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古籍看历史（三）

行一

图文：行一

音乐：编钟·缅思曲



下面两则古文言，是有关尧帝建立礼乐制度、定“五音”、合“八音”的记载。本文通过文献及考古对照，进一步探讨尧舜礼乐思想及其对后世儒家的影响。先看《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舜的父亲）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尧帝即位后，命令质创作音乐。质模仿山林溪谷的声音作歌，用麋鹿皮蒙在瓦器上制成鼓敲击，又击打石片模仿天帝玉磬之声，引得百兽起舞。瞽叟（gusou,舜的父亲）将五弦瑟增改为十五弦瑟，把这套乐舞命名为《大章》，用以祭祀天帝。

下面文言节选自《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尧帝说：“夔啊！我任命你掌管乐官，教导年轻人，要让他们正直温和、宽厚恭谨、刚强不暴虐、简约不傲慢。诗用来表达情志，歌延长诗的语言，音调依据歌声而变，乐律调和五声。八种乐器声音协调，不打乱次序，让神与人都能感到和谐。”夔说：“好！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让百兽都随之起舞。”

尧舜时期的礼乐体系，虽尚处上古礼乐文化的萌芽阶段，却以“乐与政通”“乐以载德”为核心内核，为后世儒家礼乐思想的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成为儒家阐发教化理念、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思想源泉。

儒家对尧舜礼乐思想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对“乐与政通，礼乐合一”核心内核的坚守。尧舜制礼作乐，并非单纯追求音律之美，而是将礼乐作为调和民心、彰显德治的政治工具，《尚书》所载“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正是礼乐与德治相得益彰的直观体现。

后世儒家承袭这一理念，明确提出“乐者，通伦理者也”，将音乐的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政治价值紧密绑定。在儒家看来，礼乐不仅是区分尊卑等级的外在仪轨，更是涵养万民品性、维系社会秩序的内在纽带，这一认知与尧舜以礼乐安定天下的初衷一脉相承。

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对尧舜礼乐思想的推崇与阐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孔子曾亲闻《韶》乐，沉醉之余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赞叹，将《韶》乐奉为音乐审美的至高标杆。在孔子的审美体系中，“美”指向音律舞容的外在形式，“善”则指向尧舜德治的内在精神，唯有二者兼备，方可称之为上乘之乐。而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孔子更是以恢复尧舜至西周的礼乐制度为己任，主张“克己复礼”，试图借助尧舜礼乐的精神内核，矫治人心涣散、秩序混乱的时代弊病，让社会回归尊卑有序、和谐安定的理想状态。

继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从不同维度对尧舜礼乐思想加以拓展，丰富了儒家礼乐理论的内涵。孟子将尧舜礼乐与“仁政”思想深度融合，在他看来，尧舜制礼作乐的本质，是仁政思想的外在彰显，礼乐的盛行与否，直接关乎民心的向背。他主张统治者应当效仿尧舜，以礼乐教化滋养民心，用温和的德治手段取代严苛的刑罚，实现“仁者无敌”的政治理想。荀子则站在“化性起伪”的人性论立场，系统论述礼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人性本恶，需借助外在规范加以矫正，而尧舜所创立的礼乐制度，正是规范人性、导人向善的最佳工具。荀子强调，通过礼乐的教化，可以让人摒弃本性之恶，养成符合社会伦理的行为习惯，这一观点，实则是对尧舜以乐教民传统的进一步深化。

到了后世，儒家对尧舜礼乐思想的吸收，更从理论层面延伸至制度化应用的层面。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尧舜礼乐也被奉为礼制范本。统治者效仿尧舜制礼作乐的传统，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宫廷雅乐与祭祀礼仪体系，将礼乐仪式融入国家祭祀、朝会大典等重要政治活动，以此彰显皇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宋明理学兴起后，理学家们更进一步，将尧舜礼乐思想与“天理”概念相融合，提出“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的观点。在理学家眼中，尧舜礼乐不仅是治国安邦的工具，更是践行“天理”的外在载体，遵循礼乐规范，便是顺应天理的体现，这一认知，让尧舜礼乐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纵观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尧舜礼乐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从孔子的推崇阐发，到孟荀的拓展深化，再到后世儒家的制度化应用，尧舜礼乐所蕴含的德治精神与教化理念，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格局与政治秩序。

注：

图片中的鼍鼓、陶鼓、铜铃、骨簧、石磬等乐器属陶寺遗址出土，是尧帝时期遗物；青铜甬、编钟属商周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