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泥土与歌声织就的青春

书香墨韵

窗外的光又暖了几分，把照片上的暖黄晕得更浓，浓得像秋日打谷场上堆起的谷垛，还裹着阳光晒透的温软。我就蹲在照片前排左二的位置，在这沉厚的色调里，成了记忆最扎眼的锚点；身后那片朴素的背景，也随记忆醒转，渐渐漾出岁月的声响。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郭门中学，我的课堂，从来不止于几间砖瓦房。学农是顶要紧的功课，校园后头的“试验田”里，玉米秆儿亭亭，蓖麻叶儿油油。课余的兴趣小组里，同学贵锁往木工组钻得最勤，刨木板、打小板凳的叮叮当当绕着梁，掌心磨出的茧子，是少年时最骄傲的勋章；农技组的同学围着老师蹲在棉田边学掐尖打杈，我也凑过热闹，泥土的湿腥混着淡淡粪肥的醇厚，成了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属于成长的味道。

文化生活的底色，是鲜亮又齐整的。样板戏的旋律绕在广播里、飘在文艺汇演的土台上，“提篮小卖拾煤渣”的唱段，我都能随口哼上几句。列队行走时，胸腔里鼓荡着《赤脚医生向阳花》的明快，是“春苗出土迎朝阳”的蓬勃，是“学大寨呀赶大寨”的铿锵。那些歌像无形的鼓点，把我的脚步与心跳，都敲进同一个昂扬的节奏里。

也有格外雀跃的时刻。记得一回，我和几个同学约着，天不亮就蹬着家里的“大铁驴”（自行车）一路向北，骑了三十公里去吕玉兰的东留善古，土路颠得人骨头都颤，蓝布衫早被汗水浸得透湿，可望见那成行的林木、齐整的田畴，听着改天换地的故事，我这少年人的胸膛里，便涨满了近乎朝圣的激动与豪情。回程时腿沉得像灌了铅，心却轻得要飞起来。

季节的馈赠，我们总用最野的法子接着。冬天，漳河结了厚冰，我坐着自制的冰车，两根铁钎一撑，就在呼啸的寒风里滑出老远，棉裤脚被冰碴打湿冻得硬邦邦，也喊着不肯停。夏天，这河水又成了乐园，晌午歇晌或放学后，我们扑通一声跳进去，狗刨式扑腾起大片水花，洗去一身汗泥，也洗去半日的疲乏。

更多时候，我们本就是郭门村的小劳力。春天拉耙，为土壤保墒；麦收时节学校放假，我们跟在大人身后拾麦穗，守着颗粒归仓的本分；夏播后，间谷苗、玉米苗，向玉米芯上撒药粉，治虫；秋日里，帮着掰玉米、晒谷子，手上磨出了水泡，身上沾着草屑，皮肤晒得黝黑，心里却揣着实实在在的、参与创造的踏实。

此刻盯着照片里的自己，仿佛还能闻到身上那股淡香——揉着阳光、尘土与青草汁液的气息。那时的我安静站着，从不是游离。或许是刚在畜牧组喂完小兔，掌心还留青草的芳香，或许是傍晚帮生产队摘棉花时，听见了棉桃在暮色里崩裂的细响；又或许，只是集体劳作后，在疲乏却满足的静谧里，默默回味着自行车驰过原野时，掠过耳畔的自由风声。

我站在那里，帽檐下的眼神微微低垂，不是不看前方，而是把眼前的一切——一同劳作的伙伴，漫着泥土芬芳的空气，被样板戏与行进歌声填满的天空，这冰与火交替的、广阔又朴素的乡野——都深深“看”进了心里，化做骨骼里沉静的一部分。我的青春，与土地同色，与季节同步，与身边每一个身影紧紧相依。

照片的边缘在指腹下微微卷曲，像时光想合拢的书页，却终究合不拢。那里面奔涌而出的，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洪流，混着汗水、歌声与泥土的气息。而我，就站在洪流中央，如一枚最稳固的铆钉，将自己，也将一段泛黄却坚实的记忆，牢牢铆在了一九七五年邱城公社郭门大队的冬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