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青涩的年华留在了那里

草言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在湖北省当阳市的西北部有一个平原少而丘陵多的地方，它东与淯溪镇隔河相望，南与坝陵街接壤，西、北与远安县为邻。它就是我要讲的庙前镇。相传古时这里有一座张飞庙，庙门前的一条大道是沟通远安至当阳的必经之路，两地过往的行人必经庙门前，该地因此而得名。

那时的我们很青涩，很稚嫩。就像随风飘荡的落叶，身不由己地来到了这个地方，一干就是整三年（有的同伴是两年）。但我很欣赏一位知青朋友的说法：虽然是时代选择了我们，但道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那三年，时间不算长，但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很多。包括深入到到广大的社员（贫下中农）群众当中，参加各项农业生产活动。也包括从事一些主要与文字写作有关的非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参加若干群众性或专业性的文学创作活动，从而使自己的接触范围由大队扩展到公社，再扩展到县里。在这些个人经历中，“青涩”总是伴随着“成长”，其间有弯路，有挫折，有积累，也有成功。不过，与其说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经历，不如说是通过“我”的视角，观察、体验和记录了那些有意义的、触动人心的人物群体和事件。

我们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既包含着许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更包含着一些让人感奋的东西。忙碌的生活固然多姿多彩，而沉潜的宁静却能咀嚼出人生的滋味；年轻时只知道欢呼雀跃于春天的烂漫，却不曾明白沉甸甸的深秋更能体会生命的意义。

让我们的记忆隐入云端，化作永恒，如青烟一般缭绕于荒野，诉说着一切……曾经的“您”，在那里还好吗？（文章有点长，敬请谅解）

（庙前镇“和美乡村”图）

一、 香喷喷的钵饭

1975年9月15这天，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一行二十多人打点行装，在一阵锣鼓掀天的欢送声中，来到一个相对偏远的山村。

下午五点左右，披着大红花的汽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小山岗上。我下车环顾四周，但见斜阳洒落在山岗子上，金灿灿的；大队部门前，人流涌动，好一派繁忙景象。迎接我们的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幸树菊——一个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且俊秀、大方、干练的农村女青年。他们与社员一道帮我们搬运行李、安排房间。我被分在四人一组的房间里。

整理好床铺，便感觉有些饥饿。恰这时，队里招呼新来的知青们去吃饭。走到食堂，老远就闻到新米蒸出来的饭香味。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碗筷从大木桶里舀出米饭大口地吃起来。心想还是农村好，能够吃到当年产的新米，不像城里，尽吃老糙米。不过，吃了几口便吃出沙粒来，咯牙。除此之外，米饭中还有不少稗子。我想可能是我这一碗饭不巧来自锅底，所以砂粒较多吧。可是我另外盛了一碗后发现还是有砂粒。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城里米饭的人来说，感觉有些不适应了，心里似乎有了阴影：长期吃这样的米饭能行吗？但事实上，这种担忧就是多余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经常感觉吃不饱。

刚下到沙河大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知青点砖瓦房。根据知青点的人数，我们需要建两排房屋。正好队部的门前有一大块空地，可以在空地的两边分别盖两栋平房。要建房，首先就要挖地基，就要采石料。采石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到采石场劳动，年轻人有的是力气。有的负责打钢钎，有的负责给炮眼填药料，有的负责开山炸石后的搬运工作，但更多的时候是大家相互协作。那天，派工给我的是打钢钎。钢钎打在坚硬的岩石上，仅一个小白点。我由此认识到“捅穿石头在于钻”的哲理并将其记在了日记本上。由于连续地抡大锤、搬石头，一两个月后，我的膀臂明显粗壮起来，这引得同伴们的夸奖。

体力活干得多、消耗量大，很快引发一个问题，那就是饿得快。一日收工回来，同伴感到累得不轻，饥肠辘辘。我寝室的王知青顾不上收拾便径直去食堂打饭，一口气吃了几钵饭（当时用砂钵碗蒸饭），咂巴着嘴说道：“刚才吃了一斤饭，感觉没吃一样。”同寝室的曾知青进屋（曾知青也是我们点上有名的“大肚子”。他吃饭的餐具就是一小脸盆和一个汤勺）听罢应和道：“是吗？我也吃了一斤。”王知青接着自言自语道：“唉，要是谁再给我一斤，我也吃得下。”没想这话被经过我们寝室的陈知青听见。他进屋来打趣地说道：“行啊。你要是再能吃一钵子南瓜，我就送你一斤粮票。敢不敢赌？”没想到王知青真的与陈知青“打赌”：再吃一大钵子煮熟南瓜。可是，随着王知青吞咽速度的减慢，脸色变得通红，许多人担心他会吃出问题来，于是这场尚未结束的“比赛”被叫停了。

二、《山乡盼着你们来》

初来乍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感觉早晨的太阳都在冲着咱们微笑，而穿过岗子的社员见到我们时的热情招呼也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烦恼。一些人处在亢奋之中。有一次，队部的钟声四点多钟就突然响了起来。听闻钟声，大家都从床上爬起来，懵懵懂懂地到队部门前集合出工，然后到菜地里干活。可干了半天，仍不见天亮。有知青悄悄回到房间拿东西，才发现时间还只是早上六点钟左右。一问贫协主任，原来是有些“调皮捣蛋”的知青陈振怀敲的钟。可是不多久，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由于对父母、家人的思念，一些人不像刚来时那样兴奋了。据说由于想家，有的女生半夜里把枕巾都给哭湿了，第二天眼圈是红肿的。

为了丰富知青们的业余生活，也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大队宣布成立沙河大队文艺宣传队。该队有乐队（除了我们知青点的以外，还有宜昌知青汤进军、本地知青李传生等），有演唱和跳舞的（其中有当地高中毕业生回乡青年王贵善等）。我则负责编剧。当时的写作热情很高，没几天功夫就写了“三句半”（一种烘托气氛、逗趣、短小精悍的曲艺形式）、“湖北道情”（又称沔阳道情。一种地方说唱艺术）等本子。为此我受到副书记幸树菊的表扬。通过几天来的实践，我认识到文艺形式的多样性；歌曲演唱、对口快板、三句半、相声、小型独幕话剧等，它们可谓“文艺轻骑兵”。

10月8日晚，大队文艺宣传队举行了第一次演出，观众是大队的社员。印象中，这场演出就在大队部的门前。在这次表演的节目中，我写的一个相声《锻炼》，尝试借助于现代相声表演艺术形式，表扬我们点知青在建房屋过程中涌现出的以团支部副书记陈鉴为代表的好人好事，歌颂新一代知青的改天换地的精神和时代风貌。至于由谁上台表演相声已经不记得了。但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女声合唱《山乡盼着你们来》这个节目。这首歌曲创作于1974年，最初由银川市文工团演唱，但很快遍及全国，在农村和知青点广为传唱。参加演唱的有梁经萍、王玉红、彭泽艳、朱佩云、江多华、刘造林、刘均蕊、冉泽梅等。她们站成一排，昂首挺胸，精神饱满，随着音乐节奏的起伏而摆动着肢体。此时的阳光正洒在她们青春似火的脸颊上：

一溜溜的个青山哟

百尺尺的个崖

山丹丹的个花儿漫坡坡开

泥土飘香泉水甜

欢迎革命的知识青年

到咱们山乡来

哎哎哟喂哎哎哟喂

……

（朱佩云、赵静、王玉红在玉泉寺游览时的合影）

10月底，我们再次登台演出。这一次是在公社大礼堂。我撰写了对口快板《万木春》，内容主题是赞美新生事物，题目则取自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我和搭档汤进军上台表演。在黑压压的舞台下，我隐约看见坐在前排的公社党委书记与一旁的领导看得很带劲，时不时地比划着夸奖我俩。想想看，那时候真大胆，写完的东西就直接拿到舞台上去表演，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牛劲。后来，公社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记得在我们一起排演节目的人员当中，有合力大队当地青年胡开军，瘦高的个子，帅帅的，会拉二胡。他在卢增梅之后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

三、身先士卒的知青队长赵志忠

虽然比起武汉知青直接插队到户（或到村）的条件好多了，但生活仍然全得靠我们自己。

刚下乡的头一个冬天，气候异常的寒冷，最冷的时候达到了零下十几度。住在山岗上的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75年底，知青点建房亟需木材。其时，山里的木材已经被砍伐出来，置放于水库边。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把它们从水库运出来，因为半沉在水中的实木，又粗又滑又沉，很难把它们从湿滑的斜坡上拽上来。这天下午，在民兵连王连长的带领下，一支经过挑选的、包括知青在内的十人运输队组成。起初，他们在岸边尝试了几次，粗大的木头根本拽不上来。“怎么办？”说话间，只见王连长脱掉外衣，“噗通”一声，跳入水中。在场的人不禁脱口说到：“这水很凉吧！”可是虽然有人在水里推木头，但仍不得劲。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王连长站在水里冻得直打哆嗦。岸上的知青队队长赵志忠没有犹豫，毅然地脱下外衣，跳入水中。接着又有几个人跟着下去。站在水里的人多了，大家一起用力，终于把水中的木头都陆续搬到了岸上来。

