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为锲

宋韵茶楼

——文耀棠与宜昌评书的在地叙事

当浩荡长江穿越三峡，于夷陵古地舒展开来，它冲刷出的不仅是一片冲积平原，更是一方语言与故事的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宜昌评书如同一株倔强的原生植物，其根系深探评书艺术的普遍法则，其枝叶却绽放出独属于峡江码头的生命形态。而将这株艺术之树浇灌得尤为葳蕤的，是宜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文耀棠先生。与许多沉浸于《三国》、《水浒》宏大史诗的传统评书家不同，文耀棠的艺术道路，清晰地标识出一条自觉的“在地化”航迹：他主要是一位“宜昌人说宜昌事”的讲述者。这一看似局限的选择，实则成就了他最独特的贡献，他将评书的古老技艺，全然转化成为一座城市、一方水土立传的“声音方志”。探究其艺术实践，便是在探寻民间叙事如何从普世模板中抽枝发芽，最终长成一片只为故乡遮阴的文化绿荫。

　　一、 根系传统：评书技艺的“工具箱”与“内功心法”

文耀棠的艺术生涯，始于对评书艺术深厚传统的系统性承袭。尽管他鲜少公开演绎《三国演义》等长篇历史袍带书，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与传统隔绝。相反，作为一位有着深厚文化自觉的艺人，他所精熟掌握的，是评书艺术那套千锤百炼的“通用语法”与“内功心法”。

他深谙评书叙事的结构精髓。无论是构思一个本土轶事，还是铺陈一段民间传奇，他都能纯熟运用“梁子”（大纲）、“柁子”（核心情节段）与“扣子”（悬念）来编织脉络，使故事张弛有度，引人入胜。他更将评书“说、学、逗、评”的四门核心技艺化为己用。“说”得清楚，口齿伶俐，叙事流畅；“学”得逼真，模仿各色人物、市井声响惟妙惟肖；“逗”得巧妙，善于穿插噱头，调节现场气氛；而“评”得透彻，则是他作品的灵魂所在，他总能从寻常故事中提炼出人生的况味、世情的哲理，或是对本土风习的深沉眷念。这“评”，非凭空议论，而是叙事肌理中自然生长出的智慧结晶。他手中的醒木、折扇、手绢，这些传统道具，在他那里并非僵化的程式，而是情感的延伸、节奏的指挥棒。可以说，文耀棠是将评书传统视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工具箱”与一套严密的“心法”。他并未被传统书目所束缚，而是提取其核心叙事能量与表演智慧，为承载全新的、鲜活的“宜昌内容”做好了纯熟的形式准备。

　　二、 枝叶独秀：“在地性”叙事的三大支柱

文耀棠艺术的独特光华，正闪耀在他对“在地性”叙事的极致追求与成功实践上。这构成了其艺术大厦最醒目的三大支柱。

支柱一方言的诗学与声音的考古。 对文耀棠而言，宜昌方言绝非仅是交流工具，而是其艺术生命的母体，是打开本土精神世界的唯一密钥。他的表演，将宜昌话的语调、节奏、气韵、俚语、歇后语提升到了诗学的高度。当他用地道方言讲述《“摸秋”》的习俗时，那些古老的词汇与独特的句法，瞬间将听众带回月光下的瓜田豆架，民俗的温情与集体记忆在乡音中悄然复活。在《救命之恩》这类市井幽默短章里，方言的鲜活与诙谐被发挥到极致，人物情态跃然眼前，其幽默根植于本土生活的土壤，具有不可翻译的韵味。他更像一位“声音的考古学家”，通过方言的精细运用，保存并激活了即将消逝的地方知识谱系与情感结构。

　　支柱二、题材的深耕与日常的史诗。 文耀棠主动将叙事焦点从遥远的历史疆场，拉回到触手可及的市井街头、江畔码头与生活现场。他的书目，是一部用声音写就的“宜昌风物志”与“市民生活史”。他讲述中秋“摸秋”的古俗渊源（《“摸秋”》），考证细致，充满对传统仪式的温情敬意；他描绘孩童“搬蛐蛐”（捉蟋蟀）的童趣（《搬蛐蛐》），对各种昆虫的本地叫法、习性如数家珍，堪称一部生动的民间昆虫志。他更擅长将现实观察升华为寓言，如《石头放那儿好》，通过一块石头位置的屡次变更，辛辣讽刺了社会上迷信跟风、缺乏主见的现象，最后落脚于“实心实意，诚信为本”的朴素道理，实现了评书“评世道人心”的功能。他的故事里，主角往往是身边的普通人，情节源于日常的智慧与尴尬，却在评书艺术的提炼下，绽放出“日常的史诗”般的光彩。

支柱三、互动的剧场与即兴的智慧。 文耀棠的舞台，继承了宜昌评书源于码头茶馆的“江湖气”与“现场感”。他的表演绝非单向度的讲述，而是一个充满热力的互动剧场。他深谙与听众“呼吸相共”的奥秘，善于捕捉现场情绪，随时即兴发挥，调整节奏，插入贴合时宜的“现挂”（即兴包袱）。这种高度的互动性与即兴能力，使他的每一场演出都是不可复制的“这一次”。在讲述《救命之恩》这类小故事时，他与听众（或故事中同事儿子）的假设性对话，眼神的交流，语气的变化，都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代入感与喜剧效果。这种源于民间曲艺生命力的“活态”特征，正是非遗传承中最珍贵、也最难保存的部分。

三、 传薪之火：从“码头艺人”到“非遗传承人”

文耀棠的身份超越了一位出色的表演者。从昔日茶馆书场的“码头艺人”，到今日备受尊重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完成了一次文化身份的深刻蜕变，并自觉肩负起更宏大的使命。

他是一位系统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不仅演出，更致力于对宜昌评书文本、技法、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其著述《说唱宜昌》便是这一工作的结晶。他是一位无私的传授者，开班授徒，将毕生心得倾囊相授，确保技艺血脉不断。他还是一位积极的传播者与倡导者，走进校园、社区、媒体，让年轻一代认识并喜爱这门本土艺术。作为伍家岗区“方言建档工作”专家，他更将艺术家的感性认知与学者的理性自觉结合起来，参与到对方言这一文化根基的系统性保护中。他的艺术生涯表明，非遗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唤醒与践行。

　　综上所述，文耀棠的艺术道路，清晰地诠释了地方曲艺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它不必是宏大历史叙事的复读机，而完全可以成为地方经验的显微镜、时代情绪的传感器与本土文化的守护神。他手持评书传统的利刃，却专心镌刻故乡的纹理。他不说波澜壮阔的《三国》，但那些关于“摸秋”的月光、“搬蛐蛐”的童趣、办公室风水的寓言，以及无数宜昌人的笑声与叹息，共同汇聚成的，何尝不是一部更深沉、更亲切、更血肉丰满的“民间三国”？在这部声音的方志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艺人的才华，更是一座城市在时代变迁中，如何通过一位忠诚的讲述者，奋力保存其记忆的体温、方言的韵味与生活的哲学。文耀棠以醒木为锲，以乡音为绳，为我们系住了一条通向故土深处的、不会漂移的声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