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城往事：刘氏父子的跨国传奇

杜

　冰城往事：刘氏父子的跨国传奇

刘泽荣这个名字，于我而言，过去仅隐约知道是一位“见过列宁的旅俄华侨”，至于生平细节，则知之甚少。对其父刘峻周，更是闻所未闻。然而，在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的一次参观，改变了我的认知。当看到父子二人并列的事迹简介，得知他们都曾在哈尔滨工作与生活时，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探寻的冲动。循着史料的查阅与梳理，刘泽荣与刘峻周的生平事迹在我的脑海中逐渐丰满而鲜活。身为冰城一员，我不仅对这段传奇肃然起敬，更为哈尔滨曾结缘如此不凡的父子而深感自豪。

（黑河市旅俄华侨纪念馆）

　　刘峻周（1870—1939），广东高要人（今肇庆市端州区），出身于一个行伍世家。作为遗腹子的他，幼年便随母亲流落“东方茶港”汉口，后被同宗祖辈的刘氏茶坊传人、著名茶商刘运兴收做学徒 。刘峻周以过人的天赋，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从采茶、制茶到品茶的整套工艺。1893年，当时在广州克享茶厂担任主理的他，应俄国最大茶商康斯坦丁·谢苗诺维奇·波波夫和皇家领地管理局的邀请，前往格鲁吉亚巴统地区（当时属俄罗斯帝国）指导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经过多年反复实验，刘峻周攻克了苗木繁育、茶树栽培、鲜叶采摘、茶叶制作等多项难关，并实现首批红茶（祁门种）成功量产。他勤勉务实的作风和精湛的专业技艺，赢得了俄方合作伙伴的信任。1897年，双方续签合约。这一年的11月，刘峻周在短暂回国后，携全家老小，率 12 名茶工，带着从国内选购的数千公斤茶籽和15 万株茶苗，，历时三个月，经海路抵达黑海之滨的巴统港，开始了在港区附近恰克瓦小镇的定居生涯。

（刘泽荣随父赴俄不久所摄。右起：父亲刘峻周、母亲梁雨花、刘泽荣、祖母萧太夫人）

　　到了20世纪初，刘峻周在当地陆续开辟出80公顷茶园，还建起一座茶叶加工厂，专门焙制各类饮用茶。此后的高峰时期，刘峻周一人管理着皇家、波波夫和他自己的3处茶园，总面积达150公顷。在他的建议下，地方当局还创办了一所茶艺学校，专门培养实用人才。

（刘峻周亲手设计的茶叶商标。1900年）

（ 1910年，黑海东岸巴统北部小镇恰克瓦，当地人在采摘茶叶，种植的茶树散布在起伏的山坡上。摄影：谢尔盖·普罗库金·戈斯基）

　　刘峻周成功培育出适宜当地红壤和湿热气候的高产红茶，被俄国人称之为“刘茶”。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刘茶”一举荣获金质奖章，轰动全俄。1909年，刘峻周成为首位获沙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的外国人。1912年，在“俄罗斯亚热带植物博览会”上，刘峻周生产红茶又获大会奖状。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担任苏联国营茶厂经理。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曾承担了全苏95%的茶叶生产，其中90%以上的茶种源自于“刘茶” 。1924 年11月，刘峻周荣获苏联政府授予的“劳动红旗勋章”。格鲁吉亚《东方曙光报》曾刊文，赞誉他为“伟大的中国和格鲁吉亚人民的光荣儿子”。

（1910年的恰克瓦茶厂。摄影：谢尔盖·普罗库金·戈斯基）

（1910年，刘峻周佩戴沙皇政府授予他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在恰克瓦茶场。摄影：谢尔盖·普罗库金·戈斯基）

　　刘峻周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他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活动，曾多次汇款捐资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在得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后，他率家人和全厂员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1925年，因政府要求外侨加入苏联国籍，刘峻周毅然率全家投奔先期归国的儿子刘泽荣，定居在哈尔滨。临行前，刘峻周向巴统博物馆赠送了一批珍贵藏品留作纪念，并写下情深意长的话语：“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我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们告别。我把最美好的青年时代献给了在阿扎里亚的工作。我无限感激它使我的劳动获得了应有的评价……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亲爱的边疆。”

（位于巴统市恰克瓦镇的刘峻周故居，重新整修后将设立刘峻周纪念馆）

（格鲁吉亚巴统市诺贝尔兄弟科技博物馆二层的刘峻周历史展厅）

（1925年仲夏，刘峻周归国前在格鲁吉亚巴统与家人合照。此时刘泽荣一家已定居哈尔滨）

　　刘峻周定居哈尔滨期间，撰写了“生活与劳动五十年”的回忆录，并重拾个人嗜好，经营起了赛马（他在俄国期间曾有“天涯马痴”的别号），以此安度晚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得知他是著名的“红茶大王”，曾多次派人拉拢与之合作，刘峻周均一口回绝，明确表示：“我不跟日本人做生意！”1939年，刘峻周因坠马事故不幸离世，葬于哈尔滨。