　　（当年的水库一角。黄进于2020年拍摄）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赶在隆冬到来之前，知青们终于搬进了自己亲手盖起的红砖瓦房，不久，从水库发电设备连接过来的电线让房间里有了灯光。可有一天夜晚，我们正准备早早地钻进被窝里，忽然房间里的电灯灭了。接着屋外有人在嚷嚷着。同寝室的赵志忠披好衣服出来了解情况。这时整个岗子上一团漆黑。初步判断是电线被整夜呼啸的寒风刮断了。赵志忠转身进屋，拿起手电筒，背起他的工具包，消失在暗夜之中。我们几个也紧紧跟随，一起来到了架着电线的山顶上。

此时，凛冽刺骨的寒风刮在我们的脸上，如刀割一般，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赵志忠用手电筒照了照，看到了电线杆上被刮断的电线头。怎么办？大家知道，赵志忠懂得一些电工知识，平常有谁电线电灯出点小毛病，他总是随喊随到。可是这次不同，这根电线带电380V，带电作业非常危险，而且没有安全带、带齿的弧形铁制鞋等。有人说，还是请专门的电工师傅吧。一直在观察的赵志忠却说，这么晚了，到哪里去喊电工呢，再说了，没有电，大队的榨油机榨不成油，这也是损失。说着，他脱掉厚棉衣（以便身手更灵巧），在手里哈了哈气、使劲搓了搓，就顺着电线杆爬起来。我们赶紧为他照明，五、六支手电筒光柱一齐射向他。只见他两腿用力交叉、双手艰难攀援，随着高度的上升和风势的加大，他的身子也在颤动。当他爬到顶端处、用几乎僵硬的双手把两根断开的电线碰在一起时，我们分明看到四溅的火花。大家不禁为他捏把汗，都屏住了呼吸，生怕有触电的危险。好在赵队长以他娴熟的技术和顽强的毅力，终于把电线接好并加固了。霎时，整个岗子上灯火通明起来，人们为之欢呼喝彩。

赵志忠很爱学习，善于思考。下乡时，他的箱子里带了不少书籍。为了学习的方便，他买了煤油灯，经常学习到深夜。在水库工地上，有个老农要赵志忠计算水流量，他很快算了出来。他很有雅趣，工余之时不忘练几把小号——这是他在宣传班时养成的爱好。有一次，人们见他在山上挖来老树根，刷去泥土、刮掉树皮，并将其用烟火熏黑，最后涂上一层清漆，油光发亮，安装在电灯泡的底座，一个很有艺术鉴赏的台灯工艺品就出现了。随后大家开始模仿。

他生活简朴，经常穿着有很多补丁但干净整洁的衣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由于从家里带来的棉被很薄（大约不超过三斤重的棉絮吧），我看到他晚上睡觉时，总把白天穿的所有衣服都搭在了被子上以保温暖。他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了公社、县里的先进知青代表大会。

四、水库工地竞赛忙

在新房里没待多久，大队宣传队一行便根据队部的安排来到一队参加冬季修水库活动。这是我们下乡以来首次与队里的贫下中农一起肩并肩地劳动。

水库工地工期紧、工作量大，既要开山挖土、推土运石，又要夯实基面、层层加固。为了加快农田水利建设，社员王德菊牺牲自家利益，让出房屋修水库；从二队来的马洪珍、李全梅二人，家中老人有病，小孩无人照顾，但听说要在一队开展会战，就多次跟队长申请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经批准后，每天六点天不亮就赶到工地。社员马洪珍说：“一个人多推一车土，就为大坝多垒一车土。”类似的好人好事还有67岁的冉传成、女青年李玉秀、队干部宋作明、邓向芳等，他们克服困难，不怕苦、不怕累，为水库建设做出了贡献。

　（图为在林桥大队与沙河大队之间的高架水渠）

我们和老乡一样，吃在农田，睡在草席棚里。也许是为了参加公社的文艺演出，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排练节目。冬季的夜晚，月亮皎洁如雪，把工地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排练的。我们忘记了白天的疲惫，而不远处传来的小提琴声让我回想起在丹江口时的夜晚情景。我怡然陶醉于其中。

我最初不会推独轮车，任凭我使多大力，独轮车总是不平稳，一不小心土石全都撒得一路。后来农民兄弟告诉我，推独轮车不能使蛮力，两手伸直，握住车两把手，上身保持不动，依靠臀部的扭动来保持车身的平衡，所谓“小车推得好不好，全靠屁股扭得巧”。后来我掌握了这个诀窍，可以推着车子上下飞跑。根据当时的记载，我那天在工地上创造了一项记录，一个上午推独轮车六十整趟！当然，“代价”也是不小的。我身上被汗水湿透了，脸上的汗渍干了后就像盐巴那样。再加上我们睡的是草地铺，地上的湿气浸润到身体来，不几天腿肚子肿得老大。大队队长让我休息两天也没见好。没办法，安排陈鉴送我去公社卫生院。山路崎岖，而我腿痛厉害，行走不便，陈鉴就背着我走。他体力不够强健，加之连续劳作，自己也气喘吁吁，但仍坚持着。我俩走走停停，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但由于病情未见好转，队里决定让我回宜昌看病，并指派赵志忠送我回宜昌。

这次回宜昌不久赶上了元旦和春节，我就在家里整整调养了五十天。期间，我沉浸式地读完了两百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仿佛在贾府和大观园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返回知青点时，搭乘的是母亲给我在汽车分局找的一辆到当阳县拉货的便车——大型自卸货车“太脱拉”。

（当年的四小队。2016年拍摄）

五、第一次插队

春天来了，鸟语花香。我们开始了为期45天的插队生活。王胜辉、李超美、刘卫国和我被分在了靠近公社所在地的四小队。

我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4月18日，生产队召开了“抢插”前夕动员大会。会上要求不误农时，在11天内完成抢插早稻秧苗的任务。不准请假。冉队长具体要求：插一窝秧苗，8～10株（颗），不可多也不可少；不可太深，也不可太浅；六尺宽一厢的秧苗田，须七尺长。20日一早，正式“搞事”（方言，意“干活”）。田里才开厢，一挑一挑的秧苗已摆满了田埂。社员们高管裤腿先后下田。一尺多厚的淤泥，脚踩在上面，软软滑滑的；手伸进淤泥，再拔出来，一闻，有点臭。 23日，与社员一道扯稗草。说实在的，稗草与秧苗不易分清。24日，下乡以来第三次起早床。天黑，水冷，脚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画行子”（给秧苗田拉线）。要求不能画歪。否则，插出来的秧苗就会歪歪斜斜。

在四队的日子里，我们与社员打成一片，他们对我们也很关照。有些农活，他们认为我们干不了的，就不让我们干或只让我们少干。当然，我们也不惜力气，甚至与社员暗地里比试着。女社员汤平年纪与我们差不多，肤色白里透红，性格开朗大方，脸上满是笑容。她语速很快，干活泼辣，担起担子，买着矫健的步伐走在田间地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她还主动教我们干农活，如，教我们如何使用扦担——一种两头尖尖的、用来挑稻垛子的扁担。她的性格与形象很有点像作家路遥的作品《人生》中所描述的刘巧珍的样子。她使我们感受到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情和快乐。在这种热情氛围的感召下，我们的干劲更足了。

我们住的是老知青们曾住过的屋子，一个宽大的、里面放有农具和生资的仓库。我们四个小伙子得自己做饭吃。我们吃的蔬菜主要是当地产的牛皮菜（甜菜属的一种，叶子很大，呈卵形状），由队里给我们提供。

（图为我们经常吃的牛皮菜）

有一次，我们刚干完农活回到住的地方，外面就开始打雷、下暴雨。眼见得屋里没有菜，做不了饭，而下午还要出工。几个人一筹莫展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汤平。只见她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她笑着拿出一大把蒜苗，对我们说：“这个可以中午做菜吃。”说着就把蒜苗扔到我们面前。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她就转身消失在雾蒙蒙的雨水中。

