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北楼》，十二、远去的北楼村

澌溪河

十二. 远去的北楼村 1958年春节过后，不知怎的，我的身体特别弱，或许是回了一次呼市造成水土不服，身上长了好多小点，爷爷带着我去门东去看病。 乡政府在路北，门东诊所在政府的斜对面儿。 看完病打完针已是晌午了，爷爷带我进了路南一个饺子馆，馆子除了饺子没别的，只卖两样，一种是红薯面的，一种是白面的，一两七个，家里没钱，爷爷买了一两白的，白的是白面的，一两黑色的，黑色的是红薯面儿的。馅儿都是素的，大白菜粉条豆腐干，白的给我吃，由于生病没胃口，好像还没吃完，黑的都给了爷爷吃。 这一路上都是让爷爷背着，把爷爷累的够呛，让我自己走两步，不管爷爷生气不生气，这次我是说什么也不自己走了，估计是身体确实没劲儿了，要不以前跟着奶奶去讲礼，那么远的路而且年龄比现在还小，都是自己走的，也没让人背。 也该回呼市准备上学了，病稍好点爷爷奶奶就送我回呼市了。 六年时间里，据我爸回忆和我的记忆，来回呼和浩特有两次，一岁多我妈带着我，去了呼和浩特找我爸去了，两岁多时候要生志军了，把我又送回来了，从此就留在了北楼村，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愉快的度过了我的童年，直到快六岁又回到呼和浩特市，回来不久佩英妹妹也出生了。 第一次住呼市，是九龙湾那里的大西巷，我妈说房子很小，是一户人家的凉房，也就是柴房，家里除了锅碗瓢盆，最值钱的家具是一个装过药材的木条箱子。 有一天，我妈找不到孩子啦，“怎么回头的工夫就不见了。”我妈跟我说，边说边笑。 接着又说，有人指点说那边有个孩子，找过去发现孩子跟在一个老汉屁股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嘴里喊着：“爷爷，爷爷！” 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估计是想爷爷奶奶了，看见个老头就当成是自己的爷爷了。 那个年代养个孩子不容易，但人穷生的也多，七狼八虎的家庭很多，那时小孩儿不稀罕，否则跟着这个老头走肯定会熄火倒灶，也或许当了人家的药引子。 没两年，我就又回来老家了，又回到了北屋子和南屋子那个院子里住，找我爷和奶奶来了。这是第一次回呼市，路上没什印象。 离开安国回呼市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安国坐汽车到保定市再到北京再到呼市，另一条是从安国坐汽车到定县，然后从定县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倒车回呼和浩特，我们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 乘坐绿皮火车却是少不了的。 每次到北京都是个下午五点以后，北京的火车站当时叫永定门火车站，进出站口用木栅栏拦着，在检票口的出口，穿制服的查票员牵了个大狼狗，大狼狗蹲在旁边，眼睛珠子溜圆，一动不动看着出站的人，不信你还有敢逃票的人。 到呼和浩特需要住一宿，出站后坐上有轨电车，直往西去，大姑二姑家一个在紫竹苑，一个在五棵松那边，怎么也想不起住谁家了。 我们长大后路过北京，倒是经常住八宝山重型机床厂的大姑家。 每次来姑姑家，看到娘家来人，大姑都很高兴，不是给炖排骨就是给做红烧带鱼，那个年代可是副食品凭票供应的困难年代，谁家都不富裕，过年也不一定能吃上红烧带鱼，姑姑姑父尽其所能招待我们。 姑姑家像个托儿所，经常有小伙伴过来玩儿，我记不全那几个小丫头的名字了，有小超、小静，大英 ……，家里一天到晚的挺热闹，像个托儿所，挺温馨的一家子。 