（ 恰克瓦茶业公司用来生产茶砖的压印模具。刘峻周一生爱马养马，恰克瓦茶厂生产的茶砖上，马的压印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刘泽荣（原名刘绍周、俄文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出生于1892年，自幼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他的祖母在临终前曾特别嘱托孙辈“学成归国效力”，父亲则强调“学习西方技术以报国”的重要性。这种家国情怀，塑造了刘泽荣毕生的精神追求。刘泽荣5岁时，随父亲前往格鲁吉亚，在巴统读了小学和中学。1909年考入彼得堡综合大学物理数学系。1914年本科毕业后，在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中学担任数学教师。1916年，刘泽荣考入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继续深造，打算学成后报效祖国。1917年春，25岁的刘泽荣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青年时代的刘泽荣）

　　创建旅俄华工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天，正在大学读书的刘泽荣，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大量旅俄华工遭受残酷剥削和虐待的报道。这些华工在沙皇政权被推翻后的混乱局势中，四处流浪，沿街乞讨，衣食无着，境况凄惨，有的甚至沦落为黄奴，这个消息令他十分震惊。旅俄华工是20世纪初期前往俄国谋生的中国劳动者的统称，其中大部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的劳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到一战结束时，在俄国华工总数至少在20万人以上。这些华工分布在俄罗斯的广大地区，大多从事筑路、伐木、采矿等最艰苦的劳动，拿到的工资却少得可怜。

刘泽荣闻讯后的次日，就赶到中国驻俄公使馆反映此事，公使的冷漠令他十分失望。心急如焚的他随即联络7位同窗好友（包括他的妹妹刘娟），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并派代表面见工商部副部长，请求俄国临时政府保证流浪的中国工人迅速得到必要的救济；将愿意归国的华工遣送回国；为留俄华工安排工作并享有与俄国工人同等的待遇。同时，他们还商议筹建一个团体，专心办理华工救济事宜。

1917年4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的章程，明确其宗旨为“联络旅俄华人。对于旅俄华人之行动，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当竭力以辅助之”。联合会选出15名干事，刘泽荣被公推为会长。自此，刘泽荣中断学业，投身于救助华工的宏大事业。他积极联系俄临时政府相关部门，寻求对旅俄华工的帮助。1917年10月30日，也就是刘泽荣新婚后的第3天，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份报告，控诉旅俄华工的种种不幸遭遇。其中写道：“……若辈远涉重洋，谋求生计，受此极惨之痛苦，欲归不得，呼吁无门，闻者莫不伤心，情殊可悯”。他还致电黎元洪总统，“请即行设法使旅俄之华人可以返国”。最终，收到北京方面电汇的10万卢布（其中包括黎总统个人捐款1万大洋）。但使馆最终仅付给联合会3.46万卢布，其余不了了之。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旅俄华工持友善态度，在联合会的努力下，俄方开始为流浪华工提供栖息场所、发放食品、免费医疗等救助措施。

　　1918年12月，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刘泽荣作了关于成立全俄华工联合会的报告，以及联合会为保护全体旅俄华人利益同苏俄政府协商的报告。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出席大会，并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状况的报告。大会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章程，规定“只有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工人才可成为会员”，并选举新的执委会和出席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此时，由于北洋政府驻俄使馆人员均已撤回，俄方正式承认联合会有权在苏维埃俄罗斯全国保护所有华侨利益，并建议联合会看管在彼得格勒的中国使馆。1918年12月15日，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报道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的消息：“会议决定脱离职业联合会的圈子并赋予该组织以进行广泛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性质。会议决定向中国人民呼吁，希望他们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北方卖国政府的英勇斗争，并同所有亚洲无产阶级建立密切联系，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报道还指出，旅俄华工“处于世界革命先锋队的行列之中，他们应该明白，中国革命的命运同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12月24日，全俄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报道了苏俄政府承认旅俄华工联合会有权保护华侨利益和进驻中国公使馆的消息。此后，联合会主动与苏维埃交通、财政、粮食等部门协调配合，为旅俄华工提供食品、安排工作、维护权益、协助诉讼、免费遣送等各项救济。“凡关于华工种种事件，刘君（刘泽荣）皆亲人处理，细大不遗，而当道尤乐赞助之，其见重于俄政府有如此者”。

