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书痕

谢永增

文/谢永增

说起读书，这两个字于我，总带着一种遥远的、近乎乡愁的怅惘。仿佛那是别人窗内一盏灯，而我，曾长久地徘徊在它清辉的边沿。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一个标语与口号如野草般疯长的年月。识字的启蒙，尚未开始，生活的课本，已然以最粗粝的方式翻开。刚上小学，“革命”的洪流便席卷了一切。父亲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押送回村。记忆里最清晰的，不是拼音与算数，而是县里来人翻箱倒柜的刺耳声响，是父母眼中掩不住的惊惶。夜里，我们常不敢睡在家中，像受惊的鸟儿，东躲西藏。在那样的惊惧里，学堂的钟声是飘渺的，书本，则成了橱窗里褪了色的摆设，可望而不可及。读书？那是一种与生存无关的奢侈。

年纪稍长，心底却像早春冻土下不甘寂寞的草芽，隐隐地，对“读书”生出了一丝敬畏的向往。朦朦胧胧地感到，那纸页间，或许藏着能让筋骨硬朗些、让眼睛明亮些的东西。于是，“读书明事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的句子，便成了心底一幅渺远却诱人的画。我也曾郑重地买回不少好书，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它们沉默地立着，像一排庄严的士兵，于我，竟成了一种奇特的抚慰——仿佛拥有它们，便与那个被标签为“有文化”的世界，有了些微秒的联系。然而，翻开的时间总是太少。渐渐懂得，读书原不是一场刻意的奔赴，它更近乎一种心境，一种安宁的、向内敞开的姿态。须得心静了，魂定了，那字句间的味道，才能如茶韵般，一丝丝地浸润出来。有了这味道，生了这状态，何愁思想的根须不在地下蔓延。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我看来，那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出来的、带着尘土与体温的路，其间的悲欢与生机，往往比纸上的铅字更为磅礴，也更能喂养一个渴望表达的魂灵。

我也见过不少以“读书多”自矜的人，言必称理论，口若悬河。可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拿起画笔，涂抹出的笔墨，没有一点味道，与他们高妙的言辞，恰成了“驴唇不对马嘴”的讽喻。这让我更确信了一点：书中的道理，是地图，是指南针，却不是脚下的路。读了许多书，若不能化入骨血，变成手上的功夫，那书，便只是装饰的门面。我常自嘲“读书少”，是个“老土”，这自嘲里，有遗憾，也有从泥泞里滚爬出来的人，对自己那一点笨拙然而结实的“体认”的珍惜。这体认，是在实实在在的亏与壁上撞出来的。

我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十六岁，我考入了校址在唐山的河北轻工业学校，学的是陶瓷美术专业。那不是培养画家的殿堂，而是为轻工业输送设计人才的所在。可命运有趣，这所朴素的学校，后来偏偏走出了不少有成就的画家。那时的唐山，大地震的疮痍尚未完全抚平，到处是简易的房舍，生活艰苦。然而，一股久旱逢甘霖般的求学欲望，在我胸中炽热地燃烧。课后，我常常徒步几公里，到市里的书店去，站着，倚着，如饥似渴地“蹭”书看。那情景，如今想来有些寒酸，可当时心中那份攫取光亮的急切，至今回忆起来，掌心仍是温热的。

三年时光，给了我一块坚实的基石。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衡水，先在工厂做设计，两年后，调入文化馆。那是一个气氛宽松的地方，像一座小小的、宁静的港湾。馆里的图书室，成了我瞭望广袤世界的一扇窗。正是在这里，在那些默默流淌的时光里，我像一株久渴的植物，得到了缓慢而深透的滋养。我的许多画作，便是在这小小的文化馆里孕育、诞生的。也正是在那些独自面对宣纸与自我的时刻，我悟出了一些治学的道理：看别人的画，既要能欣赏其高明处，也要能冷静地辨出那光芒下的阴影与局限。这“眼力”的提升，比单纯技巧的磨炼更为要紧。几年这般“手眼并用”的磨练下来，我渐渐感觉自己“上了道”。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些我曾仰望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在我眼中竟似乎褪了光彩。我恍然，或许不是我变狂妄了，而是我终于向前挪动了几步，而他们，有的已停在了原地。

一九八六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黄土地》。当那片浑厚、苍茫、仿佛凝聚了千年沉默的黄土，如浪潮般扑满银幕时，我周身震悚，仿佛胸膛被重重擂了一拳，又仿佛有一扇一直紧闭的窗，豁然洞开。我要去那里！这个念头无比清晰而强烈。于是，我背起行囊，走向了黄土高原。这一去，便是几十年命运般的牵缠。那高原，于我而言，不再是一片地理的存在，而成了一部无字的大书，一部用沟壑梁峁书写、用风沙雨雪装帧、用窑洞炊烟点染的、无比厚重而又生机勃勃的大书。

