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影票 浓浓电影情

呼兰河.笔底微光

小小电影票 浓浓电影情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看一场电影，就像做一场美轮美奂的梦。我总是盼望着，能一次次走进那一方小小的银幕世界，去探寻不一样的故事，感受别样的精彩。那时候的我不会想到，这些与电影有关的点点滴滴，会成为我童年时光里最闪耀的回忆。

看一场电影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那时日子一般都过得紧巴巴的，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一张印着放映时间的电影票，甭管是啥电影，都是比过年糖块还稀罕的宝贝。攥着它走进黑乎乎的影院，是我那时最迫切的渴望——那是穷日子里，能点亮好些天的光。

第一次触碰到这份“光”，是托了我家西屋租户老朱的福。老朱是生产大队的电工，家境比我们宽裕，因家里盖新房搬到我家西屋住，那时这叫“招户”，给不给房租我不清楚，按我爸妈的为人一般都是不要的，反正我家向来不提这个。他家有六个孩子，却常有时不常看电影的机会。有一次老朱买回电影票，不知哪个孩子临时不去了，便把多余的一张给了大哥。记得我那年八九岁的样子，一瞧见那张纸片，眼睛瞬间亮了，心里直盘算：“给我多好啊！”可大哥也稀罕电影，攥着票就往电影院走，我像条小尾巴似的黏着他，软磨硬泡：“大哥，带我去看呗！”大哥闷头往南走，没应声，我却跟在后面寸步不离，直到他被缠得没了耐心，一甩手把票扔在地上：“你去吧！”我赶紧捡起来攥在手心，指腹蹭着纸面上粗糙的油墨，心怦怦直跳——那是我第一次攥着“能看电影”的希望，欢喜得快要蹦起来，管他三七二十一，拿起票就走。但那次看的是什么电影，我记不清了，只记着是打鬼子的。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彻底迷上了电影。

后来和同学杨国岭聊起看电影的事，他神秘地说：“电影院后墙能翻进去，不用花钱，我可以带你去！”这话让我像发现了新大陆，立刻和他约好时间。终于等到那天，走到街里时，南大街上已经有不少行人了：挎着篮子去市场买菜的大妈，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小孩，推着自行车赶路的大叔。风吹着路边树上的黄叶，时不时飘下几片，落在地上打着旋儿。我挤在人群里慢慢往前走，眼睛却一直盯着电影院的方向——呼兰电影院的淡黄色墙面在街边的房子里格外显眼，就算隔着一段距离，顶上“呼兰电影院”那几个红色大字也看得清清楚楚，像在跟我招手似的，勾着我的心直往前奔。离电影院越来越近，心里头暖乎乎的，就跟深秋的太阳晒在身上似的，又舒服又亲切，脚底下的步子都轻快了不少。可一想到待会儿得爬大墙进去，心里又有点打鼓，怕摔着，也怕被人发现。但管它呢，接近电影院时，里头的热闹好像都要漫出来了，那点忐忑早被想看电影的迫切压了下去！

这时天已擦黑，我们溜到影院后院，一道足有一米七八高的水泥墙赫然立在眼前：底部宽、往上收窄，墙面糙得硌手，还沾着不少尘土，一看就是被人爬过无数次。大概是影院怕小孩偷爬，墙顶边缘不仅抹了层黏糊糊的东西，还嵌着些玻璃碴子，在暮色里泛着冷光。杨国岭手脚麻利，往上一蹿就抓住了墙头，顺势蹬着墙体，腿一翻就搭了上去，骑在墙头回头看我，摆头示意我照做，随即就翻了过去。我原地起跳够不到墙头，便来了个助跑，可个子小，跑了两次才扒住墙头。蹬墙时明明抓了黏糊糊的东西，心里急着翻过去，压根没往心里去。等好不容易爬上墙头坐稳喘口气，低头一看——妈呀！手心全是黄乎乎的大便，混着土渣子，那股酸臭味直冲鼻腔，恶心得我差点吐出来。再仔细一瞅，抓过的墙顶边缘嵌着玻璃碴子，还好被前人磨钝了，没划破手也没扎着屁股，这才后知后觉地冒冷汗。我暗自庆幸：“真是幸运，要是偏一点摸到没磨平的玻璃，手不仅沾了屎，指不定割成啥样！”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不敢多耽搁，我赶紧学着杨国岭往下跳。可哪懂什么缓冲技巧？正常人都是前脚掌先着地，我光顾着着急，从一米八高的墙上直接脚后跟先磕在地上！瞬间那股疼劲儿“噌”地顺着脚后跟往上窜，冲过脊梁骨直抵大脖筋，连后脑勺都跟着嗡嗡震，整个人差点一屁股坐地上。满脑子期待的银幕画面瞬间消失，只剩一片空白。可我哪顾得上这些，咬着牙揉了揉脚后跟，在墙根下抓把干土使劲搓手心，连身上的墙灰和脚后跟的疼都忘了，一瘸一拐跟着杨国岭往影院里钻。