当时，新生的苏维埃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军的反叛，大量华工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据苏联学者不完全统计，直接参加红军、游击队和肃反委员会的华工就达15至20万人！这些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的华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守纪律、有毅力，在战斗中表现顽强”，是“最坚强最可靠的队伍”。其中任辅臣（1908年在哈尔滨秘密加入俄共布尔什维克组织）所率领的“中国团”，在保卫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战役中战功显赫，被列宁称为“红鹰团”。华工战士李富清还曾调往彼得格勒，担任列宁护卫队的组长。

为加强对旅俄华工特别是华人红军战士的沟通与宣传，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委托，联合会还创办了中文刊物《旅俄华工大同报》。刘泽荣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择取“大同”一词作为报名，蕴含“社会主义世界人人平等”之意。报纸由刘泽荣和联合会秘书孙言川两人负责编辑，大部分内容取自苏俄报刊重要文章和消息，由刘泽荣口述，孙言川用中文记录誊写。每月一两期，每期两三千份。1918年底至1920年秋，总共出刊四五十期。当时，俄国纸张奇缺，也没有中文铅字设备，所需纸张由苏俄国家出版局调拨，手写稿送到印刷厂石印印刷。1919年7月的一期《大同报》，还刊载了苏俄政府《致中国人民和北方及南方政府的宣言》（俗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份宣言1920年4月才全文见诸于中国媒体。据1919年11月30日《真理报》报道，“根据各支队领导的报告……在部队里（指的事中国志愿兵部队——原注），中文报纸《中国工人》和中国宣传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由各国国际主义者参加的万人大会。大会由高尔基主持，刘泽荣作为孙中山的支持者和中国南方政府的特使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20年6月18日至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与会代表约200人，代表欧俄各地有组织的10万华工。苏俄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亲自出席大会并讲话。刘泽荣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决议强调联合会同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苏俄人民的联系的重要性，号召旅俄华工向他们学习，并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以全面支持。在这次会上，刘泽荣继续担任华工联合会主席。会议选举孙中山和列宁为名誉主席。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还向孙中山发出致敬电。

（《旅俄华工大同报》1920年4月1日）

（《旅俄华工大同报》第31期，1920年7月1日。现藏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加入俄共（布）华员局。在1920年6月召开的旅俄华工第三次全国大会期间，为了将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员集中统一起来，在俄共中央的指导下，成立了俄共（布）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局（简称俄共华员局）。1920年6月30日，《消息报》在报道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时这样写道：“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共产党团体。选出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被授权同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领导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和两份在俄出版的中文报纸。”（注：另一份中文报纸是由波利万诺夫和张玉川编辑，“以在旅居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的《中国工人报》）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正式批准俄共华员局为唯一侨居苏俄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构，并批准了该局拟定的《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人中央局是领导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并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予以批准。……各地方组织局领导在中国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作用，举办关于中国、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演讲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各国无产阶级面前，自己直接的责任是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组织中国工人阶级。……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地方均需建立党支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保留着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刘谦于1920年7月28日写给祖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俄国共产主义者将会在近期到国内去，如果见到你们，希望能接待他们。”

俄共华员局最初的领导者为刘泽荣，后由安恩学担任主席。安恩学，原在中东铁路工作，1904年8月日俄战争期间，在哈尔滨被指控“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遭沙俄当局逮捕，后发配到俄国的彼尔姆做苦工。他在那里参加了俄国革命。1918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并在秋明组织了一支中国工人支队，后加入红军。1920年夏，安恩学与刘泽荣作为“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余后生平不详。

俄共华员局在刘泽荣担任负责人期间，主要活动集中于对俄支援。安恩学出任主席后，则偏重于对华输出。为加强各地华侨工作，华员局曾指派50名党员到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阿穆尔、乌克兰等地，建立了地方局。华员局还设立了“教育培训班”，旨在速成培训学员后派回中国革命活动。据《中俄交涉档·驻鄂木斯克领事电》记载，首批20名学员经过速成培训，其中12人被派往中国东北、山东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另据黑龙江省档案馆收藏史料，1920至1922年间，俄共华员局阿穆尔分局创办了中文报纸《社会星》和《社会警钟》，赤塔华工会创办了《华工醒时报》（后更名为《工人之路》），其“内多社会学说之评论，及俄境实行社会主义之好现象，与中国目下之社会情形”。

《旅俄华工大同报》和《中国工人报》等宣传品，陆续被一些归国华工和红军战士带回老家，他们在煤矿（如沙河子煤矿、开滦煤矿）和农村中讲述工农苏维埃的见闻，客观上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对此，北洋政府多次密电饬令各省督军，严防归国华工宣传“过激主义”，在华工“抵边境时设法从严检查，分别遣归原籍”，并要求各地“严切侦防，以遏乱萌”。