（1999年我和李超美到四小队看望汤平和她的丈夫及冉泽梅）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天在田里干完一块田的活，大家一起从水田里出来，到有树荫的地方或房檐下歇息。这当口，在拥堵的过道上，我无意中踩到了一个女社员（她年龄看上去比我们还小）搁在地上的扁担。出乎意料，她脸色陡变，几乎要哭出来；一旁的社员特别是女社员见状叽叽喳喳起来。从她们的异样的神情来看，好像是说女孩或未过门的姑娘的扁担是不能从男子的胯下经过的。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似乎道歉也不管用。最后，好像是某个男社员过来帮我解释了几句，这事才算过关。

这次插队干农活除了插秧割稻外，我们还要犁田、整田、选种、育种、护秧、脱粒、打米、筛米等技术活。例如，我认识了一种野草，名叫“三棱草”。据老农讲，这种草长得很快，与水稻争水、争肥。是我们用手在水田中薅草时必除去的野草之一。

由于圆满完成任务，5月1日晚上，知青点全体知青参加了大队举办的“庆功宴”，与社员们共进晚餐。

　（沙河大队知青点知青集体合影照）

六、采访先进知青甘凯旋

插队回来不久，我接受了新的任务。那就是采访新华大队（农场）先进知青典型甘凯旋。

从5月6日开始，我白天在新华大队对甘凯旋进行联系跟踪采访，晚上则回到沙河整理材料。根据掌握的材料来看，我感到与我同龄的知青甘凯旋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股子不怕苦的精神，有一股子韧劲。说起来，下乡的那天下午，甘凯旋放下行李就来到一位老农民家，“来，抽支烟。”递给老农一支烟，自然就拉近了距离。接着就是挑水、打扫庭院，让老农民一家乐得合不上嘴，一个劲地夸奖新来的知青。当时知青点实行集体开伙，需要做饭的炊事员。一个人要管三十多人吃饭，且早起晚睡，这分明就是一个苦差事。甘凯旋迎难而上，担任了知青点的炊事员。有一次饭被烧糊了，他直呼：“这直接耐不活。”但最苦最累的事，还是挑水。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所担的水不光管吃，还管用的。最初，队里打算专门安排一人负责担水，但甘凯旋认为队里劳动力紧张，就决定自己来承担这项任务。水井离厨房有三百多米。这天，他天不亮就起床，不吃早饭，一鼓作气地挑了二十担水。要知道，每担水百儿八十斤重。他觉得这是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的过程。

（知青模范甘凯旋（前排左）及其队友岳铁军、陈广洲、徐旦生）

初稿写完后便拿到新华大队，听取意见，以便修改。8号这天，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邓家环干事通知我一同到新华大队。主要是通过我之前已经写好的关于知青甘凯旋先进事迹的稿子。会议是在晚饭后召开的。在会上，我念完我写的稿件以后，邓干事让大家提提意见，可一开始有些冷场，没有人发言。关于这段场景，当时参加会议的新华知青、原工地中学同届同学王遂记录了下来，并将这段记录文字发给我。经她本人同意，现摘录如下：

“当我来到会议室的时，见到会议室已经坐满了。我就找了靠近门口的位置坐下来。虽然灯光不够明亮，但我仍然看到两个陌生的人，一个大约四十岁，一个和我们一样，可能也是知青吧。这时只听到孙厂长说：‘这是公社的邓干事，专管知青工作的，就请他给我们讲讲吧。’邓干事说：‘公社对我们知青工作很重视。你们来到庙前公社还不到一年，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个知青点都有先进的典型，我们也组织了写作的能手将甘凯旋的先进事迹写了出来，现在请沙河知青点的草言把他写的事迹材料读一读，也听听你们的意见吧。’这时我才开始打量这个从沙河来的知青。他一直半低着头。他的头发很浓密，几乎遮住了他的前额，在昏暗、跳动着的煤油灯下，却显得油亮可鉴。他很认真地读了起来。他说的是普通话，虽然不够标准，但有男子特有的磁性。整个会议室里安静得很，我听得也很认真。可能是灯不够亮，草言往灯前欠了欠身子，周会计见状，又将靠我们门口的煤油灯拿到他前面的桌子上。大概过了20分钟，草言读完了。我感觉大家听得都很认真。邓干事微笑着说，草言这篇材料下了不少功夫，但也想听听请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吴队长也说：‘大家说说嘛！’但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出声；又过了几分钟，还是没人说。孙厂长和周会计有些急了，一再催促大家。面对这一情形，我在想，他们大老远来，待会还要摸黑回去，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回、失望而去。于是，我鼓起勇气，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关于甘凯旋的生平背景写得过详，二是主要事迹不够突出，三是对人物行为评论过多……”王遂提的意见，我当时就觉得非常中肯，切中要害，并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当晚，我睡在高中同班同学陈广洲给我腾出的铺位上。

类似甘凯旋的例子在其他知青点还有不少。例如，我们沙河大队知青点的彭泽艳就是如此。她也当上了知青点炊事员，每天天不亮就爬起床，淘米，烧火，做饭。类似的，由于经验不足，一次她也把饭给烧糊了，当时有的知青不免有怨言，但她仍然挺了过来，不断摸索经验，练好本领。为了让大家吃上久未吃上的馒头，她特意买回蒸笼给大家蒸馒头。她的举动受到大家的好评。女知青朱佩云在很长一段时间兼职食堂的生活管理员，负责食堂的餐票和购买食堂用品的记账等事务。事实上，后来知青点采用了知青轮流做饭和喂猪的做法。为了让食堂喂养的母猪顺利产下猪崽，轮值当炊事员的贲建生在猪圈里忙碌和守候了一整天，直到七八只小猪崽平安出生。

（1976年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的花名册。来源：当阳市档案馆）

七、武汉知青肖汉平扎根山峰

在我所接触的知青中，其事迹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武汉知青肖汉平。

肖汉平，武汉知青，黄陂人。1970年下放到庙前公社山峰大队。他下乡的第二天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曾下到煤洞里拉煤。在狭窄的煤洞里，每篓子里装的煤石重达三、四百斤，要拉到出煤洞，非常艰难，他身体被弄得伤痕累累。但他把这看作锻炼自己的机会。他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大队党支部书记谢红友等人进行的水稻蒸汽催芽实验。他精心培育水稻良种，并及时测报数据；当遇到水稻病虫害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在一场防治病虫害的战役中，由于天气炎热，加上在给农作物喷洒农药的过程中没有做好个人防护处理，他中毒病倒，但病未痊愈即要求出院。他事业心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先后担任了农科所植保技术员、小学民办教师、林场林业技术员、出纳员、保管员等。此外，他还学机械，是大队的一名拖拉机手。他说，他要力争成为劳动生产的多面手，为农业学大寨多作贡献。他深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一次一个农民不小心把食用油给弄泼了，他便把自己的口粮油分给这位农民。

但他最大的亮点，是他与相爱三年的农村女青年韩庆英的婚事。当他把打算与韩庆英结婚的消息告诉在武汉的父母时，家人根本不理解，说他是个“苕”（武汉方言，意思很愚蠢），不知图个啥？但肖汉平决定打破旧的观念和风俗，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坚持与韩庆英结婚。当时结婚是顶着压力的，连结婚的房子和家具都没有。有风言风语说：“一无家具平床，二无半间茅房。今日倂成夫妻，明日各奔一方。”但在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辛勤的奋斗，肖汉平终于盖起了五间新房。1973年12月，他与韩庆英——一个农村姑娘正式结婚。第二年，肖家两口子全年收入扣除队里提留外，纯进款240元。门前还种了蔬菜、养了鸡鸭，美好的生活开始了。他用行动表明：要在农村干一辈子。

在我阅读了肖汉平的事迹材料、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后，便很想见见这位武汉的老知青。说真的，我特别想知道，一个大城市来的青年是怎样爱上了当地女青年并与之结了婚的。难道真有人愿意“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吗？我是在5月8日上午随同邓干事来到山峰进行采访。那天，为了显得正式一点，我穿上一条借来的半新的蓝裤子（是谁的，已经不记得了）。徒步翻过几座大山，来到“山峰”大队。果然，这里名不虚传：群山环抱，绿树葱郁。

