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份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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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蔡策

制作：蔡策

图片：部分源自网络（侵删）

有些契约，不是与保险公司签的，是与自己的恐惧签的。

我曾在首都机场的柜台前，用十五分钟和十一次签名，完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谈判。对方不是任何人，是我对未来一切不确定的深深忧虑。筹码，是十一份航空意外险。

而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更早的云端，追溯到我对天空还毫无阴霾的向往。那时我第一次飞向天空，心里装的还只有星辰，与一位长辈温和的嘱咐。

当时，心里并不知道怕。

那是1983年春节前，已故的老厅办主任张纪成叫我陪同去北京，给交通部办公厅送一份全国会议的准备材料。

张主任是厅里有名的“笔杆子”，苏南无锡人，生得浓眉、中等个儿，待人接物总带着一股子读书人的儒雅气。他与我们处孙光华老处长交情甚笃，对我们这些刚进机关的年轻人，也多有照拂。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在轰鸣的引擎声中有些无措。登机后，他像是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两片口香糖，递给我一片，轻声道：“一会儿耳朵要是发胀，嚼这个管用。”

就是带着这样一份被悉心关照的安心，作为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我第一次飞向天空，心中只剩满满的好奇与激动。我紧贴着舷窗，看朵朵白云悬浮在湛蓝里，那么近，近得仿佛伸手就能触到；看地上的村庄田野缩成精致的棋盘，公路如细线，山川变沙盘；看河流在阳光下宛如发光的丝带，蜿蜒穿梭。那种挣脱大地束缚、置身云端的新奇与美妙，成为我青春记忆里一道明亮而纯粹的刻痕。

然而，这道刻痕在九年之后，被另一道更深、更暗的印记覆盖了。

1992年7月31日，一架飞机在南京机场起飞时，没能冲上天空。它冲出跑道，撞上了护堤。“7·31空难”的黑体字，从此像钉子一样楔进了我的生活。那道曾经向往天空的目光里，从此蒙上了一层难以驱散的阴影。

事故的震撼笼罩着整座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我成了单位里出名的“恐飞症”患者。每当出差名单出现我的名字，同事们总会交换一个了然的眼神——大家都知道，那个宁愿坐三十小时绿皮火车也不愿飞两小时的人，内心一定又开始打鼓了。

让我无措的是，在空难发生前，我已接到通知：八月底，要参加交通部检查组赴南方四省。深圳、广东、海南——这些名字曾如当年的云端一样令我向往，这本该是一次令人期待的旅途。然而“7·31”之后，所有关于远方的美好想象，都在现实的巨响中震碎了，只剩下一地无从收拾的阴霾。

整个八月，恐惧都在无声滋长。离出发日期越来越近，我内心的抗拒也愈发强烈。在那段情绪颇为焦躁的时日里，一次与王培河同志例行的电话工作交流中，我无意中提起了这次行程。

“南方？！”他的声音一下子明亮起来，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深圳、海南？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

还没等我接话，他紧接着说，语气诚恳而迫切：“你要是实在不想去，这个机会能不能别放弃——让我去。”

我万万没想到，那份沉甸甸压在我心头的恐惧，竟被他以如此恳切、灼热的方式，稳稳地承接了过去。王培河当时是徐州市交通局安全科的业务骨干。我们相识并走近，是因他的科长王成君与我私交甚笃。有了这层关系，我与培河之间也自然生出一份信任。我明白，他说的“想去看看”绝非客套——在那个年代，能去南方考察，对任何人都是增长见识的珍贵机遇。见他这般毫不犹豫，甚至求之不得，那困扰我多日的沉重负担，终于获得了解脱。

他出发了，带着满满的期待。回来那天，他一进办公室就径直朝我走来，整个人仿佛还带着南方的阳光与海风。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穿着一件花格子短袖衫，他坐下来，眼睛亮晶晶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你是没见到，”他语气里满是感慨，“那边同志的热情，接待得那叫一个周到！饭桌上聊的都是新想法、新路子，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脉搏。”

他喝了口茶，继续兴致勃勃：“深圳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到处是工地，塔吊林立。他们搞开发区的那股闯劲，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人触动。广州的老街巷里藏着新茶馆，人们谈生意、聊生活，空气里都是活泛的气息。”

说到海南时，他的声调变得柔和：“最难忘的是三亚的傍晚。工作结束后，当地同志带我们到海边。椰子树在晚风里轻轻摇曳，树影婆娑。我们就坐在树下，听着海浪声，聊着天。那种开放环境下长出的新生活，既有奋斗的激情，也有这样的闲适和浪漫。金色的夕阳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的，那一刻会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他讲得生动，我听得入神。那些曾因恐惧而变得灰暗的远方，在他的描述里重新鲜活、明亮起来。