1922年后，由于华员局成员大多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和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加之苏俄对华工作机构的调整（如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华员局逐渐停止活动。但其在往国内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向国际宣传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动员华工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印章。其中的俄文为：俄国共产党华员局、隶属俄国共产党）

（《社会星》1920年9月10日，现藏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1920年11月7日在阿穆尔省出版的《社會警鐘》，第1期。现藏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上海《民国日报》报道：阿穆尔华侨倾向共产。1921年1月29日，现藏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长公署关于查禁共产主义报纸事训令，民国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现藏于黑龙江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长公署、黑龙江督军公署为俄境各处华工多数已染赤化，并严行查禁组设华工醒时报事给特派员交涉员令》，民国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通称第三国际，是由列宁发起，苏俄共产党领导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它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隆重召开。刘泽荣和联合会秘书长兼莫斯科分会主席张永奎（哈尔滨人，幼年时因母病故，被一位俄国医生收养并带回俄国）以中国社会工人党小组的名义应邀列席会议。在3月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由列宁主持，刘泽荣在大会作简短祝词，他说：“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友情。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他的祝词刊登在翌日的《真理报》上。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排中间坐者是列宁，站立者左起第10人是刘泽荣。会议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三国际万岁！ 上数第一行为俄文，第二行为德文，第三行为法文，第四行为英文）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召开。刘泽荣和安恩学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代表的身份正式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刘泽荣被吸收担任包括列宁在内的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和“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委员会”委员。刘泽荣在7月28日列宁参加的第5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孙逸仙在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目的是与北京政府作无情的斗争；凡尔赛会议之后，学生和工人掀起反对政府和日本的强有力运动。他最后说道：“必须强调指出，目下中国乃是革命宣传的广阔场所。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对这一事实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会议期间，刘泽荣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可恨态度和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刘泽荣的发言，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刘泽荣）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左四）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东方殖民地国家代表在一起。坐在列宁对面的谈话者为刘泽荣）

　　刘泽荣在旅俄华工会期间，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第一次是1919年3月初。在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休息期间，刘泽荣和张永奎到列宁的办公室简单交谈。列宁亲切地询问了中国革命和联合会的情况，并问刘泽荣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刘回答说准备在大会发言，列宁说很好。

第二次是1919年11月19日。刘泽荣因为联合会的一些事情需要得到的关照，他到列宁办公室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列宁说，中俄两国人民必定会建立最友好的关系，会共同进行反帝斗争。刘泽荣拿出苏维埃外交部发给他的证书。上面写着：“兹证明本证书的持有者，中华民国公民广东籍人刘绍周同志是经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登记为在俄罗斯领土内合法活动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唯一的由旅俄的中国公民和工人所授权为保护他们利益的人，该会长有权直接向一切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联系，以便办理有关保护中国人利益的事情，并且享有个人不可侵犯权。希望一切机关和苏维埃对他给予各种协助，以及在旅行途中予以方便。”列宁看完这个证书后，马上拿起钢笔，在证书下边用红墨水写下：“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同志予以一切协助。 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9年11月19日。”之后，列宁又让秘书在批示旁边打上印章，并将批示挂号，使其成为政府主席的正式指示。“列宁的批示把证书的力量提高了不知多少倍”。

第三次是1920年7月22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北洋政府派出由陆军中将张斯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远东共和国，并准备顺访莫斯科“了解情况”，但碍于中俄外交关系中断，又担心得罪列强，故未正式通报苏维埃政府。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最初以不合外交程序为由，打算拒绝此次来访。刘泽荣得知消息，立即找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注：加拉罕1905至1910年间，曾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至1923年间，他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 ），加仍不同意，刘又托人去见列宁。列宁看了刘泽荣写的情况，说道：“中国外交部显然有所顾虑，不过派代表团来，毕竟是值得欢迎的，我们不必要求过严，非照正常手续办理不可，有代表团来可以谈谈，这有益于两国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让他们快来吧！”列宁毫不犹豫地指示外交人民委员会，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代表团在后来的访俄期间，受到苏俄政府的盛情接待，并将拟定的《第二次对华宣言》文本和《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修正誊本交付张斯麟，请其转达北京外交部。11月2日，列宁还会见了张斯麟一行。

（列宁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刘泽荣的证明书上签字：“我本人特别要求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同志予以一切协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9年11月19日。批示登记编号为a13023）