（如今的山峰村，2019年拍摄）

我们经打听来到肖汉平家。他的媳妇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没有外人所传的“图对方的漂亮”一说。不久，肖汉平就一身尘土地从果园里回来。从与他的交谈中，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此人很能谈，很有水平。他告诉我们，他看上韩庆英，就是喜欢上她这个人；他安家在农村不是为了“镀金”。他坦言，他担任了队里那么多的职务，说明农村里确实没有人才，农村很“拉荒”（落后）。他给我们打了个比喻：插秧，若秧苗没有插在泥里，它能活吗？一个知青老想着回城里，他还会在农村干得好吗？我们还得知，他和韩庆英结婚时，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亲戚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参加婚礼。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眼见到吃午饭的时候，只见肖汉平起身在黑乎乎的房梁上割下一块腊肉，给我们做饭。吃过饭，又谈了一会，付了饭钱，我们出得门来。只听邓干事喃喃自语地说道：“谁说‘农村媳妇土里土气，结婚以后必不如意’？我看他们两口子很好嘛！”

回去以后，公社决定把肖汉平的事迹向县里申报。当然，肖汉平的材料还要下功夫修改。8月27日，我接到通知，要到县里去学习。我知道，整理肖汉平的先进事迹材料的光荣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这是公社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压力，甚至有些胆怯，但我告诫自己，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不可退缩，一定要把握住。第二天，我独自一个赶车到县二招报到，看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同人，得知这次是全县举办的整理先进知青材料的“大聚会”。稍晚一些天，我们公社的知青、“笔杆子”王遂也来报到了。与她同住一个寝室的是来自宜昌的秦知青。

然而，这次来参加学习，我有私心杂念，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搞点个人的文学创作。由于有了这个想法，对于撰写和修改材料就不那么上心。一晃，上十天过去了，有关肖汉平材料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更糟糕的是，在写材料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像写小说那样来写先进人物的事迹，使得事迹材料过分地文学化，如有的地方使用较多的心理描写，刻意塑造“人物形象”等。同人看了觉得不合适，负责整理材料的领导看了不满意。于匆忙中又推倒重来，反反复复，时间就这样消磨殆尽了，最终没能拿出令人满意的典型材料来。为此，我感到很惭愧。回到知青点，听到知青朋友们羡慕我说，“你又养了这么长时间的血”，更加感到不好意思，感觉白混了工分。

如果说当年我没有整理好肖汉平的事迹材料，这一次对他的追忆权当“还债”了吧！2019年4月18日，我与王遂、甘凯旋、陈广洲等人在庙前镇文化站站长黄进（他是当年庙前公社武装部黄部长的儿子）的陪同下来到阔别多年的山峰大队。在山峰村的一栋平房里，我们见到了肖汉平爱人的妹妹。她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姐夫于前些年因病去世了。听她讲，改革开放以后，肖汉平率先捕捉到搞活经济的气息，先是在当阳县农贸部门上班，后来当了经理，负责和管理县里一个比较大的集贸市场，很有工作魄力，也很有工作业绩。她说，她姐夫爱喝酒，怎么劝都不听，最后得了癌症，让人扼腕。

八、靠挣工分养活自己

下乡不到一年，知青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便显露出来。主要是分值偏低，劳动强度较大，靠这些分值来养活自己，有相当的困难。在知青点上，能干活的“棒小伙子”如雷金章、贲建生、赵志忠、王胜辉、李连生、李勇、王德胜、曾经元、刘卫国、陈德林等一年干下来平均二百多个劳动日，但即便如此，多数人仍然超支。有些青年抽烟、吃喝活动较多，入不敷出，必须较多地靠在城里的父母来接济。我下乡半年因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较多，如办刊、到公社刻钢板、采访和写材料、参加文艺节目排练和演出等，虽然这些都记录为出工，但工分等级很低。我曾三个月连续被评为三等分，是最低的。到1976年底，经结算，我只得了四十多元钱，根本不够抵消口粮钱。为改变知青们普遍存在的“超支”状况，我们知青不得不多喂猪、多上山砍柴。为了尽量少花钱，一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吃得比较节省。在这期间，我给下放在河溶公社知青点老同学、老邻居黎明辉写信，讲了我们这里的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没想到，很快就收到黎明辉的来信。他信里还夹带着一张他在农村拍的照片和十元现金，让我惊喜万分。

（充满朝气的黎明辉）

恰这时，传来其他公社知青收入的有关信息，大家感到反差比较大。如，河溶公社民联大队知青、我初中同学王晓华，一年挣的工分值折合人民币超过200多元，让大家着实羡慕了一好阵子。但经过仔细打听，王晓华的“高收入”是经过她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甚至超负荷透支换来的。她像男知青那样挑土坯上窑，还认真做好知青点的炊事工作，管45人的饭菜，一人顶仨。她的“传奇”更表现在，知青点上的一头母猪是她喂养的，六头猪崽也是她接生的。接生那天，她通宵未睡。为了养好母猪和幼崽，早春四月她就到水库里打猪草，一直干到十月份。她的两条腿几乎天天泡在水里。一次，她从水库打了一大担猪草回到知青点，恰被到他们知青点检查工作的县委书记艾光中看见。艾书记上前问道：这位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大队书记回答道：是下乡知青。艾书记接着就说要看看王晓华喂的猪。看到猪栏里膘肥体壮的母猪和六头约七十斤的小猪，以及收拾得干净整洁的猪栏时，艾书记问道：她是不是优秀知青代表？大队支部书记回答道：不是。艾书记立马说：这样的知青不当代表谁来当？！后来王晓华光荣地出席了公社知青代表大会。

（图为正在水塘里打水的王晓华）

另一方面，知青中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在我们大队中，则有少数干部对知青有看法，认为知青到农村里来，是临时的，他们很快就会被招工回城的，队里没有必要为“养不活自己”的知青“扛着”。在这种思想和情绪的指导下，有的小队不仅对插队的知青的生活和生产状况不闻不问（如对知青蔬菜品种单一，长期吃南瓜、土豆和辣椒等问题不重视，以及缺少劳动工具等），而且一味地指责（如认为知青做饭时间太长，有懒汉思想，用公家的木材私做家具等），因而不断地增加其劳动强度和平时的“监管”。其结果，队里的知青与队领导和社员关系有些紧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青劳动积极性的发挥。针对这种情况，大队及时召开队部会议、有社员和知青共同参加的座谈会，以及支部和党小组会，讲政策、明道理，行措施，从而增进知青与社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端正了知青工作的态度，纠正了评议工分不民主、知青生活无人过问、后进青年无人帮助等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大约下乡两周年时，人们又开始议论队里实施的“六自给”（即做到粮，棉，油，猪，菜自给自足）和工分粮的事。所谓工分粮，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工分值来分配口粮，目的是为了激发知青们的干活热情，不养懒汉。其方案是：“三七开”：七分为固定的基本口粮，三分则根据劳动的多少确定口粮，即多劳多得。假如一个月每人45斤口粮，那么一天不干活，只能得到一斤米，另外的半斤就没有了。通过广泛的学习和宣传，大家认识到，“计值配粮”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九、参加县里知青文艺汇演

也许是为了配合当阳县知青代表大会的召开，会议期间将举办全县知青文艺汇演。为此，各个公社、大队开始准备文艺节目。

（图为庙前公社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的代表。来源：当阳市档案馆）

庙前公社有重视文艺宣传的传统。这次机会当然也不会错过。此时公社负责文艺宣传的是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赵姓同志。为了配合这次的演出，我创作了一个知青题材的剧本。其主要内容是，围绕上山下乡的主题，家庭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母亲不愿意让小女儿到农村去，想让小女儿练好小提琴，以便参考艺术院校；父亲则鼓励小女儿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后来舅舅上场加以劝说。最终共同做好了“母亲”的转化工作，使她认识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深刻战略意义以及教育和说服子女到农村广阔天地立接受锻炼的重要性。最后姐妹俩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去农村接受教育，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剧本写出来以后，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进行了审阅。他们首先觉得主题内容比较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因而在没有经过公社一级“筛选”的情况下直接上报到县里。这就给了我们团队一个上台表演节目的机会。在排练方面，由于剧本的情节相对简单，加上大家记忆力都很好，五个演员很快就熟悉了自己的角色要求和台词。这五位演员分别是陈鉴（演父亲）、卢增梅（演母亲）、李勤（演大女儿）、汤万年（演小女儿）、我（演舅舅）。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饰演“母亲”的卢增梅。她是武汉市大桥局应届毕业生，1973年下乡。下乡5个月就担任了合力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有事业心，能吃苦耐劳、帮助后进、勇于担当，在知青中起到了主心骨、“大姐”的作用。我曾采访过她的先进事迹。她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知青的模范，1975年参加了湖北省知青代表大会，在公社知青中有较大的影响。公社有关部门认为由卢增梅加入到剧组里面来，既可以增加演出的说服力，又因为她年龄稍长，性格老成，比较符合“母亲”的角色定位。不过也许是她过于“老成”，在正式演出时，扮演“父亲”、且相貌年轻的陈鉴出场时，引得台下一片哄笑声——父亲与母亲的样貌差距是不是大了点？那次演出，我们获得了成功。没过多久，卢增梅就到宜昌医专读书，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前些年经过多方打探，联系上了她。据她讲，她毕业后被分配到荆州工作，在那里与她的一位同学结了婚。婚后两年调回庙前卫生站工作，再后来调到当阳市妇幼保健院工作，直至退休。可以说，她这辈子“扎根”在了当阳。

