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生命自我守护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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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蔡策

制作：蔡策

图片：部分源自网络（侵删）

一九九八年秋天，我做了三件“不合时宜”的事。

第一件，是在拿到“贲门溃疡”诊断后，我推开了“切除”的手术刀。我将那张轻飘飘的纸对折收起，转身走上一条弥漫药香的长途——我想用文火与时间，与命运谈判一次“扭转”的可能。

第二件，是我从此推开了所有的酒杯。 在酒是“硬通货”的年代，我成了宴席上一个安静的漏洞。当热辣的目光与更热辣的酒一同递来，我只能端起一杯温茶，在骤然降温的空气里，完成一次温和的“叛逃”。此后二十八年，甘苦自知。

第三件，是在家里的餐桌上，我摆出了第一双公筷。我没有解释“幽门螺杆菌”，那太像一种指控。一个最简单的动作，率先打破了关于“家”的、毫无保留的接触定义。

在许多人眼里，我也许成了一个扫兴的人，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一个很特别的人。

但我知道，我不是在拒绝生活，我是在用这种决绝的方式，为我所爱的生活，谈判一份更长的合约。一切，都源于那个秋天我胃里揣着的那块石头，更源于我心里那块更重的石头——一个父亲，在恐惧中为自己签下的、一份不容违约的保证书。

一切都要从一九九八年的那个秋天说起。那年的风里，似乎总飘着一层无形的、令人不安的薄尘——单位里顾一宝局长胃癌手术的消息传来，像一块石头投进看似平静的湖面，涟漪悄无声息地荡开，却在每个人心底留下了再也抹不去的湿痕。

我正是在那时，清晰地感到了自己身体里的“异样”。胃里像是揣了一块总也暖不热的石头，沉甸甸地坠着。

省中医院的中成药没能化开这块石头。站在胃镜室门口，我忽然转身离开——若是命运的审判，不如直接去最高法庭。省肿瘤医院的检查床上，无影灯亮得让人无所遁形。

“怎么现在才来？”医生的声音从口罩后传来。我全身的血都往脚下涌，仿佛听见丧钟敲响。他却转头吩咐助手：“多拍几张，交通厅的同志，仔细些。”这峰回路转的三十秒，像在悬崖边被人拽回。

诊断书上躺着四个字：贲门溃疡。纸很轻，字却重如铁砧。父亲离休前是从卫生部门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我太明白这四个字在消化版图上的位置——那是生命的险关。

面对这份诊断，我需要一个更确切的答案。我想到了鼓楼医院的董主任。

与董主任相识，始于1988年初。那时母亲生病，在鼓楼医院一床难求。正是董主任帮忙协调，才让母亲及时住进了病房。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此刻，我带着片子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董主任的诊室很安静。他接过片子，对着观片灯仔细端详，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灯箱边缘轻轻点着，发出规律的微响。

良久，他用笔尖敲了敲片子上那片显眼的阴影，抬起头，目光温和却带着医者的不容置疑：

“贲门这个位置，溃疡面不小。从医学安全角度考虑，建议切除。”

“切除”两个字，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瞬间划开了我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想象。那些与家人朋友共享美食的夜晚，那些无需时刻警惕的聚餐，那些酣畅淋漓的滋味……所有关于“正常”与“享受”的图景，在这一刻骤然褪色，仿佛被宣告了终结。

深夜，孩子熟睡的脸庞在月光下格外柔软。我的手轻轻拂过她的额发，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触摸到“责任”二字——原来我不是属于自己的，我的时间是她未来的抵押品。

病因在记忆里显影：爱人出差前备好的、反复回锅的菜肴，在冰箱里渐渐黯淡；仕途上强咽的委屈，在胸肋间结成疙瘩；还有那些被文件偷走的夜晚，用一盏孤灯换来的疲惫。我的胃，默默记下了所有亏欠。

绝望并非终点。转机出现在《扬子晚报》最不起眼的角落，豆腐块大小的铅字里藏着单兆伟主任的名字。那晚我叩响他家的门，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蜿蜒求医的路。

单主任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叫“放下”。他说我的病灶不在胃，在心头那团总也咽不下的火。“有气不能忍，”他缓缓说道——这句话，孙老处长也曾说过，如今听来，字字千钧。“不是叫你憋成内伤，是要你像天散乌云，散了就别再回头聚拢。”

此后漫长的调理，我便托付给了单主任的学生——省中医院年轻的沈洪医生。他话不多，却总能在细微处见真章，常根据时令与我舌苔的变化，在老师的方子上斟酌调整一二味药。

从此，我开始了四百余天的“行医”生涯。无论出差到哪里，一进宾馆房间，我便拉上插销，在隐秘中升起带着苦味的蒸汽。我垫着砖头熬药，防火，也防那些不解的目光与阻拦。

在这条独行的路上，并非全是孤寂的苦修。人性的温暖，总在适时地为我点灯。

那时常去镇江，市交通局所属东吴宾馆的老总王国华大姐，总会在我住店时，于晚上八点准时将水果与牛奶送至房间。那份不早不晚、恰如其分的关怀，如静夜灯火，让异乡的客房也有了温度。

