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

木

红旗小学鱼池旁的石墩上坐着老陈和我，能看见她松弛的眼皮半耷拉着，遮住了往日里批改作业时的锐利神采。她的脊背不再挺直，像一截被岁月压弯的枯木，微微佝偻着，双手攥着手机，指尖在屏幕上漫无目的地划动，频率慢得近乎凝滞，仿佛那不是一块发光的玻璃，而是一件沉重的、甩不掉的累赘。

这场景和我想象的相去甚远。我总记得她在教研室里拍着胸脯说，退休要泡在读书会里，把这辈子没读完的书都补回来。可此刻，她瘦得颧骨高高凸起，脸颊的皮肉松垮地坠着，青色的血管像蚯蚓似的，从薄薄的皮肤下一根根虬结着凸出来，蜿蜒爬过眼角的皱纹。明明是该享清福的年纪，她却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力不从心，连呼吸都像是带着滞涩的沉重，半分惬意都寻不到。我想起自己退休那日，阳光晒在泛黄的备课笔记上，竟有种卸下沉甸甸担子的轻快，可她身上的暮气，却浓得化不开。

思绪漫过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忽然就懂了几分。我们这些握着粉笔的人，好像生来就习惯把“奉献”二字刻在骨子里。三尺讲台是阵地，作业本上的红对勾是勋章，我们能把别人家的孩子教得桃李满枝，却总把自己的孩子晾在一边。

老陈大抵也是如此吧？我想起三十年前的冬夜，晚自习的铃声落了，整个教学楼只剩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光透过窗户，映着她伏在桌上的身影，手边堆着高高的作业本，红笔在纸页上划过的沙沙声，隔着走廊都能听见。她的儿子那时才刚上小学，裹着厚厚的棉袄蹲在门口，小手攥着冷透的包子，等她写完最后一行评语。有次孩子发烧到39度，恰好丈夫加班，家里只有公婆，婆婆打电话叫她回家带孩子去看病，她却对着听筒急声说：“毕业班模拟考，我走不开，你们带他去医院吧。”话音落了，又转身去给学生讲那道讲了无数遍的几何题。还有一回，丈夫突发急症住院，她揣着假条站在教室门口，听见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终究还是把假条塞回了口袋，踩着上课铃走了进去。

我还记得那个雨天，孩子小学毕业典礼，老师特意叮嘱家长务必到场。那天老陈要带学生去市里参加数学竞赛，她想都没想就选了后者。竞赛场上，她领着学生捧回了一等奖，掌声雷动时，兜里的手机震了震，是丈夫发来的照片——儿子孤零零地站在舞台角落，捧着毕业证书，眼神里满是失落。后来孩子长大些，和她渐渐生分，有次吵架，孩子红着眼眶吼她：“你心里只有你的学生，我在你那儿，连一本作业本都不如！”这话像一根针，狠狠扎进老陈心里，可那时的她，还觉得是孩子不懂事，转身又埋进了堆积如山的教案里。那时我们都围着她，夸她敬业，夸她是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现在想来，那些被牺牲的陪伴，那些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岁月里填不满的洞。

退休后，老陈总想着弥补。她翻出儿子小时候的相册，用颤巍巍的手一页页抚平卷边的纸角；她学着做儿子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记了满满三页笔记，却还是把糖放成了盐；她每天守在窗边，盼着儿子下班能拐进家门坐一会儿，可大多时候，等来的只有楼道里渐行渐远的脚步声。石墩前，我看见她往包里塞了一本崭新的童话书，是儿子小时候吵着要她读、她却总说“明天再讲”的那本。

记得一部老电影，老教授教出无数栋梁，自己的女儿却误入歧途。她站在教学楼顶的风里，衣襟被吹得翻飞，最后纵身一跃，用生命换来了女儿的回头。那时只觉得悲壮，如今看着老陈的背影，忽然品出了几分无奈的荒诞。我们总以为，把学生教成才，就是教育的圆满，却忘了，自己的孩子，也是需要捧在手心的幼苗，需要我们放下教案，蹲下身，听一听他们的心事。

夕阳把公园染成金红色。老陈慢吞吞地站起身，左手撑石栏，右手费力地捶了捶僵硬的后腰，发出一声细碎的、近乎听不见的喟叹。她从包里掏出那本童话书，摩挲着封面，又轻轻放了回去。我终究没问她身体如何，也没提那些关于孩子的猜想。有些遗憾，像粉笔灰落在肩头，轻轻的，却掸不掉。

或许，这世间的职业，都藏着这样的悖论。我们捧着一颗心来，总想照亮别人的路，却常常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灯火。那些在讲台上挥洒的时光，那些被教案填满的日夜，成就了桃李芬芳，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白。

退休后的日子，本该是一卷慢慢展开的闲书，字里行间都是暖阳和茶香。可有些空白，一旦刻进年轮，就成了心底隐隐的疼。老陈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我不知道那上面有没有她孩子的消息，只看见晚风掠过她的白发，像吹过一片荒芜的田野。

原来，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原来，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才是生命最该珍惜的底色。粉笔灰落了一生，我们终于在退休后明白，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牺牲，而是带着爱，慢下来，等一等自己的孩子，也等一等自己。

晚风卷着公园里的桂花香，老陈的脚步顿了顿，回头望了一眼那扇还亮着灯的窗——那里曾装满了她半生的讲台春秋，如今只剩一地粉笔灰，和一页怎么也写不满的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