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秃子艺术史 作者 宁光强

凭栏处•宁光强

　　艺术，毫无疑问是形而上的。《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既是道，则“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不清楚；既说不清楚，那或许可以感悟吧。

我在回忆里仔细找寻，小的时候，我与艺术的第一次碰撞，可能就源自感悟。

那时候，在村里上初小，放了学，首先不是做作业，而是放牛。每个孩子牵一头刚下工的牛出去吃草，满眼都是草地、树丛，当然也没有牧童坐在牛背上竹笛横吹的浪漫场景，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唯有一种情形是例外：星期天下雨。贪玩而又捞不着玩的那种孩子天性，在这既不用上学、又没法干活的一天，终于得到了释放。我的释放方式是与一群同伴到邻居一老头家打牌，老头好像也释放了，我们能因耍赖而在炕上打斗成一团。打扑克的故事不表了，要说的是那扑克牌。那是两副“飞天”牌扑克。大小王分别是两个彩色和素色的飞天仙女。姿态优美、衣带飘飘，面若凝脂，臂如瑶华。这个形象竟然触动了我，不由地想：现世间，或者远古，真有这样的仙女吗？我当然也懵懂的并不知这个飞天出自何典。但这个幼稚的乡野孩童却是真的被“美”了一下，他感悟到了它的不一般。现在想：这是不是被艺术附体了呢？不知道，说不清楚。

　　待到了上高小的年纪，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电影最是当道。我们那个海滨小村，周围有约四处部队营房，每来了新电影，部队露天放，我们跟着免费看。这个兵营的电影没看上，明天再到另一个兵营补上。那时候，最喜欢看“打仗”的电影，而这类电影往往是“八一”厂拍得多。每当放完了《新闻简报》，伴随响亮的解放军军歌影幕上出现了“八一”厂的标志——一颗闪闪发光的八一军徽时，没等前边坐小凳的战士们反应，我们这些一旁看眼的老百姓们便“噢”的一声欢呼起来。有一次，大家聚在北王兵营等着看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一直等到下半夜一点多，终于等来了片子，看过了才算完。看电影最令人痴迷的是那些带有好听歌曲的故事片。城里影院放《冰山上来客》、《刘三姐》，特别是《洪湖赤卫队》时，生产队都是提前派人进城买票、大家提前放工向城里赶。那时，我们一群孩子也跟了去 ，影院门口的人呜呜泱泱。买票的人一看：有没票的孩子，当即安排穿长身衣服的大人在屁股后往里夹带。我是蹲在影院后排旮旯里，躲过了拿手电筒查票的，才看上了《洪湖赤卫队》。如是，《洪湖赤卫队》的魅力就在这个小村里激荡了，到处都是“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数月不衰。

1969年冬，我已成了村里的社员。竖子不才，竟还身兼村合作医疗室召集人和林业队保管，算是名还顺眼的后生吧。那时村集体称作大队，他们决定，排练一个分场吕剧，剧名曰《白毛女》。据说，剧本是县文化馆提供。我竟荣幸地获选男主角大春。这一次，艺术算是真附了我的体。我是大姑娘上轿，难免忐忑。但是，一个冬天排练演出，不知什么艺术，我体会的倒是一种叫作“演剧”的村俗，一种传之于乡村的既传统又融入时代因素的风俗。台上演的、台旁奏的，台下看的，角色不同而已，同是“风俗人”。我不是什么主角，主角是把我装扮成大春的人们。

　　村里的小学放寒假了，腾空一间大教室，这里就成了排练场。导演带着演员、乐队在东头合曲对词儿，曲声咿呀、锣声铿锵。西头墙上则挂着一大块白布，舞美人拿着一根烧火棍在布上打布景底稿。教室墙边的小炉子烧得红红火火，炉子上的烫水壶呼呼冒气。寒冷的夜晚，这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这排练的动静，拉开了忙年序幕，全村似乎也就此兴奋了起来。

令我最惊奇的，这个草台戏班子，竟然样样都有人才。导演和舞美里有两位学校民办老师，这是能人自不必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当时正值中年的我父亲 ，竟也是一位舞美高手。他的绝活是喷绘布景，为之上各种颜色。喷绘工具是家家灭蚊子用的打气“喷子”，装灭蚊药的小壶，装上了各种颜料，活塞推拉间，白布就显现出了舞台模拟的各种风景。乐队掌檀板与单皮鼓的鼓师是位老成人；主弦坠琴琴师就是红白事上吹喇叭的那位爱热闹的人。除此外，扬琴、三弦、胡琴、锣鼓场，各有其人。四击头一亮相，急急风碎步跑，一开腔睁起眼，妙身段紧跟上。一板一眼，煞是有模有样。

第一次演出是正月初一晚上。乡亲们穿着簇新的衣裳，上午拜完了年，下午就拿着各种凳子到学校操场临时戏台下占地方。有的孩子没搬来凳子，用块石头在地上划一圈，表示这是我的；不服的孩子又高声与之争吵。占完了地方的孩子们，则不停地“蹦噶、蹦噶”放鞭炮。总之，这是年下一个传统的、不可缺的热闹。

那天的演出是成功的。当身穿军装的大春向头披白发、衣衫褴褛的喜儿唱道：“山洞外的一切——都变了样——”，他们终获团圆而剧终。虽然演技生涩，但没有掉板儿、没有掉词儿、没有出错。演主角出新面孔，大家还看重以后又有了个俊俏小生。散场了，大家跺着冻得麻木的双脚回家……

但是，年下的演剧生活还远未结束。按规矩我们在邻近村与村之间要互演，即你到我村来演，我再到你村回演，礼尚往来，不欠情。我们这个草台班子，还且散不了。

附近的塌地桥、抹直口、沙河大李家等等，都有这种往来关系。最特殊的是，我们村还有一个铁杆朋友，远在三十里外的龙山店公社，叫响水湾村，几乎年年互演走动，来去都得坐大马车，路上走两个多钟头。

这一年，正月初八那天，他们又如期而来。我们这里，村领导不用说了，连我们这些“演职人员”，都得参与接待。那个大教室，腾给了人家，我们负责烧炉子、烫热水。从村民家借来五六个脸盆，顺墙根摆好，这是让客人们卸妆用的。演出一结束，我们全体上手，帮忙搬东西。大马车就要上路了，我们村里的送客锣鼓立马响了起来：咚不隆咚一隆咚——，杠杠领杠一杠杠——。马蹄声伴着锣鼓声，响在寂静的夜空，还有很多看戏的群众散场后并没回家，等着这隆重的相送。锣鼓队跟着马车队出了村口，马车队仍踏踏前行，锣鼓队则站定，锣鼓声又紧了起来。更多送行的人提起点亮的马灯，一上一下，表达谢意；马车队那边，也是马灯一上一下，回复这真诚的热忱。

马车走远了，锣鼓声仍不停，只要对方还听得见，这锣鼓是一直要敲下去的。

我很感动。这质朴的送别情感，比起阳春白雪式的古人长亭折柳、梁祝十八相送，毫不逊色。

我更感动的是，无论生活多么清苦困顿，这些乡村人内心对于美好、对于精神的愉悦、对于那些他们说不上来的“形而上”的追求，从来是执着坚定。

说一下二秃子吧。我小的时候，满街筒孩子，男孩子的父母们，哪里顾得上给他们理什么分头，或推或刮，一色秃瓢。如是这些秃头们便被赋予了简称，诸如大秃子、二秃子、三秃子……。

本人行二，那会儿也是秃头。

2025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