（1975年出席全省知青代表大会的卢增梅（第二排右二））

那次演出，我在后台看到了高中的同学、来自两河公社的知青柳艳芬。他们知青点表演的节目是由她拉手风琴伴奏的小合唱。两位节目主持人都来自庙前公社。其中，男主持人是来自新华大队知青点的董昌。他有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颇具主持人风范。还要提到的是，县文工团驻庙前公社文化站的李丽华站长在我们演出期间，给我们借来了服装道具。

十、初生牛犊

在农村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体现了一个“敢”字：敢想，敢写，敢演。有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和冲动。这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也是如此。我第一次参加的文学创作班是由公社举办的，时间是1976年11月，地点是在庙前公社街对面的一家国营旅社。该旅社背街的一面是沙坝河。印象中，旅社的布局为：中间为走道，两边为客房。

来创作班的都是公社各大队的“写手”或“故事大王”。他们自诩为“泥巴腿子搞创作”。我感觉他们特别能聊，能侃，没有架子，没有官腔，生活的气息很浓，语言平易近人。我基本上插不上话，更多的时间是当一个“听众”。我不断告诫自己，我是来学习的，要多听，多记，多思考。有时候，我漫无目的地在笔记本上随意地写画着。从这些记录中，可看出我当时比较热衷于创作，尤其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描摹。下面便是我当时的一些零星的记录(现场人物速写)。顺便说一下，我不确定是否在会上遇见了长航系统诗人黄声笑(在我的速写画中却有他的一个背影)。

（公社创作班上的人物肖像速写）

创作班举办了十天时间。我写了一个相声脚本。创作组负责人陈文艺的评语是：主题有些分散，相声特点不明显，“包袱”太少。可能是心里有歉意，在培训班结束后，我自告奋勇地承诺写一个歌剧剧本。但是我以回家找参考资料为由，向公社文化站的李丽华站长请假回家若干天。李站长一口答应下来。她对我充满着期待，希望我能拿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来。说实话，能不能写出剧本，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有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再加上我家里确实有我父亲在丹江口工程局创作《丹江口战歌》时留下的大量剧本参考资料，可以供我模仿和学习。

在家里的头几天，“老毛病”似乎又犯了。我并不着急动笔，在工区瞎转悠，或看看电影，或拜访老同学，或在家翻翻书。倒是父亲关心我的写作进展情况。他给我找来了一些剧本和他创作的剧本手稿等材料，让我先看看。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一出六十年代的歌剧剧本，觉得情节安排、语言描写等很有意思，遂产生了模仿这个剧本进行“创作”的想法。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写出了初稿。父亲看了后，认为题材和情节还可以，但语言不够精炼，人物不够个性化，矛盾冲突不激烈，戏味不足。尤其对其中的某个唱段和对白，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建议我直接删掉，而我在修改过程中却固执地保留了这唱段和对白。父亲最后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为了一口气把稿子写完，我决定在家里再住几天。一晃二十天过去了。虽然我最终写出了歌剧剧本《翠林新歌》，但时间拖得太长，李站长见到我有些不高兴地说道：“急死我了！”我赶紧把本子交给她，她脸上才泛起笑容。

十一、与农民交朋友

1977年春节刚过，三三O工程局浇筑二分局组织的慰问团来到我们所在的知青点。我惊讶地看到，我父亲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棉衣，笑盈盈地出现在我们的房间，并与我们交谈。他在了解了一些情况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来到沙河，你们交了几个农民朋友？我们一时语塞。他接着说，你们应该多交些农民朋友，多了解农民，深入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中。其实，能否与农民交朋友，首先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其次是如何以他们为师。我们不能像孔子那样，看不起农民。还有，我们与农民交朋友，不是为了拉关系，更不是为了搞点东西，那样很庸俗。他勉励我们要趁着年轻多学习、多实践。一席话让我们醍醐灌顶。

4月12日，我们几个知青被分配到六小队。这是大队中条件艰苦、生产落后的小队。这里的生产方式，不夸张地说，基本上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农活重，分值低。这个小队的社员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叫做“新村”，可看上去，它就是一长排老式的土坯加瓦片的房子，一点也不新。至于我们的生活用水就是新村前的一个靠雨水形成的水塘。这个水塘既作为饮用水的来源，也是洗衣洗菜的地方，一些很脏的东西甚至也在里面洗刷过。

（当年六小队“新村”速写）

我们刚下到队里就赶上队长改选。在这天的社员大队上，大队党支部任祖军书记把一个身材单薄、脸色偏黄、嘴唇很厚的青年社员推到大伙面前，笑着说：“这就是你们的队长。”他，就是言语不多、勤劳本分的廖明全。会后，我向廖队长祝贺，可他只是苦笑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廖明全小的时候得了一场伤寒病，差点死去。后来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而队长这种受累又受气的苦差事，队里没人愿意干，最后就这么推给了老实巴交的廖明全。原本有年轻有为的任书记的鼎力支持，廖明全觉得还能干下去，可是没几天他得知任副书记要调到采育场任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知道，小队不好管理。其中有几个爱贪便宜、凶巴巴的，从不把他这个队长放在眼里，而且经常干些损公肥私的事。另一方面，他工作热情有余，但管理能力确实不足。他在小队里没有威信，队里好不容易召集开的社员大会，其场面就像集市，叽叽喳喳，争吵不停。他的话基本上听不见。有一次，廖队长派人到泥鳅湾子的堰塘里堵漏子。喊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他只好自个去。当时他感冒没有好，下到刺骨的冷水里，回来就发烧，大病一场。这期间，田里的谷子烂在地里也没人管。廖队长曾私底下很沮丧地对我说：“草言啊，我们这农村就是这样，一年忙到头，就像无底洞一样。”对他这种灰暗的心理，我作了开导和劝慰。我像背台词那样说道：“我们大队的其它小队不是很好吗？水稻年年增产。我们要像大寨那样，移山造田，奋发大干，改变这里的穷山恶水。应当有信心！”我看到，他的脸上此时泛起了难得的笑容。让我不忘记的是，他知道我爱看书，曾把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送给我，让我先睹为快。在我即将离开沙河大队时，他又送我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这是后话了。

这次下队，三女一男，分别是梁经平、彭泽艳、王玉红，还有我。虽然下乡已经有一年半，什么样的农活也大体上都干过了，但有些活干起来还是让人忍受不了。如，在猪圈里挖粪、挑粪，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浑身臭烘烘的。又如，我们曾连续两天把从牛圈铲除来的粪，挑到田里，一堆一堆的，再用手均匀地撒到田里。那牛粪分明还是热乎乎的。我甚至曾在一堆牛粪里抓到一条黄鳝。一次，在水田干农活。我大胆地单独用牛犁田，由于没有经验，在我的威逼、怒吼、鞭打下，水牛依然纹丝不动，到后来干脆“罢工”了，而使牛老农又不在跟前，这下子真难倒我了。后来农民告诉我，“干农活，慢慢磨”，急不得。

在六小队一个月，我们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搬进了一位大妈的房子。这房子的屋檐下有燕子来筑巢。我们几位知青就像这屋檐下的燕子，简单而快乐。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病倒在床上。其他知青外出干活，房间里安静得很。到中午的时候，是这位房东大妈给我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她慈祥的面容、给我端来面条时嘘寒问暖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六小队一角，2015年拍摄）

十二、不灭的梦想

夏季，是农村最忙的时节。在这个节骨眼上，县里文艺创作班在公社举办。这时当时全县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创作培训班（会议），我作为唯一的知青代表有幸忝列其中。

县文艺创作培训班原定于一个月的时间。创作前三天，培训班安排了三天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在会上，大家就文艺创作的主题、题材、人物塑造、地方戏曲的特点、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7月10日，县委宣传部刘部长到创作班作了报告。她说，全县有二十多万亩农作物遭受干旱。县委号召与枝江县开展竞赛，抗旱夺丰收。刘部长举例说，某公社某大队三队女队长带领三百多女劳动力，每人每天挑三百担水，终于保住了水稻田的用水。她要求创作人员拿出干劲，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当阳文艺》主编黄同志对这次的文艺创作作了具体安排。