50年代，坐火车可是个遭罪的事，估计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机车，老车厢，老车站，老道轨。车葙外壳漆皮斑驳不堪，仅留些许绿的颜色。 车厢里的座位是木条坐椅，车厢也是铁条框架和木条拼的，车厢四处透风，只要车开动，铁轨摩擦声和车厢快散架的摇晃声合在一起，噪音特别大不说，车厢里空气还污浊不堪。 厕所味儿，抽烟叶子味儿，口臭，臭脚丫子味儿，北京臭豆腐酱豆腐味儿，餐车里露出来的味儿，和各种食物味儿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出京火车独特的味儿，这也是当年只有绿在皮火车里才能闻到的味儿。 刚解放，铁路老旧欠修，只要过道岔，车厢就左右晃悠，厉害时缸子里的水都能给晃荡出来，尤其是火车启动和停车那一下子，就象司机发脾气故意整蛊旅客一样，几次急刹急起让人站不稳摔倒。 车速还没老旧的嘎斯汽车快，铁路边公路上的汽车经常会超过火车，车速慢不算，停的站还密集，车刚刚起速没十分钟就要减速，没出北京市就有五六个停靠站，到了居庸关换车头，那都是后半夜的事了，永定门到呼市要一天一夜，每次下了火车，脚肿的发麻，走路都费劲。 网查五十年代北京到呼市的火车停站点有以下这些：永定门、丰台、前门、正阳门、西直门、清华、昌平、南口、康庄、新保安、宣化、张家口、天镇、阳高、大同、丰镇、新安庄、红沙壩、官村、大集、平地泉、三岔口、八苏木、十八台、马盖图、卓资山、福生庄、三道营、旗下营、陶卜齐、白塔、绥远城。 看看这个站点配置，600多公里的路，竟然有三十二个车站，多是多了点，倒也亲民，百姓们出个远门不都靠火车吗。 你还别不信，别看火车硬件不怎么样，车厢里的列车员服务比现在到位，也友善也人性的多。 　　 车开不久，在摇晃的车厢里就出现了提着开水壶的列车员，怕烫着人，开水壶套了一个棉罩，“有喝水的吗，有喝水的把缸子准备好啦。” 这一趟下来，一车厢没有三大壶拿不下来。 奶奶从包袱皮里拿出一块烙饼，还有点咸菜絲，印象中还有个咸鸡蛋，让服务员倒上一茶缸子开水，这是我在火车上吃的第一顿饭，奶奶说出门在外就该吃好点，她和爷爷也没吃那难啃的窝窝头。 每到一个大站，站台工作人员也会给旅客送开水。车里车外的铁路人都认真践行着“人民铁路爱人民”这个口号的精神。 “抬脚，把脚抬一下。”一会儿功夫扫一次地板，那个时候的旅客嗑瓜子吐皮，可没现在的人规矩，随嗑随吐地上。 “下站是下花园，下花园到啦，有下车的提前准备啦！”除了这些，还要口头报站，列车上就根本没有广播员。 每到居庸关，总是个夜间，在青龙桥段设计“人”字形轨道，換车头通过双机车牵引实现折返换向，将坡度降至千分之二十八，避免绕行延长路线，这一折腾非得有个一个小时，眯眯乎乎中，火车喘着粗气慢悠悠的开了。大约到了下花园后水车速 到了张家口，列车员会到各自的车厢外用水和拖布清理打扫车厢外壳，因为要求以崭新的面貌进入内蒙古。 车是破了点，坐的也不舒服，但是有列车服务人员们的努力，有列车员的笑容，五十年代的人民列车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以前的列车员确实辛苦，现在列车员有高科技辅助，干活轻松了，人也懒了，而且脾气也变燥了。 1958年秋季后，这是我第一次从河北老家回呼市，而后再回老家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就这几年的时间，老家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北楼生活五年左右，内蒙古十五年，广东五十多年生活，而我的生活饮食习惯几乎都是老家的口味儿和爱好，说话口音不南不北，河北保定地区口音混杂其中，爱吃烙的不爱吃蒸的，烙饼非的夹点熟肉或者其他吃……。 