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模糊的战争——援越抗美3

海在呼吸（勿送🌸）

作者：海在呼吸 美篇号：309705152

三、援越抗美英模知多少

　　越南战争，美国有人把它称之为“万日战争”，意即一场打了30年的战争——从1945年到1975年。我们讲到援越抗战的时间跨度，也往往从五十年代初期的援越抗法战争起算，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编印的《援越抗战烈士名录》即遵循这一思路：里面既有抗法也有抗美战争时期的援越烈士。援越抗美严格讲，应以1964年美国发动对越南北方的侵略轰炸到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实现统一的期间为限，因为正是从此时起，我国政府发出了援越抗美的伟大号令。我国援越抗美出兵参战的时间要更短些——从1965年6月一、二支队入越，到1969年3月作战结束大部回国、再到1973年8月海军扫雷大队经过一年奋战完成任务撤回，这有8年时间，大致与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停战、1958年10月全部撤军回国的时间相当。

　　在如此长期的一场战争中间，我国参战军人32万多，应该像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样，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模范集体与个人。可当我为此查找档案，发现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功臣不少，英雄模范却一个也没有。

为此我制作统计表加以分析

建国后战争中英模类型统计表

建国后我军英模统计分析表

　　【以上根据1994年3月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卷第441页——479页，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名录（一九四九——一九八八年）整理】

说明：

1、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战争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议，再至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军，实际战斗时间近3年，共历时8年，产生英模单位29个，其中团（第一五六团“白云山团”）、营（某部第一营“攻守兼备营”等）2个。其余27个中除2个是连先进党支部外（1955年、1956年），其中二级英雄连10个、战斗称号连（如尖刀英雄连、鸡雄山阻击战斗英雄连、三好连等）10个、模范党支部5个；英模个人391人中，最高职务陆军为营长（5人）、政治教导员（1人），空军为团长（团长2人、副团长2人）。

2、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自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实际战斗时间1个月左右，按1年计。

3、援越抗美战争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海军扫雷结束），不含援老（挝）抗美筑路工程部队（1978年结束回国），其中高炮战斗部队于1969年3月全部回国，作战时间近4年；工程部队于1970年7月全部回国，按9年计。

4、珍宝岛较大战斗时间为1969年3月2日至15日两次，实际战斗时间不足1个月，前后加一块按1年计。

5、中越边界自卫还击战自1979年2月至1988年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前后历时9年。

6、除上表中记载外，另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题词，在全国作过广泛宣传但未授予荣誉称号的全军英雄模范人物4人：安业民、雷锋、欧阳海、王杰。

　　作完上表，不禁心生一丝疑问：援越抗美那样一场长近9年的战争，32万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将士，1400多名葬于异国他乡的烈士，为什么就没有一位全军性的英雄模范人物？

　　也许是因为严格保密？

　　二支队是第一批入越部队，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次出国与当年抗美援朝不一样，部队是做无名英雄，但是你们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贡献，将来一定会载入中越两国两军的史册，中越人民都不会忘记你们——这是1965年5月，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赶到南宁向即将入越的二支队政治工作干部们说的话。因为严格保密，所以要“做无名英雄”。也许这就是当时不评战斗英雄的原因？好像不大可能。

　　1963年9月2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立功条例（草案）》发给全军。望依照条例内容，经常教育部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即按照条例的规定，开展杀敌立功运动。

　　1965年5月6日，也就是援越大军出兵前夕，刘志坚副主任向二支队讲那番话之时，总政组织部又发通知，试行《关于战时开展立功运动的通知》、《关于战时伤病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做好战时军人牺牲、病故善后工作的通知》三个文件。

　　紧接着的1965年7月20日，总政再次发出通知，经军委248次办公会议通过，为更好地进行奖励工作，根据纪律条令和战时立功条例（草案）的精神及部队的实际情况，对实施奖励的具体工作，作以下规定……