据参加者之一王道卫先生回忆，这次的创作班是为参加湖北省文艺汇演而举办的。共有来自全县各公社的文学创作者近二十人参加。其中包括刚从长阳县学习山歌、民歌创作回来几位作者，他们是：龙泉公社红星大队的曹良柱、慈化公社电一大队的王友兵、长坂公社曙光大队的王道卫、王店公社红星大队的付常芬等五人。在创作班上，有个年龄较大的，人们尊称其为“老刘”；文化馆简馆长，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声若洪钟。此外，还有一位很活跃的常客（他或许不是正式的创作人员）。他就是公社财政所的杜会计，黄陂人，很瘦，很精干，特能说。他经常在晚饭后到公对面的小招待所里，与大家唠嗑、讲故事。他的故事绘声绘色，让人听得入迷。据武汉知青周志均介绍，他的家属是沙河四队社员。改革开放以后一家人调回县里工作。那段时间，大家天天晚上坐在旅社门口或大厅里纳凉，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忘记了酷暑炎热。

（县创作班上人物肖像速写）

创作班上，文学创作似乎并不那么神秘，气氛反而有些活跃的，人们或埋头创作，或热烈讨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诸葛亮会”，即每每有了好的点子、比较成型的作品，都会被拿到会上“遛一遛”，接受不同眼光和意见的审视。这个过程中，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好的、有新意的，赞同、补充和完善之；不成熟、没有修改价值的，指出其不足，甚至直接“枪毙”，没有商量。那时，时兴集体创作，有什么“灵感”、“巧思”，谁也不会藏着掖着。

很快，就有创作人员就拿出了成果、交了“答卷”。如，傅常芬的创作思路讲出来后受到简馆长等的高度赞赏，其初稿也写得很轻松（她后来创作的小品《心愿》参加了省里的汇演，获得了创作奖）；王道卫与文发云共同创作了小戏《买猪》本子的初稿（在创作班结束后，他们二人又在县文化馆修改了三天，最终交稿。以后，王道卫一直从事群众文化和基层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王友兵拿出了自己的诗歌作品（他不久就调到他们公社文化站工作，再后来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辅导与编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

我的创作热情也很高，甚至有“一鸣惊人”的幼稚想法。没有几天功夫，我就拿出了稿子。在讨论会上，我原以为会得到大家的表扬，却被泼了冷水。认为没有故事，没有生活气息；与其推倒重来，不如写点别的，写点熟悉的东西。但我不气馁，十天后又创作了一部歌剧。在会上宣读后，评语是，写作基础比较好，剧本的语言精炼、流畅、生动；题材比较新颖，敢想敢写，给人比较留下一定的印象等，不足的地方是主题不明、脉络不清，抓不住要害，一些情节不符合逻辑；更多的还是从概念出发，从“英雄人物”的脸谱出发。说到底，还是缺乏生活，缺少素材，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掌握的很不够。会议主持人鼓励我今后投身于工农兵的火热生活当中，从一些基础的创作题材入手，写一些反映知青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小作品。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说，知道我参加了县里的文艺创作班，为我而高兴。但他还是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安心务农；二是要脚踏实地，在抓紧学习、搞文艺装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劳动。这无疑给我打了一针清醒剂。让我对这次乃至下乡以来的整个创作活动有了深刻的反思，让我意识到社会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在培训班还有几天就要结束的那个晚上，人比较兴奋，睡不着，便起身在知青点的岗子上转悠着。天上的月亮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星星显得格外明亮，离我很近很近；夏夜的凉风捎带来稻花的香味，沁人心脾。在那一刻，我的心好像飞出身体，有思接天地、心游万仞的畅快。这时，隐隐约约听到对面黑黝黝的山岗上传来的二胡声。那音乐悠扬、舒缓，在空旷的山野外，伴随着草丛中飞舞的萤火虫，仿佛小精灵一般，让我身边的宁静显得万般柔情而妩媚。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尽情享受着只有一个人拥有的全部世界的状态。快黎明时，我一时心血来潮，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我反身回到寝室，点亮煤油灯，摊开纸张，写下一首名为《夜》的七律诗。该诗的后两句是：“不觉地球翻个个，神州处处映朝晖。”没想到，这首诗得到《当阳文艺》主编的大为赞赏。很快就发表在新一期的《当阳文艺》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变为铅字的作品。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创作培训班上的失利没有“浇灭”我的文学梦想。在后来我坚持业余写作。

为了让我得到文学方面的师传，我父亲让我给著名作家碧野写信，以向他请教。他在丹江口工程建设时期，曾与到工地体验生活的作家碧野有较多的联系，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而我在学校读书时曾看过碧野的散文集《情满青山》。说真的，给这位作家写信，我既高兴又紧张。最终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寄上我的习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大约二十天，我就收到盖有湖北省作协印戳的信件。碧野先生在信中说：“你的父亲是我的老朋友了，在丹江开工初期就认识你父亲。”在数九寒天的山岗上，这封信如同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房，让我感到周身暖暖的。

很多年过去以后，我时常想起早年那短暂的文学创作活动。它的实际成果似乎并不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它的作用更在于提供了一个美丽的梦境，一个激励人生的理想，它使生活不那么乏味，它让奋斗变得自觉。

（作家碧野写给作者回信的部分手稿）

十三、双抢

创作班结束后我即投身忙碌的双抢战斗中。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一早一晚，彼此衔接。这期间，天气最湿热，劳动最繁重，时间最紧迫。前后二十来天，从头干下来的，没有不瘦一圈、脱一层皮的。

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凌晨三点半，田里三顿饭”。大家天不亮就要爬起来，到地头时，眼前见到的是黑黝黝的一片。唯有水稻田的水像镜面一样反射着微弱的星光。那期间，社员们把最好的粮食积攒到这个时候吃。有的是把白米饭提前做好，带到田间地头；有的则是由家人送过来吃。

这一天，也许是下乡最难忘的日子（沒有之一）。我赶到一个最困难的小队（已经记不住是几队了）。当我管起裤脚踏进水田准备插秧时，天哪，我感到这分明是烫脚的水啊！水温怎么这么高？！但看到大家若无其事地埋头苦干，也就咬咬牙干起来了。第二天，我们开始割一片黃燦燦的、望不見尽头的稻子。宋场长开始给我们鼓劲，让我们在上午还比较凉爽的时刻开工。但干着干着，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汗水落在地上分明能听到“啪”的一声。不久我就感到热浪袭来，力不从心。但总觉得有人在看着自己，甚至仿佛感觉他们在说：“看，他就不是一个干活的样子。”毕竟自己来得较晚嘛！我憋着一股劲，暗自里用电影《青松岭》中主人公周挺杉那句“不，我不能趴下！”的豪言壮语鼓励自己。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劲，猛地干起来。同时又听到了宋场长的声音：“坚持，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其实也不知过了多少个“三分钟”，我们终于撂倒了一大块稻田——胜利了！

然而，最艰巨的任务还在等着我们——打谷场上山一样的谷子需要挑走。队里的箩筐真大，而湿谷子最沉！两箩筐的谷子堆得像两座小山一样，一般都在一百五十斤左右。没办法，挑吧！大伙似乎忘记了大半天的疲劳，咬着牙坚持干，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里要提到的是，民办教师、女知青钱秋屏像男知青那样挑谷子，且步子十分稳健，在打谷场上显得特别“亮眼”。人们尊称她为男知青中的“党代表”。有诗云：“一头扦担两头尖，越苦越累心越甜。担起两山扛在肩，多打粮食做贡献。”

那段日子用今天的话来说，每天累得跟“死狗”一样。男知青朋友们最爱哼的歌，是一些小调。其中一首改变了歌词的小调宣泄了某种程度的无奈与苦闷：“天刚麻麻亮，队长喊起床，累得我腰酸背疼，怎么能起床？裤子破了个大窟窿，没人来缝，啊，我的小妹呀……”

十四、用艺术装点生活

知青们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如，拉二胡、小提琴，唱歌，到山里画素描等。那时，离我们知青点不远的三五水库管理站有黑白电视，我们常常结伴到那里看电视。生活不再寂寞。

转眼，冬天又来了，农活较少。我一时兴起，画了一副很有寓意的水彩画。此画的形象是一只从山上咆哮而下的老虎。在画上题写了“猛虎伏荒丘，声震群山抖”。此题词表达自己身在农村，愿劳筋骨、磨意志、细耕读，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志向。用了几天的时间，画完后，同寝室的陈鉴爱不释手，我就将其送给了他。他很珍惜地挂在自己的床头上。后来我又找了一副古代山水画《桃园镜世》，将其临摹出来，看上去倒也想象，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后来我将其制作成卷轴画，带回父母家。一个时期此画悬挂于屋内的客厅里。