旅俄华工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积极为旅俄华工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大部分失业华工得到了安置，约4万多流落华工被送回祖国，同时还动员和组织一大批旅俄华工参与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鉴于刘泽荣和联合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据烈宁的指示精神，1919年初，彼得格勒市苏维埃主动接收刘泽荣为委员，“以便使联合会在地方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列宁还把外国人小组的工作称为“俄国共产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页”，并指出：“这些外国人小组对居留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外国劳动者进行着国际主义教育，成绩卓著。”

（刘泽荣代表全体旅俄华工为列宁50诞辰撰写的祝寿锦旗，1920年4月22日）

　　1920年11月中旬，刘泽荣在安排中国代表团访问的过程中，因火车事故身负重伤。正在休养中的他得知中国政府即将派来新的驻苏领事，届时将全权办理有关华侨的一切事务，便决定辞去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携家人随张斯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返回祖国。

人生时有戏剧性的邂逅。1920年12月中旬，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派驻记者，怀揣“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志向前往苏俄。在中俄边界的满洲里火车站，他与随同中国代表团返回祖国的刘泽荣不期而遇。双方一见如故，深入畅谈。刘泽荣向瞿秋白介绍了苏俄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说许多华侨的事情，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使其“得知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济状况”。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记述了这段经历，“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现在到了满洲里能遇到刘君绍周，得知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济状况”，并称“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

刘泽荣在抵达满洲里时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奉系海关军警怀疑刘泽荣为“红党”，对其严加盘查，经张斯麟将军说情担保，才得以放行。刘泽荣此行本打算落脚北京，路上张斯麟劝他，张作霖迫害“红党”，沈阳一关怕过不去。于是，刘泽荣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定居哈尔滨，并将自己的名字由刘绍周改为刘泽荣。据《中东铁路历史编年》记载，1920年12月，“根据苏俄对华宣言，中苏两国就恢复国交及主权问题进行了谈判。中国代表团由张斯麟中将率领归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同时归国。”

　　1921年1月上旬，刘泽荣在哈尔滨受聘于东省特别区高等法院，担任民事审判庭口语翻译。一个月后，经中东铁路代理督办王景春介绍，就职于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中国董事的俄语秘书。开始了他在中东铁路管理局11年的工作经历。

刘泽荣很快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1923年春，调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学务处副处长。同年秋，调回公司董事会充当财务处副处长。1926年夏，提任中东铁路稽核局局长。1927年冬，经张作霖点名，担任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刘泽荣本不愿出任这样一个无所事事的职位，曾恳求留任稽查局长未获批准。1930年春，为便于参加东北当局对苏关于中东铁路权益的谈判，刘泽荣由监事长改任理事会理事。

（刘泽荣担任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时的工作照）

（中东铁路董事会。前排左一为刘泽荣）

关于刘泽荣在中东铁路任职的情况，所见史料很少。历史记载较多的，是他参与中苏双方谈判的记录。中东铁路一直是中苏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自1923年至1931年，刘泽荣除本职工作外，多次被奉系当局或国民政府抽调，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与了中苏双方关于中东铁路权益的一系列谈判。

1923年三四月间，刘泽荣作为翻译，参加了奉系当局组织的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与苏方的谈判。同年8月，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使华，先行到达奉天（今沈阳），继续与张作霖“讨论悬而未决的中东路问题”，刘泽荣担任翻译。因双方均不肯让步，加拉罕转至北平（今北京）与北洋政府谈判。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督办王正廷急调刘泽荣赴京，并委以中俄交涉事宜公署铁路股股长身份参加谈判，同时兼任翻译。由于此时中苏两国尚未建交，双方在中东铁路归属和苏联从外蒙古撤军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于12月中断。1924年1月底，王正廷致电刘泽荣“请即速来京”，并责其先与加拉罕进行接洽。经过多轮艰苦谈判，3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草签了《中俄协定》和《暂管协定》。经北洋政府审议修改，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同时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中俄协定》是北洋政府的一项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与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它使得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三次对华宣言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因此，当时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

《中俄协定》签订之后，张作霖以“东省为自治省份，无服从北京命令之义务”为由，授意东三省议会宣布不予承认。苏俄政府为“保险”起见，不顾北京政府再三劝告，仍派代表赴奉天接洽。1924年4月，奉系当局调任刘泽荣为中俄交涉委员会秘书，参与对苏谈判。为保密起见，刘泽荣被安排住在大帅府内，长达5个半月。1924年9月20日，奉苏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即《奉俄协定》。《奉俄协定》较之《中俄协定》最大的进步，在于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的期限由通车之后的80年改为60年，并在法律上肯定了悬疑的中国政府的赎路权问题。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力主收复苏方侵占的中东铁路特权。1929年5月至7月，在蒋介石的怂恿之下，东北当局采取一系列强力措施，硬性接收中东铁路。8月初，终于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军长驱直入，东北军节节败退，东北当局最终于12月20日在乌苏里斯克同苏联签订屈辱的《伯力协定》。苏方不仅恢复了战前在中东铁路的所有权益，而且以“战略防御”为由，顺势强占了水上关隘黑瞎子岛。