影院里早坐得满满当当，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爆米花和瓜子香，混着人们的低声交谈。我们贴着边，好不容易在最后一排找了两个空位。灯一灭，影院瞬间鸦雀无声，银幕亮起的那一刻，所有狼狈都烟消云散——光影在黑暗里跳动，里面的人说话、奔跑，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牢牢勾着我的眼睛。看到电影里打鬼子的情节，鬼子的凶残、战士的英勇，让小小的我攥紧拳头，对鬼子的仇恨像火种般，悄悄埋进心里。

散场时天已黑透，走出影院风一吹，身上的土味、汗味，还有没搓干净的异味全飘了出来，心也跟着慌了——我知道爬墙是错事儿，妈妈要是发现，准要数落我。硬着头皮回到家，刚进门妈妈就皱着眉捂鼻子：“你去哪疯了？这么晚才回来，一身臭味儿！”我低着头绞着衣角，把爬墙看电影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连摸到大便的细节都没敢瞒，等着挨骂。可妈妈没发火，只是蹲下来用袖口轻轻擦我脸上的灰，接着戳了戳我的脑袋，忍不住笑了：“你这傻孩子，为了场电影连命都不要了？那墙多高啊，万一摔下来怎么办？再说，你偷着爬墙看电影，那是逃票，这不是咱家小孩干的事，以后可不能这样了，想看电影跟妈说，没钱，咱慢慢攒钱，光明正大去！”她的声音软软的，没有一点责备，倒让我鼻子酸酸的。

后来妈妈真的攒了钱，领着我和大哥去看了电影。她还总尽量找机会，让我们多接触电影：村子里来了放映队，妈妈就早些做饭，催我们早早吃饭，天刚黑就拎着小板凳，带着我们去村口大队门前占位置看露天电影。

看电影的机会渐渐多了，记着妈妈的嘱咐，我再没爬过那道水泥墙。再后来，寒暑假我常去哈尔滨的姑姑家，表哥知道我喜欢电影，经常领着我去太平文化宫和哈一机电影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职工俱乐部。《南征北战》里战士的坚毅、《平原枪声》的紧张对峙、《平原游击队》的机智果敢、《三进山城》的惊险情节，都是在这两个影院里，深深印进我脑海的。每次看到电影里打鬼子的片段，对侵略者的仇恨就深一分，也更迫切地盼着不打仗、平平安安过日子，盼着老百姓都能安安稳稳的，不用再受战乱的苦。

现在的影院，座椅软得能陷进去，画面清得连演员的睫毛都能看清，爆米花的香味比从前浓郁百倍，还有各式各样的点心和冷饮。可我再也找不回当初攥着妈妈给的电影票、或是拎着小板凳在村口等放映队时的雀跃。

18岁参军那年，有天半夜突然接到命令，坐上大解放车去了长影，到了才知道是拍新版《平原游击队》，我成了群众演员。拍摄时，我跟着队伍冲到庙前，踹开门就往里冲，嘴里还喊着“冲啊！杀呀！”松井在里面走投无路，先把琴弹断，又举起大砍刀乱喊，最后还是被李向阳击毙了。在那我还见到了好多演员：演松井的方化、演李向阳的李铁军，还有老版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那时他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另外，演妇女主任的宋小英，还有小宝和他奶奶的扮演者，我也都见到了。能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还见到这么多演员，我真觉得特别自豪，好像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任务！

转业后，我又成了电视剧《雪城》的群众演员。1987年春天，我刚转业，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工商管理局建设街市场管理所工作。《雪城》有场戏在这里拍摄：主演是下乡知青，刚返城没工作，在市场上倒腾香烟卖被工商所管理员抓住了。那时我们扮演的是几个围坐在一起打扑克的管理员，当男主角王志松和女主角姚玉慧他们被领（抓）进来后，所长看着两条香烟念叨“凤凰、牡丹”，我们听到声音不约而同扭头瞅他们，我还不屑地翻了翻眼睛。记得当时穿的是黄军装，这一刻，至今仍让我回味。那次拍这个镜头，每个人还得了两块钱。

也就是在那次《雪城》的拍摄中，我结识了女主角姚玉慧的饰演者倪萍。那天她穿着一件黄军大衣，脚上蹬着双烫绒的五眼鞋，一身打扮朴素又接地气，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休息间隙，我壮着胆子跟她搭话，问她多大岁数了，她笑着反问我“你看我有多大”，我猜了句“能有三十”，她立马笑着摆摆手，带着点小俏皮反问我“我有那么大吗？才二十七呢”。聊天时她语气亲切，脸上总挂着笑，就像隔壁大姐一样随和，一点不端着，让人打心眼里觉得亲近。那会儿我就想，难怪她能这么受欢迎，这份平易近人的劲儿，可比银幕上的形象还让人难忘。

这么多年过去了， 时间久了才明白，原来让人难忘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是那年为看一场电影的执着，是哥哥无奈扔票的忍让，是妈妈“慢慢攒钱光明正大去”的温柔；是村口露天电影里挤满乡亲的热闹，是跟着表哥在哈尔滨影院看红色电影的时光；更是从光影里埋下的两颗种子——一颗是对侵略者的仇恨，一颗是对和平安稳日子的深深渴望。这些细碎的电影记忆，像星星般嵌在童年的天空里，无论过多久，都闪着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温暖心底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