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今天看了杨金钟律师发的一个链接《离奇的智障抢劫案》，发人深醒。</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李四强冤案是一起因身份冒用和司法程序严重失误导致的错案，其核心在于一名智力残疾人被错误认定为另一个人并被定罪。李四强因持有逃犯“刘西文”的身份证，在2007年被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公安机关抓获，并被当作刘西文处理。尽管李四强天生智力残疾，思维不清，侦查机关仍依据刘西文的同案人供述和辨认程序，错误地将他认定为抢劫案共犯。</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案件的关键错误环节包括： 首先，辨认程序严重违规，侦查机关仅提供一张照片进行辨认，违反了需不少于十人照片的规定，且辨认人与刘西文存在亲属关系，导致李四强被错误指认为刘西文；其次，对无罪证据的忽视，李四强长期在安徽老家，无作案时间，但侦查机关未调查其不在场证明，反而在刘西文归案后仍坚持认定李四强为同案犯；第三，程序违法与权利剥夺，包括未告知家属强制措施、未为李四强指定辩护律师、未进行精神状况鉴定，以及在发现身份错误后，法院未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是以裁定方式直接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实质上让李四强顶替了真凶的罪名；第四，供述的矛盾性，李四强作为智力残疾人无法清晰陈述自身信息，却能详细描述刘西文家庭情况和抢劫细节，这被怀疑是刑讯逼供或指供诱供的结果。</b></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案件的纠错过程曲折： 李四强在服刑期间，因监狱管教发现其真实身份，2009年公安机关函告法院更正身份，但法院仅以裁定变更被告人姓名，未重新审理，导致李四强继续服刑。其兄李奎星持续申诉，2022年检举刘西文归案，后者供认犯罪事实。2024年4月19日，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李四强无罪，理由包括原审同案人供述不实、李四强认罪供述疑点众多、辨认程序违法、无证据证明其包庇他人，以及原裁定程序违法。</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案件暴露了司法系统的多重问题： 如侦查机关过度依赖有罪推定、忽视精神障碍者权利、程序正义缺失等，最终导致李四强在服刑后不久病逝，悲剧无法挽回。</b></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李四强冤假错案的最终结局是：2024年4月19日，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对李四强抢劫案再审公开宣判，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撤销原判，宣告李四强无罪。</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案件背景与关键细节： 李四强因智力障碍被错误识别为逃犯刘西文，于2007年在广东汕头被判处抢劫罪，实际羁押约3380天（约9年）后于2016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不久，他于2016年8月因病去世，死因与狱中遭受的伤害有关。再审宣判时，李四强已去世8年，法院同时告知其家属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b></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案件中的程序违法问题包括：</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辨认程序严重违规，如仅用单张照片进行辨认；</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侦查阶段未收集无罪证据且未通知家属；</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法院以刑事裁定书形式更正被告人身份，违反审判监督程序；</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审判全程未保障李四强的辩护权，也未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民间四大冤案通常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和佘祥林案。这些案件因司法程序或证据问题导致当事人蒙冤，后经复查得以平反，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警示意义。</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这《李四强案》可谓离奇荒唐至极，是又一起特大特奇特荒唐的冤假错案。</b></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权力与法律的博弈是政治学和法学中的核心议题，贯穿古今中外历史。这种博弈体现在权力如何影响法律的制定、执行与独立性上，其动态关系直接塑造社会公正与治理效能。</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在当代案例中，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的1MDB腐败案凸显了权力滥用与司法追责的冲突。 该案涉及约45亿美元资金被挪用，纳吉布被指控滥用职权和洗钱，最终被判15年监禁并处高额罚款。法律程序虽独立运作，但政治背景引发争议：支持者质疑司法公正性，认为判决旨在削弱对手，而政府则强调反腐决心。这一案例表明，即使在现代法治框架下，权力干预可能通过舆论、司法资源分配或证据采纳标准体现，而法律的独立性成为博弈焦点。</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历史视角下，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权大于法”的传统。 法律常由统治者制定并服务于自身利益，执行时易受私欲影响，导致“有法不用”或选择性执法。特权阶层通过制度性豁免（如唐律中的“议请减赎”）逃避制裁，皇权至上原则使法律沦为附庸，司法腐败普遍。这种人治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凸显权力对法律权威的侵蚀。</b></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博弈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当权力集中且监督不足时，法律易被工具化；反之，独立司法和透明制度能强化法律约束力。当前全球反腐努力（如国际司法合作）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平衡权力与法律，但需持续警惕权力渗透风险。</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法律与权力的较量本质是法治与人治的冲突，核心在于法律能否有效约束权力，防止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较量贯穿历史与现实，需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法律权威。</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法律是权力的来源与边界：权力由法律赋予，必须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否则构成“权力异化”，破坏社会公平。例如，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如行政、司法权）需依法运行，不得干预私权领域。</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法治原则要求权力服从法律：法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通过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公民权利。霍菲尔德理论指出，权力（如立法权）本质是改变法律关系的能力，但必须受责任（如司法审查）约束，否则将导致“豁免”滥用。</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 style="font-size:20px;">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国家制度能否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笼子”上的这把锁应当交给谁，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