根据《伯力协定》，奉苏双方于1930年1月在莫斯科继续举行谈判。东北当局派出新任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莫德惠为全权代表。莫德惠组织了以刘泽荣为首席专门委员会的4人小组。此时，刘泽荣已出任任中东铁路监事长。考虑到其身份不太适合参与谈判，莫德惠征求刘泽荣的意见，准备将其先调降为理事。刘泽荣说：“大家都知道，监事长权力大、俸禄高、事情少，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职位，而我惟其全力侍奉为公，不为个人所计。我对监事长一职毫无兴趣，去留无意，此次能有机会参加会谈，是我所愿，毫不犹豫，莫督办不必多虑。”1930年5月1日，代表团乘中东铁路专列出发前往莫斯科。由于双方纠缠于谈判授权问题，直到12月才开始正式会谈。1931年4月11日至8月21日，5个月内开了18次正式会议，分别谈话几十次，专门讨论有关中东铁路的各项问题。在莫德惠返国述职期间，刘泽荣暂行代理代表团日常事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占东北，奉苏谈判只能不了了之。刘泽荣于12月底启程，一到哈尔滨，便提出辞去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之职。几经挽留，最终于1932年2月1日被批准卸任。5天后，日军就侵占了哈尔滨。刘泽荣也结束了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工作历史。

此后，1945年七八月间，刘泽荣还被从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岗位抽调，参加中国代表团，随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蒋介石特派员蒋经国一行前往苏联。经过10次艰苦谈判，最终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将原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改为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刘泽荣在多次参与中苏谈判的过程中，不辞劳苦，倾心尽力，数十次往返于哈尔滨、奉天、北平与莫斯科之间，曾有一年当中10个月离家在外。他以其娴熟的俄语、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过人的沟通能力，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了大量的咨询和建议，并与中方代表一同据理力争，维护了中方的权益。

（1945年8月14日，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站立者右起：莫洛托夫、斯大林、宋子文，第5位为刘泽荣）

　　刘泽荣在哈尔滨期间，为夺回被中东铁路当局攫取的市政管理权所做的抗争，也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中东铁路管理局名曰企业，实则是以哈尔滨为总埠的中东铁路附属地殖民统治机构，它直接隶属于沙俄财政部。除管理铁路外，依照俄国法律和沙皇敕令，中东铁路管理局还对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行使行政、司法、驻军、警察、税务、邮政、教育等各种权利，以及煤矿开采、森林采伐和松花江及东北各水道、沿海航运的管理权。为维护对中东铁路附属地的殖民统治，沙俄极力推行“自治”。1903年，铁路全线通车不久，中东铁路局即召集居哈俄人选出代表，组成“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1908年，在沙俄政府和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操控下，正式选举产生“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和“哈尔滨市董事会（即市政府）〞。公议会会长、议员，董事会董事全部由俄国人担任。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表示出对华友好态度，这一局面才开始有所转变。

1921年，刘泽荣被推选为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当时的哈尔滨市公议会仍在沙俄残余势力控制之下。为数有限的华籍议员，囿于语言障碍，出席会议也多是向隅而坐。据《中东铁路历史编年》记载，1923年1月20日，“在哈尔滨市公议会例会上，中国议员刘泽荣、傅羲年等提出增加中国议员名额议案。俄人多方阻挠，议案未能通过。全体中国议员退席并发表声明以示抗议。”刘泽荣在议会上声泪俱下的发言和含泪退场的举动，在市民中引起广泛共鸣。

1926年3月23日，在市公议会第78次例会上，刘泽荣再次联络其他中国议员，提出议会应改用中文的议案，又被否决。于是，他一鼓作气，立即联名其他中国议员，申请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和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要求改组公议会。呈文中写道：“窃以市议会沿用俄国语言文字，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市民感受痛苦既深且重……。今竟在本国领土之内不能适用本国语言文字，世界各国无此恶例。俄籍议员既不知尊重驻在国之统治主权，更妄思援用其本国文字资为政治上活动之地。此成为独立国家、自决民族之耻辱。议员等代表人民，任大责重，主张既不获采纳，自应退出议场，以谋正当之解决。”之后，刘泽荣又联络中国议员两度发表宣言，称“耿耿矢志，誓死不渝”。此举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被誉为“哈尔滨华人政治觉醒之启蒙”。