这里的村庄，古老得像一个寓言。苍凉的古村落，倚着山势，层层叠叠，残垣断壁在夕阳下泛着金黄色的、疲惫而温柔的光。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乡看来，这些不过是“没用了”的破旧宅院；可在我，在每一个被艺术之神轻轻触碰过心灵的人看来，这“破败”里，却蕴藏着直击魂魄的力量。那扭曲却坚韧的枣树枝干，那被岁月磨去了棱角的石碾，那门上褪了色却依稀可辨的残破门神……每一处，都在无声地言说。吕梁的乡村，这部我捧读了几十年的大书，我至今仍不敢说读懂，只是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它的一点皮毛，呼吸着它的一点气息。

一九九三年，我根据黄土高原的感受，画了一幅《绿源》。画作意外地获得了全国首届中国山水画展的银奖，竟还登上了《美术》杂志的封面。一件于我而言只是尽心而作的小事，却在圈内激起了一阵小小的躁动。我清晰地记得那些飘入耳中的议论，最刺耳的一句是：“这小子，画得不怎么样，就是运气好！”一时间，我仿佛成了话题的中心，也成了某种无形的“公敌”。这际遇，却也引来了外界的关注。九六年，香港一位画廊老板，在一位前辈画家的陪同下，来到衡水，有意收藏我的几幅作品。诸事谈妥，本是一桩美事，却不料，一位我素日以“同道”相待的同行，竟当面掷来一番羞辱：“你谢永增算什么？你是红高粱，浇上水施上肥，就能窜起来。我是什么？我是参天大树！”话语之赤裸，姿态之傲慢，令我愕然。此人，还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出身。那一刻，我深感，读书的多寡，与一个人骨子里的“文化”，实在是两回事。这桩事，自然被他搅黄了。但如今回望，我竟要感激他。正是从那鄙夷的冰水中，我获得了一种反向的、烈火般的力量——一种非要读透生活这部大书，非要用画笔说出些真切话语不可的力量。

二零零二年初，我调入了北京画院。走进那座艺术殿堂，扑面而来的不是得意，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与“饥渴”。周遭皆是见多识广、学养深厚的大家，相形之下，我感觉自己像个怯生生的小学生。那几年，我仿佛回到了在唐山书店蹭读的时光，只是这一次，我翻阅的是一部部活生生的艺术史，是与古今大师们无声的恳谈。我废寝忘食地吸收着，补着那漫长岁月里落下的功课。

或许，正是这多年来的“补读”与“行路”，在泥土与书卷的双重滋养下，让我对那片黄土地的理解，有了一层更深的意味。二零一八年，我与吕梁山深处的孙家沟，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地领导找到我，希望能在那个极具特色的古村落里，建一座艺术馆。彼时，脱贫攻坚的战鼓正酣，乡村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的丰足，更是文化的唤醒与精神的引领。我几乎没有犹豫，便应承下来。

孙家沟，它本身就是一首凝固的、苍劲的史诗，与我的内心血脉相通。此后的六七年间，我与这里的父老乡亲一同呼吸，小心地打磨着这个梦想。我们修葺旧居，却不抹去岁月的痕迹，我们引入艺术，却不惊扰乡村的魂魄。渐渐地，孙家沟声名远扬，它像一块磁石，吸引了无数美术院校的师生、画家前来写生、创作、展览。它不再只是一个破败的村落，而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用艺术点亮乡村”的鲜活注脚。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庞，对着古老的窑洞与山峦挥笔写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书店蹭读、在文化馆苦练的青年。变迁的，是时代与载体；不变的，是那渴望通过“阅读”世界来理解自我、表达自我的赤诚。

如今，我依然穿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风吹时，我似乎能听见塬上呜咽的信天游，与古籍中“蒹葭苍苍”的吟唱，融为了一体，夕阳下，我看着窑洞窗棂的剪影，觉得那分明就是一册册竖排的、无字的线装书。我终于有些明白了，我为何痴迷这里。因为我半生的寻觅，不过是在阅读两部大书：一部是笔墨丹青写就的人类精神的文明之书；另一部，则是这苍茫厚土本身所呈现的、生命本真的自然之书。而我，何其有幸，能用画笔，在这两部巨著的夹缝间，留下一点属于我的、微不足道然而真诚的批注。

这，便是我这样一个“老土”的，关于“读书”的体会了。书，不仅在架上，更在脚下，在眼前，在每一次对生活深情的凝视与叩问之中。

谢永增，1961年生，河北深州人。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燕山大学客座教授，书画频道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多次获得国家美术奖项。代表作有《绿源》、《沃野》、《故乡》等。作品被多个政府机构、美术馆、博物馆等处收藏，出版多部个人画集。 2019年，山西省吕梁市临县人民政府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孙家沟建立了国内首个窑洞式乡村艺术馆《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