　　这个通知里专门有一条讲了授予英雄、模范称号的奖励工作办法，如“在授予英雄模范称号的奖励工作中应当采取更加严肃慎重的态度”，呈报国防部的全军性英模要报总政审核，转报军委讨论决定。军区、军种、兵种授予的，“要从严控制”；“军暂时不执行授予英雄模范称号的权限。”看上表可以知道，在1966年之前的全军性英模是经国防部批准发布，而自1967年以后则改为由军委批准发布。

　　此时，首批工程支队已经入越，而高炮支队即将入越。

　　可见，当战事临头之际，军委总部对于战时奖励等工作，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原则、办法，即令部队遵照执行。毫无疑问，这是军委、总部领导针对援越参战部队的，同样毫无疑问，这些奖励工作在援越抗美出国部队中及时得到了贯彻落实。

以我个人初步查到的资料来看，凡参加援越抗美的部队，大都比平时成倍甚至成几倍地发出了立功喜报：

一支队受奖单位615个，其中获中央军委嘉奖有2个营和2个连，3个连队4名个人被树为铁道兵标兵，立功单位二等功54个、三等功559个；立功个人一等功12人（含烈士8人），二等功46人（含烈士17人），三等功10751人。

　　六十四支队立功单位351个，立功个人4247名。

　　六十七支队立功连、排184个，立功个人2769名。

　　六十二支队立功单位211个（其中一等功班6个，二等功连4个，二等功班29个，三等功连15个，三等功排15个，三等功班142个），立功个人2273名（一等功24人，二等功78人，三等功2171人）。

　　三十一支队三一六大队一等功班4个；二等功以上个人24名。

　　三十七支队七十四大队二等功连1个、三等功连2个、一等功班1个；二等功以上个人12名。

　　从上面几组数字来看，立功人数比例为25-40%。当然这与每个部队作战也就是受到攻击次数有关，在整个战争的打与谈、紧与松过程里，战绩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有相当部分取决于敌人。

　　在上述这些功臣当中不乏堪称英雄模范的典型事迹，如：

　　六十三支队六零九大队在10月5日战斗中集火近战，8次射击6次命中，击落敌机5架击伤1架并活捉1名美国中校飞行员。10月7日敌大肆报复，并肩指挥战斗的团长程玉山、政委李万安、参谋长王锡生等14人英勇牺牲。

　　六十五支队“4.8”战斗中，二连排长金可湾被美机20（毫米）机炮弹打中钢盔，右眼珠被挤压出来，他用手捂住右眼，仍高举指挥旗大喊：“放！”此战最终击落美机2架。

　　六十七支队“5.31”战斗。当天气温高达40度以上，副团长于熙清将温度表放在阳光下几分钟，汞柱很快超越55度刻线。指战员们顶烈日坚守阵地，随时准备投入战斗。15时13分发现敌机，25分把第一架敌机打得空中开花，随后敌疯狂报复狂轰滥炸，保卫安沛火车站的四连遭炸，全连70%人员伤亡。连长桑家贵头部被子母弹击中，昏死过去，醒来后挣扎着要站起来并急声询问：“谁在指挥？”卫生员回答：“指导员”。敌机扔下的炸弹又在附近爆炸，他立即扑在卫生员身上，战友得救，而他又一次负伤，在送往医院途中心脏停止了跳动。指导员彭祖循接替连长指挥，又身负重伤，弹片从脊椎右侧打进，穿透腹部，处于严重昏迷状态。可他刚一苏醒，就拿起话筒高声喊道：同志们，敌人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要沉住气，瞄得准准地打！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时又一枚炸弹在阵地上爆炸，他再次被气浪冲倒，还对二排长高明贵喊：“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全连官兵以连长指导员为榜样，不顾敌机疯狂轰炸，坚持战斗。六班火炮遭2枚火箭弹攻击，全班9人，牺牲2人重伤4人轻伤3人。伤势轻一点的二炮手李召才，安置好伤亡战友，便上炮一个人压上弹，装好诸元，再迅速坐到二炮手位置，手打高低机，脚蹬着地转动方向，向敌机射出了11发炮弹。二班副班长陈永林腹部严重受伤，弹片从左腹穿过，肠子打穿5个洞，呼吸困难，已无法操炮射击。他用急救包堵住伤口后，右臂夹起40公斤重的炮弹箱运送弹药，夹不动，就放在地上推，在往返60多米的距离上，搬运了两次弹药。此时，他不顾鼻孔向外涌血，咬牙坚持搬运炮弹。领导要送他下去治疗，他说：“别管我，先抢救别的伤员。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下阵地。”被送入医院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医生含着眼泪说：“他的伤势比麦贤得还重，能够坚持战斗2个多小时，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不愧是钢铁战士。”这场战斗共历时2小时41分钟，敌机来了30批109架，被我击落16架、击伤10架，4名美国飞行员成为我们的俘虏。战后不仅军区、总部发来贺电，毛泽东还亲自签发中央军委嘉奖令指出：“5月31日这一仗打得很英勇，很顽强，很出色，是我军高炮部队入越作战以来成果最大的一次战斗。”