在东北当局的支持下，1926年3月30日，东省特别市政管理局发布1092号公告，宣布解散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的哈尔滨市公议会和董事会。4月1日，哈尔滨市政管理局宣布成立哈尔滨市自治临时委员会，刘泽荣被任命为委员。临时委员会一体收回前董事会和公议会的文件册簿和公共财产，并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组织大纲等15项议案，开始行使市政管理权。同时成立市监察委员会，刘泽荣当选首届监察委员会委员长。1926年9月1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发布训令，宣布成立哈尔滨特别市。10月16日，依据《市自治试办章程》及其《实施细则》，经投票选出自治会委员40人、候补会员39人。11月1日，哈尔滨自治会召开成立大会，张廷阁当选会长。同日，储镇正式就任市政局局长 （相当于市长）。自此，哈尔滨市政权完全回归中国手中。

（刘泽荣1926年摄于哈尔滨）

　　刘泽荣离开哈尔滨之后，又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教育与学术生涯。1932年夏至1940年春，刘泽荣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文学院（1932-1937）和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0）担任俄语教授。他凭借其深厚的俄语功底和旅俄背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俄语人才。

这期间，刘泽荣利用教学之余，编撰了《俄文文法》（汉俄对照）一书。此书一经面世，便风行一时，成为学习俄语者的案头必备之书，甚至被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作为语法教材或工具书使用。“这部《俄文文法》，可谓弥足珍贵，他曾经是我们大批俄语翻译工作干部的金手杖。”（阎明复语）可以说，在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国俄语教学的语法教材，基本上就是刘泽荣主编的《俄文文法》，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俄语学者。

（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国立北平大学出版法商学院，1937年增订再版）

1940年5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为得到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国际社会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任命早年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具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背景的邵力子出任驻苏大使，而邵力子则慕名选择刘泽荣为驻俄使馆参赞。6月，刘泽荣携家眷重返他所熟悉的苏联，开始了紧张的外交工作。当时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援助。经过刘泽荣和同事们的努力，1941年11月，苏联援华的军事教官和第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和大炮等开始运往中国。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物资一度有所减少，但始终没有停止。1943年7月，刘泽荣回重庆述职期间，由蒋介石授意，经陈布雷劝说，他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遵命”成为国民党党员。

1944年11月，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策动和协助下，“伊宁解放组织”在伊宁城内发动暴动，并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新疆局势骤然紧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刘泽荣被紧急召回，调任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重点负责改善中苏关系。1944年12月20日，刘泽荣抵达乌鲁木齐。这期间，他配合张治中将军争取苏方支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委员长同意刘泽荣同苏联领事就此问题试谈，并命刘泽荣维持中苏关系”。经多方协商，在刘泽荣陪同宋美龄微服私访后，国民政府最终批准新疆当局和伊宁方面签订《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条款》，新疆改组省政府，进入短暂的和平时期。

这期间，刘泽荣还被国民政府交通部任命为中苏航空公司董事长。在公司内，苏方原不肯录用华籍职员。经刘泽荣积极争取，苏方最终接受中方意见达成协议，除总经理按照原协定由苏联人充任外，其余各级职员中苏各半。1949年7月，刘泽荣还代表中国政府，与苏方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达成一致。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垮台了。

1949年9月，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受毛泽东委托，劝说陶峙岳（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包尔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弃暗投明。刘泽荣同刘孟纯、屈武等人配合张治中将军，最终促成陶峙岳和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更名为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刘泽荣被任命为处长，与中共军代表共同领导办事处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泽荣转至外交和出版战线。1949年11月下旬，张治中将军向刘泽荣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准备调他到外交部参加条约委员会工作的意向。刘泽荣致电周总理，请示可否来京。12月16日，周总理复电：“电悉，欢迎即日来京一谈，外交处职务望交邓力群委员办理。”12月20日，刘泽荣结束了在新疆6年新旧两个政府的工作，由彭德怀安排专机把他和家人送到北京，前往外交部办公厅报到。

1950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约请几位拟任条约委员会的人员共进午餐。席间，他郑重地向大家介绍刘泽荣：“您作为一名旅俄华工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并能三次见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餐后，周总理对刘泽荣说：“请你先在条约委员会工作，同时着手编写（俄汉）词典。”

在条约委员会工作期间，刘泽荣潜心研究国际领海问题，并撰写了专著《领海法概论》。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专门召见刘泽荣和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燠、周鲠生等专家，听取关于领海问题的意见和建议。9月4日，经毛主席主持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正式发表。据家人回忆，刘泽荣事后讲道：“毛主席很谦和，很亲切，很让人感动。因为地图很大，他就铺在地上，我们讲的时候，毛主席就和我们一样蹲在地上，甚至匍匐在地图上看，非常认真。”