而这份坚持，也离不开公路系统那些懂我的兄弟姐妹。无论是外出调研还是同行会议，他们总会在安排饭菜时，特意为我准备清淡合宜的餐食。那份以我为主的、周到贴心的安排，是冰冷规矩之外最熨帖的人情。

更艰难的是驯服心性。我给自己立约：恼可以恼，但以燃尽一支香为限。香灰落尽时，天大的委屈也要翻篇。原来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戒掉情绪，而是给每滴苦水都设个流转的出口。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具体的守护，也在我的生活中悄然展开。

当我在家率先摆出那双公筷时，在家人看来，这无异于一个古怪而多余的动作。 面对投来的不解目光，我没有多言。有些守护，无需解释。筷子轻轻隔开的，是可能的隐患；默默相连的，是家这个整体最深的牵念。那目光中的讶异，很快便化为了餐桌上一种新的、安稳的寻常。

当我将这份守护带出家门，带入一九九八年的社交筵席时，它便成了一种更显眼的 “古怪”。赴宴时，我会不动声色地，先用公筷将几样自己能吃的菜拨到面前的碟子里。在周遭举箸交错、谈笑风生的热闹中，我这套默然的程序，像一个孤独的异数。旁人或许在心里觉得“太讲究了”、“看不惯”，我却在那份无人附和的坚持里，触摸到一种清晰的先见——所谓文明，有时就始于一个被多数人视为“古怪”的微小选择。

这条自我约束的路，一走就是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来，我恪守铁律：动物内脏与腌炸之物绝不入口，隔夜菜再舍不得也要倒掉，任何小恙皆以中医调理。我的发小王志明——初中同窗，这些年来虽不在一处工作，却几乎形影不离——最懂我这套规矩。每逢相聚，他总是那个先拿起公筷，默默将我面前的碟子用“安全”的菜肴盛满的人。只是今年，他因肝病骤然离去，从发病到离开，快得让人措手不及。他身体一向比我强健，生命的无常，在此刻显得格外锋利而沉默。

油条的焦香、肥鸡的丰腴都成了往事的标本。我的身体里住进了一位严谨的守门人——刮痧板是它的戒尺，站桩是它的日课，打坐时的双盘莲花，是它为我重建的殿堂。

也走过弯路。在贵阳学过刮痧，在网上买过“太极秘传”，直到遇见广东的町原老师才明白：养生的真谛不在招式繁杂，而在那一呼一吸间的天地。从胸式到腹式，从单盘到双盘，每次吐纳都是对一九九八年那个疼痛姿势的温柔修正。

如今体检单上没有大毛病，只有睡眠还会偷偷背叛。有时深夜醒来，会听见身体深处传来细微的回响——那是二十八年前，一块石头在胃里松动时荡开的涟漪，也是岁月馈赠的、温柔的警钟。

疫情三年，公筷成了全民公约。妻子摆筷子时忽然说：“你比时代早了二十二年。”我笑了笑，想起那些曾被当作异类的时光。原来所有超前的坚持，最后都会被岁月追认为先见。

这场守护之旅，没有终点。它的意义是每一个清醒的早晨，是见证成长时不曾缺席的身影，是在无常的洪流里，为自己筑起的那方寸安稳。

若非要总结我这二十八年的养生之道，不过六字真言：

一曰“清口”——忌腌炸，远隔夜，亲鲜蔬。身体不是容器，你予它什么，它便呈现什么。

二曰“宽心”——气可发，不可积；恼可生，不可驻。给所有情绪设个流转处，过期则释。

三曰“敬畏”——此乃基石。我把它化为最具体的戒律：每夜十点半前必入睡，雷打不动。即使次日有天大的事，也宁可交给清晨的清醒，而非透支深夜的元神。把身体当作祖传的院落养护，用这规律的晨昏为它开门阖户，以顺从四时的作息来修篱种菊。子时一阳生，守住它，便是守住了生命燃灯续火的根本。

如今，我已在“六观小院”预订了终生的席位。或许不久，我将奔赴那青山一隅，与志同者共度余年——劈柴为马，听风煮茶。这不是退隐，而是将半生修习所得的“清口、宽心、敬畏”，最终安放于一片可丈量、可耕种、可栖居的山水之间。

一九九八年的隐痛没有击倒我。它只是在我生命的版图上，划下了一条必须迂回前进的等高线。

而这条由疾病开启的小径，最终把我引向了一片更开阔的生命原野。当老友们再次问起养生秘诀时，我总会想起那年秋天无形的风，想起检查报告上那几个沉甸甸的字，更想起自己如何在恐惧的迷雾中，一步步学会成为自己的光——

生命最珍贵的馈赠，有时以疼痛为信封。真正的觉醒，始于我们亲手拆封，并以余生，写就回信。而那封回信上，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一行字，或许便是：今夜，好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