　　……

　　可歌可泣的英勇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

　　以上几例均出自现已公开出版的书籍当中，在近年来陆续出现的凤凰卫视等媒体报道和援越老兵们自行编印的书籍里，可以看出更多堪称英雄模范的典型事迹。像偷越国境主动上战场的红卫兵小将赵建军烈士、被中越军民誉为“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朱魁元烈士（朱魁元烈士事迹在标有机密字样的《沈阳军区大事记》记载有）等等。

支队首长笔记本上的一等功臣名录，内有被誉为“罗盛教式的战士”朱魁元烈士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卷中朱魁元烈士事迹——被越南军民誉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朱魁元烈士牺牲后追悼会现场

1967年2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委员、国会副主席和越北自治区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朱文晋上将向我六十二支队授旗

授旗后共同振臂高呼“团结战胜美帝”

　　依照规定，全军性英模应由各级党委层层上报中央军委审批。据说当时各支队都上报了一些申请授予个人或集体英模称号的到军区（广州、昆明），可都没能落实。

　　尽管没有落实，但无论从军委、总参总政到军兵种，都“定向”通报宣杨了一些援越战场上的典型英雄事迹，这里所说的“定向”指的是一般限于援越这个圈子内，包括总部和相关军兵种、军区以及所有在越参战部队。

　　1966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高炮部队入越作战经验交流会上，有6个基层单位和5位英模人物介绍了经验和英雄事迹。参加会议的210余人，包括全军各高炮团以上单位一名领导和三总部、海军、空军的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元帅，以及杨成武、肖华等三总部领导，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接见与会全体人员、一起照了像。会后还根据徐帅的指示组织巡回展览先后到7个军区和炮兵学院展出，历时8个月，参观的干部战士近2.7万人。

　　其他如空军、工程兵等也都分别在“先代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等一些场合宣扬、表彰了援越部队中的英雄模范集体或个人。

“六.二O”会议的合影照片

　　1967年7月7日，毛主席偕全体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来自赴越作战部队的参加军委武器装备座谈会的代表。此次会议除军委老帅们和总参总后国防科工委领导以外，都是参加援越作战的高炮部队连以上干部。当然为保密，会议见报时没提援越，而是以“六.二O”会议称之。

　　不仅如此，1966年到1969年期间的国庆观礼等重大节日庆祝活动，也大都有援越各部队选派的优秀代表参加。虽然这些代表的身份也都是“严禁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但这对于援越将士们已经是巨大的鼓舞与表彰了。他们不在乎报纸上有没有名、广播里有没有声、总部树不树战斗英雄，都严格遵守保密守则，以做无名英雄为荣。45年来，“无名英雄”们的英雄事迹悄悄在人们中流传，尽管这些“人们”只是参战将士和他们的亲朋好友。

　　今天，应该是当年刘志坚首长为二支队送行时所说的“将来”了，可是这些“无名英雄”事迹，仍未完全解密，依旧是内部消息。在“两国两军的史册”中，除了宏观、笼统的评语和数据之外，鲜有生动具体的人物事迹。描写援越部队及其英雄人物和事迹的正式出版物，屈指可数。老兵们自发编写一些小说、纪实、回忆录，也很少能顺利通过“出版审查”正式出版。

