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电力黄埔

柏林老郭

大学四年，我们宿舍几乎可以称作“电力联合国”：有电自12班的老徐、老薛，电自13班的老孙、小吴，还有通信班的小刘。后来宿舍调整，我们电自的四个人又与发电班的四位同学重新混编到了一起，继续“垄断电力”。那时候，“带薪上学”的同学在校园里就算“大款”，而老徐也自然成了我们宿舍公认的“资产阶级”。

搭火

报到那天领饭票，看到上面印着“细粮”两个字，我还暗暗高兴，觉得这学校真有格调。结果第一顿饭就被现实教育了——“细粮”是限量的，更多时候得靠窝窝头续命。我们这些来自稻米王国的四川同学，被这波饮食文化迎面拍了个正着。每次排队打饭，看着女同学优雅地只吃细粮，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就在后面默默咽口水，心里惦记着全吃细粮的日子。

那阵子我常觉得自己命里犯“粮”：该长身体时没牛奶，后来每月半斤鲜肉半斤咸肉，好不容易盼着能翻身了，又掉进了窝窝头的深坑。

有一次大家馋得不行，“资本家”提议去城里改善生活——去吃“闫家驴肉火烧”。我们几个“穷人”以为天上掉馅饼，感动得差点举手投票通过。结果到了店里才知道是扩展型的“AA制”，老孙与我霎时间从“宾客”变成了“股东”。那天我第一次明白，世上最危险的电流不是高压线的，而是钱包过载的电流。

“电力黄埔”后面有家饺子铺，兜里要是攒够了几个银子，就能挺直了腰走进去吃一顿。掌勺的大妈抠门得很，一根筷子尖挑的馅儿，能包出三个馄饨来。可那时候的我们，只要能吃上一碗馄饨，就已经算是打牙祭了。

开火

馋到极处，人自然要思变。我们合伙凑了钱先买了个煤油炉，不够用又添了一个。火苗一蹿起来，心里就像被点亮了一盏希望。别的宿舍看得眼红，说我们破坏校规。可人饿到头了，是敢“造反”的——天不怕地不怕，校规到了锅里，被热油一裹，就剩下红油辣椒的香气，哪里还管得住谁。

缺吃的可不止我们。本地老张家的妹妹还自己培养蘑菇。每次蘑菇刚长到能下锅，老张就“英勇截胡”，拎一篓子送到我们宿舍，说是“支援前线”。那几顿蘑菇下锅，油盐一爆香，烟火味就回来了。吃完靠着墙喘气的时候，一个个像提前尝到了小康的滋味。

再后来，老徐实在没东西下肚，竟自创了一套“臭豆腐加餐法”——把臭豆腐当辅料往锅里一丢，顿时屋里味道四散开来，像谁在寝室里扔了催泪瓦斯。那股气势，比号角还要有驱动力，我们全宿舍被熏得节节败退，一路从门口撤到操场透风。可人就是这样，逃得飞快，念想也来得快。一边擦眼泪一边咽口水，心里还惦记着锅里那点滋味，恨不得再折回去蹭上一勺。

着火

有一天自习到一半，外头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救火车警笛声。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人从走廊口喊：“老郭，你们宿舍着火了！”

我心里一紧，几乎是三步并两步往回冲。楼道里已经被烟熏得发黑，气味让人睁不开眼。原来是小吴闯了祸，一脚把老徐的煤油炉踢翻了。煤油流得满地都是，火苗顺着油痕一点点往外窜，像是有了方向似的，烧得越发厉害。老徐和小吴顾不上锅里的饭菜，只能在烟里手忙脚乱地扑火。老薛从作业里被惊醒，来不及想太多，干脆从二楼窗口跳下去避难。

火势一时失了控，事情看着越来越严重。老徐是班长，从办公室回来时脸都白了，说领导准备给处分。这话一出来，宿舍里再次起火。

谁知没过多久，老徐又折返回来，像送信一样带来个转折——校方觉得这事一旦上报，怕被批评学生生活条件太差，影响“形象”，所以决定不追责。我们几个从劫后余生的沉默里慢慢缓过劲来，连气都不敢大声出，像是怕再吹动一丝火星。

虚惊一场。烟散了，人还在，锅灶也在。

火虽然灭了，可日子还得照旧——

饭，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

续火

多少年过去，小吴和小刘早已成了老吴和老刘。我和老孙却像把当年宿舍那点“开火基因”带进了成年世界，一路延续下来，还练出了一手像样的厨艺。记得那时他做红烧牛肉，火候和酱色都讲究得很，连空气里都是等待上桌的味道。

后来到了德国，我也把做菜的习惯续了下去。每逢朋友聚会，各家都要端出一些“祖传手艺”。鱼香肉丝少不了四川泡菜，起锅前要在汁里泡透；啤酒丸子里加蛋液一定要稀，才能嫩得像入口就化开；椒盐大虾要烤干再炸；法式大虾的灵魂全靠那层奶油蛋黄酱；蘑菇煎饼则像是从葱油饼里“借味”出来的欧式菜系。

馋，大概真是一种家族传统。那年头物资紧张，老孙的父亲竟能做出黄油牛排这样的“大菜”；而我父亲不会做，就常去馆子里打菜，还坦然承认自己钟情那些所谓的“垃圾食品”。我们都挺得意，觉得各自都养出了懂吃、会吃、也敢吃的下一代。现在轮到我的两个女儿，她们知道我们馋，逢年过节就要给我们做点好吃的，还时不时送来米其林餐券当礼物。

馋，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做菜，既是一种兴趣，也给生活增添乐趣。而饮食，则是一种跨越记忆和地域的文化。

正如法国美食家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知道你是谁。”

图文皆为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