细数数，我爸妈自从离开老家在外定居后，他们应该是回老家最勤的，退休后就回去过四、五次，八十高龄候实在走不动了，才没回去，以后就天天就盼着老家来人。 一根亲情线，牵挂着对家乡的无尽思念。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爸妈从老家回来，都是带了几大包袱的东西，这是三姑家的，那是大舅二舅家的，我妈打开包袱一一指给我们看，花生，红枣，豆子，萝卜片，棉花套子，竟然还有大猪肘子，当然次次少不了那烧饼，熏肠和焖子。 我单独回去那次，也是这样，翻箱倒柜的找东西要给带上，只要有的，只要我提过的，就给我塞上，我直求三姑大舅二舅，饶了我吧，只给带点烧饼和熏肠就行了。 我妈管带东西叫背东西，也是，当年没有拖轮箱，包装工具都是些包袱皮，馒头包，网兜，布口袋。经常俩包系一起放肩膀上，前后各一个包，左手拿一件，右手拽一堆，我妈回家就说，累死了，下次再怎么也不带了，结果下次可能更多。 别说爸妈回家，就是孩子们单独回去临走也是搬运工。 佩英单独回家伺候爷爷二十几天，这次是从舅舅们家离开老家的。 佩英回忆起来回老家的事，仍记忆犹新，对在爷爷家的事感慨不已，这孩子受累了，也亏了是佩英，她的细心、耐心、善心、用心，让爷爷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回到舅舅们家，佩英就格呲的像当了一回格格。 佩英说，今天的饭还没吃，明天去谁家吃，大舅二舅就已经商定好了，定好走的日子，提前一晚打好了要带走的芝麻烧饼，卤上俩大猪肘子，红枣、花生、红薯片，萝卜片，只要家里有的都给准备上，左一个帆布大袋子，右一个布口袋，再卷上俩包袱皮，琳琳朗朗弄了一堆。 佩英是个把家虎，给什么带什么，小小年纪不怕麻烦不怕累，但是到了车站就麻烦了，车站检票员看着她堆着满地的口袋，一惊一乍的大声叫唤：“超重啦，超重啦，过秤过秤！” 过你个大头，在我们张佩英面前，你随便能让她多掏出俩钱出来试试！ 　　 只要来一次，走时就背走了家人的亲情，背走了对家乡的思念，背走了家乡的味道！ 坐在离家的车上，听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响声，望着车外那熟悉又不熟悉的具有河北平原特征的村子一个接一个远去，头戴白毛巾老乡的身影渐渐模糊，也把我的乡愁留下。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嚷着要媳妇，要媳妇干莫唉，做鞋，做袜啊…！“ 只有那么遥远的儿歌还依随着我而去。 几十年已过，虽物是人非，奶奶哼哼的这个儿歌声，爷爷唱的丝炫剧声，奶奶在我耳边的喃喃细语声，乡亲们的问候声，叔叔姑姑舅舅们的殷切嘱咐声，树冠上的老鸹和知了声，平原大地上咕咕鸠“咕噜咕噜”的叫声，还有那卖豆腐的“梆梆梆”的敲打声…，它们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未曾忘记，因为这是来自老家的声音，是那难忘的乡音。 嗯，还有那咣里咣当的绿皮火车声。 火车一直向西驶去，越离河北老家远，沿路越荒凉，只是个秋节，过集宁已有人穿着翻毛羊皮衣，映入眼帘的都是砂砾，土贵乌拉、白塔…，终于到了呼和浩特。 那是大跃进运动的第一年。 下了北京到呼市的火车，拖着肿了的脚，跟着爷爷奶奶先到旧城北门，再往南回小东街的家，恰遇人们拆旧城墙，拆绥远城的北门门楼，肩挑手推城墙砖，红旗招展，人声鼎沸，一派热闹景象，却从此再无缓远北门楼。 此后我又亲身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社会变迁史。 于是我写下了另一篇回忆文章《小东街旧事》。 　　 完稿于 2025年12月 * 本章节插图来自网络