（古代山水画《桃源镜世》局部）

那年头，有艺术追求、想干番事业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友人李飞星写给我的信中，他表示：“我还将在艺术上努力奋斗。请看我的决心：‘油画不算鲜，中国画何难。奋力攻素描，一举可领先。’”表达了要在绘画领域有一番作为的雄心壮志。在我们点，身材魁梧的贲建生在工地中学读书时即擅长绘画，学校办刊的大型刊头画中有不少为他所画。下乡以后，他绘画的热情不减，常拿着画板在田间地头画素描。我常拿一位名叫“贲庆余”的画家也姓“贲”来勉励他。因为“贲”姓实在太少。

1977年11月份，当美术学院公开招生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贲建生与林桥大队有同样爱好和志向的刘从元（他身材欣长，眼睛很大、眼窝深陷、鼻梁挺直。当时有人说他有点像阿尔巴尼亚人）、陈辉跃等四人一起率先参加了艺术学院的报考。那天，他们带上了各自的作品，搭车到当阳县，再坐长途汽车到沙市，来到湖北艺术学院在一所中学设置的考场，交了报名费20元。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便回来了。当人们见到一身笔挺正装的贲建生等人时，迫不及待地询问其结果。贲建生告诉我们，赶考的人真多啊！接着以调侃的语气模仿招生方工作人员的话语告诉我们：“唔，你这画还过得去，比你差的不少，但比你好的也不少。说句实话，你们也只能进进考场。还是节约几个钱，趁早回去吧……这里只是一个形式。”贲建生的一席话无疑给那些正要参加高考的青年泼了一瓢冷水，大家看到了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形势的艰巨性。

（陈辉跃画的人物肖像素描。图右下为他本人）

陈辉跃坦言，若有名师指点一下，绘画水平会有极大的提升，人生的道路可能就会大不一样。那天，他没有立刻返回林桥大队，而是留在了沙河知青点。下午，他动情地唱起了歌唱家郭颂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乌苏里船歌》。他圆润而绵长的嗓音一开口唱出“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赫赫雷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赫雷給根”，便技压群芳；再唱“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澜……”，便惊艳众人。人们纷纷从寝室探出头来问：“哪里来的男高音歌唱家？”

十五、煤油灯下的理论追求

我最早的阅读习惯是在乡下培养的。我那时很欣赏马克思的一段话，并将它摘抄在我的笔记本上。这段话是：“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友人曾这样评价他：“他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的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马克思的博学、勤奋，时刻激励着我。

我经常在庙前公社供销社和离我们公社不远的龙泉公社路边商店的书柜前浏览可能买到的书籍。但客观地说，那里可买的书实在不多。我阅读的书多是从家里带来的。在第一次插队中，我就开始阅读《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父亲曾跟我讲，读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说话、写文章、办事就都有根据了。因此要认真地读）。但是这本内容涵盖四卷的选集比一本《毛主席语录》大不了多少，字体特别小，小到《新华字典》里的字一般。而且队里没有电灯，这本书多半是在晚上的煤油灯下阅读的，其艰苦的条件可想而知。好在那时年轻，眼睛好使，再小的字也能看得见。在阅读中，我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结合农村和知青工作的实际问题进行思考，写了一些体会文章。

下乡两年多，我先后系统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以及《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阅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列宁选集》（第一卷），以及《青年团的任务》、《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单行本或单篇文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经典著作。阅读了《党的基础知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叶前编写）、《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以及《法家著作选读》等理论书籍。还读了《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鲁迅杂文选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方面的书籍。系统的阅读让我进一步产生了“博览群书”的强烈愿望，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说马克思是靠“啃书本”过日子的人、列宁关于我们要善于从旧学校里吸收对共产主义有意义的东西等说法的含义了。我试图找到尽可能找到的书籍，我尝试挤出所有可能挤出的时间来阅读政治理论书籍。女知青们说我快成“书呆子”了。

（作者下乡期间读书的照片）

在读《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过程中，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毛主席号召我们有阅读能力的人要多学些哲学，掌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我开始认识到，凡对世间一切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离不开哲学；我们干事情，也离不开一定的哲学的指导。但我们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世界，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最终改造世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认识到，学哲学不只是为了搬弄那些抽象的名词术语，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用来理解人生和宇宙的。我觉得，学哲学必须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必须与人生的经历相联结。只有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丰富了，才能真正进入哲学的殿堂，才能对那些抽象概念的深刻意蕴有真正的把握。或许，丰富而不同的人生经验加上持续的理论思考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进入哲学王国的恰当通道，也是我多年后从事企业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和专业性学术研究工作的前提条件吧。

　　下乡的第四个年头的元月份，公社街区寒意逼人。一天，我从沙河知青点的山坡上下来到街上买点荸荠。看见那个卖荸荠摊位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和一个本子。我起初没在意，后来才发现那本泛黄的旧书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杨荣国先生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这让我有些吃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居然读这种书，而且是在卖农货的空闲之余。我随口问道：“你看得懂这书吗？”那小伙子如实回答道：“是才从别人那儿借过来的，还没有看。”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书他未必能读得下去。但是不管怎样，那种只有城里人或有知识的人才会去看这样的书的刻板印象受到了不小的挑战。我回到知青点，将这事告诉给了同伴们听，他们听了也说：“这小伙子真不简单！”是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伴随着商品农贸市场的逐步活跃，相对封闭的山村也变得开放起来，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变得强烈起来。

十六、“垄上行”

在乡间，我们走过无数田埂小道。那里有水田，有小溪，有稻花飘香，有落日余晖，也有嬉戏追逐。

踏着晨曦，我们沿着乡间小道出工；披着晚霞，我们“带月荷锄归”。我们的炊事员，担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田间地头，走的正是田埂小路。曾经的我们，听说很远的公社那里有一场露天电影，吃过晚饭后我们沐浴着晚霞、提着煤油灯到赶到那里；等看完电影回到沙河，已是凌晨三点钟，我们踏着有露水的、松软的田埂小路返回。有一年的深秋，我们进水库砍柴，然后把砍好的柴捆子从水库边上背着爬坡到半山腰的公路上。朱佩云、刘均蕊、王慧、钱丹萍等女知青实在背不动了，走在前面的男知青立马沿着山脊小道返回，二话不说，把女知青的柴捆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知青点的六位男知青合影照，拍摄于1978年）

当然，在一些小道上，我们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在一个特别冷的冬天，知青食堂连续几天没有了蔬菜了。到了晚上，几个男知青合计了一下，大伙积极响应，纷纷拿出自己的白色床单，披在身上作掩护，乘着夜色，来到就近生产小队的一家农户的菜园子里，把他家的大白菜一扫而空，背回到食堂里。第二天，农户发现菜全都被摘完了，气得直跺脚。那叫骂声从山脚下传到岗子上的知青点里。还有一年夏天，公社附近大队的香瓜长势喜人，沿路而过的知青看着直流口水。到了晚上，几个男知青摸黑走田埂小道冒险来到地里。没想到这片瓜地事先埋了土地雷，有人不小心触碰到机关，引起爆炸。所幸那次活动没有出现伤亡事故。

更主要的是，走在“对面来牛无处走”的田埂小道上，知青们彼此之间增进了解：谁是什么样的性格，谁喜欢谁或被谁喜欢，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那些在干农活中主动给对方施以帮手，暗地里帮谁洗衣服或缝被褥，把好吃的偷偷地留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互帮互助，而是传递着或明或暗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不论对方明白与否、接受与否。自然，瓜熟就蒂落、水到方渠成。例如，知青李连生性格温和，为人厚道。他最大的特点是做事细腻。许多女知青做的事他都愿意做、做得来，如缝缝洗洗。他有一个针线包，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地缝衣服、补袜子。他不仅自己缝缝洗洗，也主动帮助别人。他的床铺总是很干净整洁。晚半年到知青点的女知青陈凤兰（她与同样插队在沙河大队的武汉知青周志均邂逅在当阳火车站，并结伴来到知青点）有武汉人的直爽性格，做事同样认真，深受带队干部和队领导的好评。他们两人在知青点时似乎没有明确地谈恋爱，但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又如，知青雷金章与王玉红，一个是劳动委员，一个是劳动“不让须眉”的“点花”，两个人在劳动中彼此建立了感情，相互扶助，终成眷属。社会青年中也有“恋情故事”。宜昌知青汤进军喜欢上了县瓷厂的一位漂亮女工。为了表达自己的真诚，他发挥自己擅长的绘画专长，用心地为那位女工画了一幅人物肖像画并送给对方。