编撰一部《俄汉词典》，不仅是周总理的嘱托，也是刘泽荣青年时代的夙愿，他为此已做了大量的积累。1956年6月23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正式聘请刘泽荣兼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编审、商务印书馆副主编，主持编辑《俄汉词典》及翻译工作，同时为人民出版社、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毛泽东选集翻译组人员答疑解惑，每天在编译局工作半天，另半天在外交部。刘泽荣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能够阅读英、法、德、希腊、拉丁语以及斯拉夫语系的多国语言，俄语造诣尤为深厚。“古今规范语不消说，方言、俚语和行话也无不通晓”，是学界公认的权威。1958年，他主持完成了《俄汉新词典》上、下两卷。在此基础上，又花费一年功夫加以充实。当时的刘泽荣患有心脏病，右眼失明，但他仍坚持每天工作到深夜，校订、增补、改写直至最后定稿，一丝不苟，从善如流，且从未领取分文稿酬。1960年8月初版的《俄汉大词典》，共10.5万词条，约631万字。其中包括很多刘泽荣自己从苏联书刊中收集的新词、新意和成语，其翻译的确切和传神程度，是一般非俄罗斯人所难以领会的。1963年，这部大辞典已第8次印刷，足以说明需求量之大。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是新中国出版的一部最完善、最权威的综合性俄汉大词典，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成长起来。“这是从事俄语工作的同志的一致认识”。

《俄汉大词典》也令苏联学术界“所有汉学家都感到欢欣鼓舞”。苏联著名汉学家、《华俄词典》作者，被誉为20世纪苏联汉学界泰斗级人物之一的鄂山荫教授（1900年出生于哈尔滨），在致刘泽荣的信中写道：“我们大家对这部词典都非常满意，认为它是非常宝贵的。在俄汉辞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一部相似的词典，大概也不会很快见到。我个人觉得很吃惊，您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出这么一部大辞典。您真是值得尊敬，值得赞扬！”

（刘泽荣主编《俄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60年8月第1版）

　　1956年，刘泽荣被评为外交部先进工作者，并受到周总理的表扬。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阎宝航介绍，刘泽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刘泽荣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顾问。1954至1965年间，刘泽荣还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

1970年7月8日，刘泽荣因肺炎导致心脏病复发，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8岁。临终前，刘泽荣嘱咐子女，将其所藏珍贵书籍和资料全部捐给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11月21日，外交部专门为刘泽荣举行追悼会。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耿飚、史良、姬鹏飞、胡愈之、包尔汉等送了花圈。在11月29日《人民日报》的第4版上，以780字的篇幅报道了这次追悼会的情况。

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为《刘泽荣传略》一书所做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通过多年不懈收集、整理的大量文献资料，刘泽荣先生伟岸的身影从字里行间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创建旅俄华工联合会，拯救数十万华工于水火的功绩，他为祖国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和新疆领土主权所付出的外交努力，他在哈尔滨市公议会纵横捭阖舌战白俄分子收回市政权的斗争，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这一切的一切，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1965年春，外交部老专家在北京香山合影，中间为刘泽荣）

（晚年的刘泽荣）

（刘泽荣的妻子柳德米拉，波兰人，中文名刘德美和4个子女）

总览刘峻周、刘泽荣父子两代的传奇人生，其岁月纵贯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期，其足迹远涉中、俄、格三国疆域，其经历遭遇国际风云变幻。纵世事沧桑，几度沉浮，但他们深藏心底、始终如一的，是对祖国的挚爱。这份情怀在哈尔滨留下的深刻印记，既是其璀璨人生的生动注脚，亦是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动人篇章。

附录：

　　刘泽荣和刘峻周定居哈尔滨期间，他们的住所几经变迁。据中东铁路历史资料记载，刘氏父子曾先后在哈尔滨秦家岗（今南岗区）交通街、花园街、国民街以及马家沟比乐街等处居住。今天的南岗区联发街64号，是刘泽荣升任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后，直到离开之前的住所，他在此居住5年之久。这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建筑，现已被哈尔滨市政府列为一类保护建筑。

（刘泽荣旧居）

2020年是刘峻周诞辰150周年，中国邮政以此为主题推出纪念邮品，旨在纪念其作为“中俄（格）茶叶文化交流先驱”的历史贡献，也是中格两国友谊的文化载体。

图案构成包含刘峻周个人肖像、格鲁吉亚种茶场景、“刘茶”商标、其获得的勋章及哈尔滨定居相关历史影像等，面值均为1.20元（国内普通信函邮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