然而，眼睛看见的光，照不亮心底的幽谷。别人的烟火，暖不了自己的寒冬。

从那以后，整整十年，我将自己安放进一列列绿皮火车。让那些缓慢的、铿锵的节奏，成为我唯一的远行律动。车窗外的风景连绵成一条无尽的胶片，放映着大地的褶皱与河流的走向。我在铁轨与枕木永无止境的摩擦声中，一寸一寸地，丈量着祖国的幅员，也一寸一寸地，拓印着自己恐惧的版图。

远方，在他的话语里是开放的、喷薄的。而我的远方，在那十年里，是密闭的、匀速的，是一节节铁皮车厢包裹下，一场独自进行的、漫长的陆上潜航。

直到2002年秋天，一张赴日考察的通知单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这一次，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去，必须飞。

十年积累的恐惧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出发那天，首都机场的灯光格外刺眼。我停在航空保险的柜台前。

“买一份保险。”我的声音干涩。

但一份保单的重量，能够平衡一架飞机的重量吗？

当时，一份航空意外险的赔付额是20万元人民币。在2002年，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五六年的收入。但二十万够吗？能让家人安稳地度过失去顶梁柱的漫长岁月吗？

“等等。”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买十一份。”

柜台后的年轻人猛地抬起头。在那个人均月薪不过千元的年代，十一份保单意味着二百二十万元——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难以攒下的天文数字。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一份一份地填写，我一份一份地签名。当笔尖划过第九张保单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二百二十万元，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足以让家人在任何城市买一套不错的房子，还能留下一笔可观的生活费。

这个想法让我内心片刻有了宁静。

十一张保单叠成一沓，我将它们仔细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在松手的那一刻，我清晰地听见了那叠纸坠落筒底的声音——“咚”。

轻，而重。

登机时，我的脚步不再虚浮。当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那个关于“冲出跑道”的记忆闪过脑海，但我握紧了手中的登机牌。当机头终于拉起，冲上云霄，心中涌起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平静。

我们考察团一行六人，除了我和胜武，其他几位是部里与外省来的同志。抵达日本后，当地人员领着我们，沿新干线一路前行。

名义是看路桥。于是，那些在窗外不断出现的桥，便成了行程中沉默的注脚。它们出现，掠过，消失在视野里，像一段段被具象化的“通过”。车窗外，异国的城市与乡野安静地铺展。偶尔，列车驶上长桥，下方是开阔的水域或田野，车厢里便会安静一瞬，大家各自看着，没人说话。

十天里，我们朝夕都在一起。赶路时，看窗外风景流走；停驻时，聊起天来，那些桥偶尔会成为话题的由头，但说不了太深，无非是感慨一下规模，或者设计上与国内常见的些微不同。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身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却因为身边有这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始终是踏实的。

行程结束，我们从东京成田机场飞往上海。

飞机起飞约一小时后，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空，遇到强烈气流，飞机颠簸得特别厉害。机舱内随之响起骚动与低呼，邻座的旅客面色苍白，紧紧抓住扶手。而我，却感到一种连自己都未曾预料的异常镇静。在那剧烈的颠簸中，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浮现出来：这份契约，是买对了。随即，一种深沉的疲惫与安宁漫上心头，我闭上眼睛，不再抵抗飞机的起伏，任凭身体随波逐流，意识却沉入一片黑暗的安宁之中。——那种十年未曾有过的、深沉的、安心的困意彻底笼罩了我。我沉沉睡去，直到降落时的震动才将我唤醒。

那是我人生中最香甜的一觉。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自那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只要登机，就必须把航空意外险买到当时政策允许的最高额度。这已是我飞行仪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4年包头空难后，国家出台了新规：同一航班每人最多购买两份航空意外险。从那时起，“两份”就成了我的新标准。而2002年首都机场那十一份保单的经历，也从此封存于历史之中，成了一个时代的私人注脚。

现在，偶尔必须飞行时，我仍会想起那十五分钟。那份与恐惧签下的、笨拙而厚重的契约，早已超越了其纸张与数字本身。

它让我领悟到：

人生的某些恐惧，或许能幸运地得到一次友情的豁免；但生命最深处的颤栗，其最终的安放之处，只能是自己的内心深处。

而真正的勇气，并非不知害怕，而是在战栗的那一刻，依然能冷静地计算爱的重量，并为之押上全部的保障。

那十一份保单，是我为家人绘制的安全底线，也是我与命运达成和解的凭证。它没有消除远方的风雨，但为我备好了渡河的舟楫。如今，我仍选择少乘飞机，只是那份压在心头十年的重量，已然可以安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偶尔在起飞时耳膜感到压力的瞬间，我仍会下意识地咀嚼一下——仿佛那不是生理的反应，而是一个温暖的开关，轻轻一碰，就接通了1983年那个冬日，一位长者递来口香糖时，那双带着笑意的、温和的眼睛。

原来，安全的起点，并非冰冷的计算，而是曾有人，将你的不适妥帖地放在心上。真正的安稳，或许就是在看清所有风险之后，依然能带着这份最初的觉察与最终的承担，更沉着、更宽阔地，行走在这片无常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