（当年作者为李连生画的肖像）

有了暗恋对象、确立恋爱关系的同伴，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原来的同伴在一起，于是有人在调侃中便被扣上“谈了女朋友，忘了男朋友”的帽子。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知青点之间的所谓“跨点恋爱”。

十七、送别

《红楼梦》中林黛玉有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如此，还是不如不聚的好。”但我们怎能因最终要散的宴席而不聚在一起，享受在宴席上的快乐呢？

下乡的第二年底，我们点上就有知青调到其他知青点了。随后又有知青上了技校和中专。1977年9月17日，今天带队干部曾师傅就要走了。离别之情油然而生。到10月份，有细心的人注意到知青点比刚来时少了八个人。所谓“遍插茱萸少八人”。再往后，我们知青点的彭泽利、雷银章等光荣参军入伍。那天他们身穿崭新的军装，在一片锣鼓喧天声中到我们岗子下的公社门前集合。

11月1日这天，又有知青先行动身。晚上大家凑了些钱，买了四瓶酒，弄了一桌子菜，为他们饯行。餐桌摆在了贲建生、李连生的房间里，大家准备好好聚一下。这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大家举杯一饮而尽时，一滴酒水落在了餐桌上的煤油灯上，只听“滋——”的一声，煤油灯的玻璃罩破裂了一道口子。有人就说到，这是否预示着我们要分开了？听到这句话，大家一时无语，默默地吃着菜、喝着闷酒，一直喝到很晚才散去。这时窗外一轮明月高悬，水银泻地般的月光洒进了房间。贲建生一时兴起，借着酒劲，面对窗外的月亮，独自唱起了电影《怒潮》中的主题曲《送别》：

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

隔山隔水永相望。

……

他忘情地、反复地唱着这首歌，深深地表达了战友的离别之情。那低沉婉转、忧而不伤的曲调，一直回荡在空旷的山岗四周，久久不散。

十八、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农村的寒冬腊月期间，我们做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我们为整个冬天准备干柴。每天就是到山里砍松树枝和低矮的灌木；二是将砍来的这些树枝和地里的玉米秆等，码放成约高一米、宽两米、长三米的垛子，上面盖上厚厚的泥土，然后将其点燃，直到烧成灰烬，再将这些被称为“火肥”的深褐色土灰均匀地洒落到田里。

日复一日的农活，单调而乏味。直到有一天，大队广播里传来一条消息，一下子让队部里和知青点上沸腾起来！人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心里或许只有一个想法：“我也要上大学！”

　　（图为陈辉跃保存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

从那天开始，几乎所有青年多了一项活儿。说起来，为了方便记工分，每个工日分为“四歇”。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有的知青便利用工歇（通常是第一、三歇）时间做练习或阅读参考资料。再就是每天收工后，赶紧吃饭洗衣，稍事歇息，即回到房间关起门来复习备考。但是我们心里清楚，面对着祖国的召唤，我们的一些学业荒废了，我们的基础知识很差，我们甚至感到愧对“知识青年”这个光荣称号。记得在我收到的一位同学的来信中他写道：他回家时面对他弟弟提出的很简单的知识题，他竟回答不上来，因而感到脸上很无光。但这并没有成为什么阻碍，反倒成为了知青们改变现状的决心。我清楚记得，我们山下的供销社里的煤油灯一下子被我们知青点买空了；动作稍微慢一拍的，只好托人到其他地方购买。与此同时，煤油灯的煤油也变得紧俏起来。因许多人常常复习到深夜。然而这并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复习资料的匮乏——没有资料，复习什么、拿什么复习？不用说，如果谁手里有那么一点习题集或复习大纲之类的东西，哪怕是手抄的，也会很快在知青群中引起一阵兴奋与骚动。

（图为作者的寝室一角）

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说我们这一届知青很快要返城被招工。因为宏伟的葛洲坝工程已经大上马了，需要很多的工人。这消息像一股春风，驱走了岗子上的寒意。那些对高考信心不是很足的人，这时也有了新的方向，吃下了定心丸。

一日，我从山上给知青朋友们送饭回来，在队部门口遇见一位老乡，他对我说：“听说你们快要走了？”我回答说：“也许吧。”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真的该走了。

由于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又由于我们白天要出工，复习的时间远远不够，又没有人给予我们以科学方法的指导，尽管我们不乏熬夜吃苦的精神，但那一年我们知青点参加高考“全军覆没”。倒是老三届毕业生、我们大队的年轻的任书记如愿以偿了。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位支部书记的老爹时，这位老人一边从烧柴堆里扒出烤熟的小土豆、一边苦愁着脸说：“考上了也没钱供他读啊！”

但是正如女知青朱佩云多年以后所谈到的那样：“虽然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但是三年的下乡生活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树立了我们的崇高理想，培育了我们努力拼搏的精神。这是一笔很好的财富。”朱佩云被招工到三三O工程局以后，经过努力，于1980年考入了葛洲坝职工大学水工系，1983年通过了全国统一考试。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浇筑二分局。先后在质检、团委、生产经营等部门工作。期间，还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先后被评为经济师、高级经济师，挑起了技术工作的大梁，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这说明一两次高考并不能定终生，人生的道路有多种选择，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努力。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来源：当阳市档案馆）

十九、守望

1978春节刚过，从当阳火车站站台出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有些寒意、却饱含泥土芬芳的空气。尽管从这儿到沙河知青点有四十多里山路，但我决定徒步而行。好在我的包裹里除了一些日常用品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更有沿途的山村景色，让我心旷神怡，忘记了脚下的疲劳。快到知青点时，我是一口气跑上那个山坡的，跑啊，跑……浑身上下铆足了劲儿。

那时，我们知青点上已没有多少知青了。他们绝大多数被第一批招工编入三三O工程民兵大队。知青点上除了带队的陈队长，再就是五、六个留守知青，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育和种植刚刚推广开来的楠竹。在我们知青点所在地的后山上，一个来自广西的、儒雅的育苗技术员指导我们种植楠竹。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三年过去。一个下午，六小队的廖明全来到知青点我的宿舍。他已经不当队长了。他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我领情地告诉他大队已经安排了。因为人不多，晚餐就摆在队部的食堂里。大队的曲会计、李医生、肖大伯和冉菊英到场，给我们饯行。桌上的菜有南瓜、丝瓜、辣椒，还有一种叫做“菱菱”的腌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可能就是菱角的叶子，晒干以后加以腌制或拌上少许的面粉，再放点盐，炒着吃的一种菜）。席间，脸庞黑瘦、颧骨凸起的曲会计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几次把有菜的碗高高端起，挨个地赶进我们的碗里，一个劲地说：“多吃点，多吃点。”当下我是很有歉意的。那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又黑又瘦、佝偻着腰的会计非常抠门，算盘打得山响。例如，我的低工分等级就是他给评的。可是后来我又觉得，当家管着一个大队的菜米油盐，也是很不容易的。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2007年，我和陈鉴回访沙河大队时，当年的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四小队的冉泽梅告诉我们，在一次开山炸石中，曲会计不幸被一块炸飞的石片击中了颈部，可怜的他当时哽噎得说不出话来，不久就咽气了。

大队支部副书记幸树菊也常来知青点上看望我们。三年前，就是她带着村干部笑盈盈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可现在我们要走了。后来听说，就在我们离开沙河大队的第二年，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孩子出生七个月后，三岁大的老大在河边玩耍时溺水而亡。而就在不久前的日子里，她刚刚做完结扎手术!当时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可她就这么挺过来了。没有别的原因，她是当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凡事总得有个样子。

2016年初春，我和卢增梅、陈鉴、陈振怀、汤万年相约来到沙河村幸树菊家。我们看到与她一墙之隔的一户人家的房子盖得像别墅，而她们家依然住的是几十年前的土坯房。望着眼前这位有些佝偻、苍老的女人，怎么也无法将其与当年那位年轻俊俏、聪明干练的女书记联系在一起，也无法将如今的“贫困户”(去年春上，村里给她家两袋化肥)与当年那个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能够豁出去的村干部联系在一起。当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媳妇是麻城人，两人在武汉打工时认识，由相知到相爱)。虽说儿子所在的单位效益不太好，可他认为自己有一身的力气，更有母亲身上的那股子拼劲：他要从父母手中盘活家里的三亩水田、四十四只羊，并对家里承包的二百亩山林有一个宏伟的规划——建成生态植物园。对此，幸树菊和他老伴（刘哥）是有信心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带着我们来到准备修建羊栏的地方、来到水库上，并指着不远处的一片山林，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她和她儿子的愿景，言语和神情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