 国家高层的信仰转向：从治理天下到追求个人永生。
2. 国家资源的错配：在危机潜伏的年代，注意力与权威被引向虚幻的长生之术。
3. 权力与宗教的共谋：道教成为服务皇权个人欲望的工具，并与地理征服相结合。
4. 历史进程的讽刺：刻石求取“不老药”的同时，帝国机体已悄然病入膏肓。
因此，这片石刻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块立在时空交叉点上的“警示碑”——它既见证了盛唐气象下皇权可达的极限（远至海隅，求索仙境），也预示了因统治核心迷失方向而即将到来的巨大动荡。它是物质文化与心态史交织的经典案例，提醒后人：当一个王朝最强大的权力开始热衷于追求虚幻的永恒时，其现实的根基往往已开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