　　2006年军队作家张雨生写了本讲三十八集团军防空旅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辉煌的诞生》 ，该旅前身是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高炮一团和首批入越的高炮六十一师。书稿出版审查时就遭遇了用计算机扫描有无“越南”“援越”字样的检查，其中关于援越抗美战争中的战例躲不过去，只好不提时间地点、放在抗美援朝的战例后面“蒙混过关”。为此事，我问过一位军队出版社的编辑“为什么不能写援越抗美战争”，答复说“可能是考虑国际关系或者保密的缘故吧？”

　　因为保密，全军性的英雄模范当年没评，应该是一个遗憾。可今天已经过了40多年，如果让众多“无名英雄”在中越人民心目中继续“无名”，这似乎就更不应该了。对此意见很大的，莫过于那些参战者及其亲属们了。

六O二大队的100毫米高炮是当时口径最大最先进高射炮

一等功臣班六连炮一班和上级领导及战友们在阵地上

在越期间越南政府给我军参战官兵颁发的各种纪念章或奖章

1967年8月回国时在广西受到祖国军民热烈欢迎

　　今年（2009年）五一节前夕，全国各大网站上一篇《战斗英雄当街出售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翻版照》的新闻和照片广泛流传，引发热议。那一幅照片就是上面那张毛主席接见“六.二O”会议部队代表的合影照（人民日报登载时就不讲援越抗美部队而只讲“六.二O”会议）。我查后知道这“小老头”顾梦奇的确是六十二支队的高炮连长，是功臣代表并参加了“六.二O”会议。他后来转业到企业受了些波折，生活较窘迫，因而干了这事。尽管如此，看着各网站上留言褒贬不一的各种意见，以及一篇报道“当年是一个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现在是一个贩卖荣誉的小老头”标题，其调侃讥讽的语气真是令我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当然，在大众传媒发达、百姓心意公开的今天，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讲出“主流”的话来，但是，上述那篇以“当年……如今……小老头”为题的文章，竟还是出自“省委主办的省级重点新闻网站”，这不能不让我悲哀。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尊重卫国将士、热爱反侵略英雄的传统，可为什么对此却表现了一种游移的态度呢？这不能说与当年乃至今天从未宣传过援越抗美英雄事迹无关，其中就包括在那8年间的参战英模空白。

　　回到为何当时没出一个英模的话题上来，为什么当时有些报告到军区的英模事迹未能按照既定程序继续上报总部或者获得批准呢？六十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史新德在介绍连队副指导员王克京身中百余枚弹片仍坚持不下火线高呼口号鼓励大家的英雄事迹（其后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时，解释说：“我们上报过也请示过，答复说战后再说。不过我估计可能当时是顾不上了。我们入越前在崇左集结训练时，广州军区政治部的相炜主任亲自带工作组来指导，不久就见不到他，说是回去接受审查，等我们全师打完仗回国时还没见到他，说是被打倒了。”支队长袁守范也说：“1966年9月我跟军委炮兵宋承志副司令去越南受领任务考察战场，从北京走时是陈仁麒政委欢送的，说等我们回来时他还亲自来欢迎，可两个月后回来时只是吴克华司令欢迎，说陈政委被打倒了。还说率我们去越南的宋副司令也被贴了不少大字报，有要被打倒的危险。”

　　顺着这个线索再一想，那几年里可不是吗？总参杨成武代总长、总政肖华主任和刘志坚副主任都在1967年前后被打倒；各军兵种司令政委或主持工作的首长，哪一个不是换了又换？也许刘志坚副主任在向出国部队讲那番话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打倒”？也许正是这混乱的“革命”形势，延误了参战英模的审批？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于“文革”对我军建设的干扰破坏，是又一笔应该彻底清算的欠账。

　　一个保密，一个“文革”，这两条无疑是没有出现援越抗美战斗英雄模范的原因。我实在是不想再有其他原因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